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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沼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5-08 11:29:34 / 个人分类:小说

 

                   一 

路虽不算太远,骑车也就二十来分钟,可走起来却很绕脚。没有一趟直达的公共汽车,要过好几个有红绿灯的路口,要拐好几个弯,路又窄。一路上人多,车多,机关、学校的大院多,高峰时间常常交通拥堵,特别是在那些单位大院的门口;车有出的,有进的,有拐弯的,有斜插的,有打横的,谁也不让谁,结果挤作一团,就像纠缠在一起的麻绳打成的死结,谁都动弹不得。这就是吴昊天每天一定要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主要原因。骑车自由多了,任路怎么堵,只要有点空当就可以钻过去,甚至不妨闯红灯;再者,骑车不需任何花费,又可以锻炼身体。久而久之,自行车已不仅仅是代步工具,而且成了他的依靠,成了他的一部分,成了两条腿本身。只要一出门,必定要骑车。离开自行车他便寸步难行。不过,此刻吴昊天并没骑在自行车上,而是坐在一辆出租车里。他一再催促司机:“师傅,能不能再快点!”

“这已经够快的了,”司机很不耐烦。“你总不能叫我闯红灯吧?”

正值初春,春光格外明媚;微风拂面,恰如女人温柔的抚摸,叫你在慵懒中生出淡淡的困意,只想撒手各种烦扰,沉入那快慰的迷蒙里;温暖中充溢着大地回春的芬芳,爽得浸人肺腑:它来自路旁那一株株刚刚绽放的迎春与连翘;它来自柳梢头绿得正鲜的嫩叶;它来自脚下复苏的泥土;它来自每一个在街市上招摇的少女的肢体。不过,吴昊天显然无法融入这浓浓的春意。他似乎仍停留在冰封雪裹的严冬,脸上为一层阴云笼罩着,望着眼前这把他远远抛在后面的春色,一副无动于衷的漠然。他沉浸于那团阴云里,显得焦躁不安。就像预感到要发生某种不测,而又不知该如何阻止它发生一样。他能做的只有催促司机:“师傅,能再快点吗?”

司机对他的催促已不以为然,漫不经心地看着路上行人不顾红灯的警示,在他的车前面跑来跑去。他宁肯放慢速度让他们通过。一路上人车纷乱。正是午休时间,人们有的刚吃过饭出来闲逛,有的正在街头的小饭铺里用餐,其中大部分是身穿校服的中小学生和在附近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小商贩们懒洋洋地吆喝着自己三轮车上那点货色;超市门前的客流熙来攘往,自行车都摆到了马路上;行人三五成群,有的还相互拉扯着在马路上随意穿行。因为马路较窄,人们似乎便不把它当作马路了。

就在吴昊天的不住催促下,出租车司机不停地鸣着喇叭,躲闪着行人(有时不免对某个不长眼的家伙骂上一句),紧一阵慢一阵地走完了这段路,拐进了一道大门,沿着一条主路走一段,拐上一条小道,终点便映入眼帘了。吴昊天急急忙忙付了费,跳下车,奔了过去。那两扇蓝漆的大铁门紧紧地关着,像一张严守着某种承诺而拒不走漏一丝风声的嘴巴,更增添了一层午休的静谧。大铁门上画着的那光芒四射的红太阳和生长在太阳下的向日葵及花丛中翻飞的蝴蝶,都给人一种造做的天真美好之感;而这种造做的天真美好又因门上剥落的油漆和斑斑锈迹而显得面目可憎:就像一个满脸麻子的侏儒,本来已胡子拉碴,却硬要装扮出一副童趣。每当面对这两扇大门,他都不禁对关在大门里的儿子的未来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担忧。水泥门柱上挂着好几块牌子:培训这个,实验那个,又是什么基地之类,他记得送孩子来报到那天,找了半天才从一块不起眼的牌子上看到“育才小学”的字样。

此刻,他端详着这样一副门面,突然觉得门上的图案恰似一张被毁坏的孩子的脸。

 

                 

下了班刚一脱开身,吴昊天就急匆匆从办公楼上跑下来。时间已经不早了。或许学校快要下课了吧。儿子是班里个子最小的,每天放学时都走在队伍最前头。背上那个书包显得又大又沉,让他不堪重负似的,走起路来有些打晃;小脸儿上架着一副眼镜,左眼的镜片上遮了一块蓝布;大夫说他假性近视,需要治疗。每当想到儿子那背着大书包、晃里晃荡地走在放学队伍最前面的瘦小身影,吴昊天心里总涌出一股说不出的爱怜之情。总觉得自己在某方面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使孩子受了委屈,非给他以加倍关爱才能得以补偿似的。因此,在接孩子放学这件事上,他严格遵守时间。总是在打放学铃之前站到学校大门口。要是迟到了,孩子出来找不到爸爸,就会像只没头苍蝇似的四处乱窜,甚至会一个人跑到别处去玩。就发生过一次这种事:没接到孩子。差点把吴昊天两口子急疯了。

“要是没看见爸爸,你不能一个人到处乱跑,听见没有!”当爸的一再嘱咐说。“跟老师回到学校里,老老实实等着。”

“没事!我都六岁了,自己能找到家!”小家伙不服气,拿出一副长大了的样子。“我们老师说要锻炼得勇敢点,要学会独立做事情。”

“不行!”当妈的说。“路上那么乱,叫车碰着怎么办?叫人贩子拐走了怎么办?”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这种事就在他们周围实实在在发生过,并不新鲜。他们不敢有一次放松。本来中午不接孩子,他在学校吃午饭。不过,今天下午吴昊天要带孩子去看眼睛,他跟大夫约好了的。

 

吴昊天从林社长的办公室出来时已差不多快十一点半了。他急忙跑到办公楼前的自行车棚,找到自己的自行车,习惯地把手伸进裤兜里去掏车钥匙,没有。又翻另一个口袋,也没有。浑身上下衣袋里都翻遍了,还是没有。心里禁不住起急。极力回想早上锁车时的情景,可什么也想不起来,就跟没那回事似的。日复一日的重复,锁车早已成为一种下意识动作,根本不会在头脑里留下任何明晰印象。没时间回想,返身向楼上跑去。或许忘在办公室了。

编辑室主任于丽娜正在吃着她那由一片面包一杯酸奶加一个苹果构成的减肥午餐,一边随意地翻看着报纸。她从由书稿、杂志及各种参考书构筑起的掩体中抬起头,漫不经心地对急匆匆闯进来的吴昊天说:“怎么又回来了?”

“车钥匙没有了。你看见我的车钥匙了吗?”他一边忙三火四地在自己办公桌上那堆东西里翻找一边问。“黄铜的钥匙,拴着一个红灯笼坠儿?”

“我上哪儿看见你的车钥匙去呀!”于丽娜嘴里含着吸管,眼睛盯着报纸说。

吴昊天把办公桌里外翻找了好几遍,又冲出了办公室。或许掉在社长的办公室里了。他刚跟社长谈完话出来,决不想再进去,不过还是硬着头皮去敲了门。社长还没走,正埋头批阅文件。吴昊天说明来意,就在刚才坐过的沙发上找了起来。他掀起沙发垫子,撅起屁股往沙发底下探,甚至在社长周围转了两圈(因为他刚才伏身在社长身旁看过一张工作量统计报表)。他致过歉后急忙溜了出来。或许掉落在楼道里了。他低着头,把刚走过的路线搜寻了一遍,最后又回到了自行车棚,看着自己的自行车一筹莫展。他急得抓耳挠腮地直转磨,不禁愤恨地朝车锁踹了一脚。实在不行就得撬开了。可大中午的,到哪儿去找工具呢?

“那是你的车呀?”突然有人说话了。

吴昊天扭头一看,原来是保卫处治安科刘科长。他正打车棚旁的小道上走过,向办公楼大门走去。

“跟我来吧!”刘科长头也没回地说。

吴昊天眼前呼啦一亮,心里全明白了。

 

                  

他跟刘科长并不熟,仅仅是点头之交。因此,在一个办公楼里工作了这么多年,一直不清楚他叫刘什么,只听同事们(无论是上级还是下级,年长的还是年少的)一律叫他大刘。大刘是个复员军人,四十开外的年纪;小平头总是理得整整齐齐,显得有楞有角(这种发式可不是对时髦的刻意追求,而是脑袋的天然形状使然);一双眼睛总是充满警觉的神色,看人时直愣愣的,给人一种一往无前决不退让的气势;中等身材,肩宽背厚,走起路来步履稳健,坚实有力。

刘科长也算得上是这座机关大院里的名人。别看他官不大,管的事情可不少。一句话,但凡关系到本大院安危冷暖的,一律在他的统辖之下:防火防盗,交通安全,外来人员的注册登记及出入车辆的管理等等。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每天早上站在大院门口值勤:督促机动车辆慢行(外单位车辆此时禁止入内,过了这段高峰时间方可放行);督促骑自行车的人进门下车(这一项似乎比前一项艰巨得多)。尽管大门口明晃晃地立着一块“请出入下车”的提示牌,还是有好些人(包括极个别的领导干部)不自觉。他们娴熟地绕过那块牌子,毫无顾忌地轧过横在大门下的那条由铁管子焊接成的障碍物,任其发出哐啷哐啷两声山响,直接闯进门来。刘科长对这些家伙极看不顺眼。他对这些人都一视同仁。不管你是什么官,是男女老少,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本大院也算是个外事单位,经常有老外出入),他都会冲你伸出手,食指点着地叫到:“下车!下车!你也不嫌硌屁股!”在他眼里,那条铁管子就是规章制度,是秩序,甚至是法律。它要求于人们的是服从和尊重。对它的碾轧,无异于对法律和秩序的践踏,是不能容忍的。当然,各级领导,还有上了年纪的人和妇女们,都能做到进门下车;推着自行车迈过那道“铁门神”,然后再骑上,对它显得恭恭敬敬。就是那些年轻气盛的毛头小伙子总是充愣,进门时不管不顾的,咯噔咯噔颠两下根本不在乎,任那条铁杠子哐啷啷山响。刘科长就把他们叫住,毫不留情地训上一通。挨他训是件很不愉快的事,刘科长不仅跟你讲道理,更会损人,有些话讲得叫你很下不来台。也许正因为如此吧,只要他往大门口一站,进门不下车的事几乎是没有的。久而久之,让他觉得人们遵守这项规章已成为了一种自觉行为。有时他倒要测试一下这种自觉行为的可靠性到底有多大。他便躲在一个隐蔽的角落里观察门口的情况。测试的结果不容乐观:有很多人一见他不在,便原形毕露了,其中不乏领导干部,尽管有门卫在执行监督。有的人不下车倒也罢了,却还要做出下车的样子,把屁股马马虎虎抬一抬就算完事;更有甚者,抬屁股的同时竟放出屁来。刘科长把这种假模假势的进门下车叫作行“屁股礼”。这不仅是对法规的践踏,而是一种挑衅和侮辱了。这让刘科长深深感叹人身上奴性的可悲。对这些奴性十足的家伙,只有加大执法力度,才能使他们变得自觉。他便突然从藏身之处跳出来,予以迎头痛击。吴昊天就由于行这种“屁股礼”被刘科长抓获,挨过无情训斥,因此也给刘科长留下了不良印象。他就像一只深算多谋的老猫戏弄一群馋嘴又不长记性的老鼠一样,几乎回回得手。不过人毕竟不是老鼠,在被涮过几次之后,这群鼠辈便知道那只可恶的“老猫”就在附近潜伏着,正伺机向自己扑来,于是都变得乖觉起来。这正是刘科长所预期的效果,也是他的业绩之一:人们遵守规章制度的自觉意识有所增强。由于刘科长铁面无私卓有成效的工作,多次得到大院领导的表彰。

 

早上值过勤后,刘科长便开始执行下一项任务,带着仨俩保安到大院各处去巡视。大院面积比较大,大院里还套着几家小院;围墙多,犄角旮旯多,树高草密,容易隐藏安全隐患。一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上前盘查。有一段时间,几座办公楼里连续发生财物被盗案,包括外国专家公寓和一处驻华代办机构。这可是要造成国际影响的。这件事引起了有关上级领导的极大重视,责令他们加强防范,严禁此类案件再度发生。白日里的巡视仅仅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更主要的是加强了夜里的警戒。夜里巡逻刘科长本来是可以不必亲自上阵的,安排手下的保安人员去执行就可以了,有情况打电话找他。不过,为确保安全,他隔三差五地值一回夜班。似乎刘科长具有相当的震慑力,加强了夜里的巡逻后,犯罪分子都不敢来了。因此,他们一个真正的罪犯也没抓到过。有时倒是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人和事。

有一天半夜,他们巡逻到花房附近时,听到一个堆放花盆、铁锹等杂物的仓库里有异常的响动。他们悄悄摸过去,听到一阵暗中的扭打和压抑的喘息声。刘科长一脚踢开那扇歪斜的木板门,领头闯了进去。几道雪亮的手电筒光柱同时直逼目标。他们都惊住了:一对男女倒在铺得厚厚的草帘子上相互紧紧缠绕着,正云雨情浓。说不清为什么,他们身下那沓草帘子给刘科长心里留下了一种瘙痒感,就像患上了顽固的风疹似的,长久地骚扰着他。“妈的!还铺上了草帘子!”不定什么时候那草帘子就会打记忆深处冒出来,让他骚动一阵,叫他不得安宁。那草帘子是用来遮盖温室大棚的,怎么跟男女偷欢之事产生了千丝万缕的瓜葛,他有点想不明白。有一次,他按捺不住,特地到花房去,把草帘子一层一层地铺在一起,躺上去感觉了一下,暄暄的暖暖的,的确舒服,但却伴随着一阵不安的骚动,令他愤怒。这愤怒之情同雪亮的手电筒的光柱一起倾注在那个男人光溜溜的大白屁股上和缠绕在他腰间那两条穿着黑丝袜的女人的大腿上。

“那男的还知道用衣服给那女的遮着。啊!你说他妈的,怪不怪!”每每作为谈资向人说起这个段子时,刘科长总忘不了强调一下这个细节,似乎这是尤为让他感到愤怒的地方。

这对男女被带到治安办公室受审。女的一直用双手捂着脸,一声不吭;男的则一口咬定他们是恋人,至于身份之类拒不交代。刘科长凭多年的经验,一眼就看出其中有鬼。事关大院风纪与安危,定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不可。对付这种小白脸儿,他自有一套。于是他威胁说,他们不交代也行,那就按卖淫嫖娼,移交公安机关处理。就这一句话,那小白脸儿就绷不住了。原来,他是隔壁轻工业学院的教师,女的是外地来京进修的学生。看到这个大院环境优美,又清静,便时常来这里幽会。今晚一时冲动,便躲进花棚里真刀真枪实地操练起来。他一再低三下四地恳求刘科长高抬贵手,千万别张扬出去,他可是拉家带口的人,不为他着想也得考虑考虑他老婆孩子呀!甚至不惜流下了几滴眼泪。这反倒叫刘科长搓火,心说:“就你这龟孙似的怂样还他妈的搞女人?你有什么资格向我提出要求?”第二天他就一个电话打到轻工业学院相关领导那里,本着弘扬正气、尊师重教的精神,向校方反映了情况。讲述事情经过时,他连草帘子及男的如何替女的遮掩等细节都没放过。他希望校方对该教师进行师德教育,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那小白脸的下场自不必说。

类似的事情刘科长碰到过不少。鉴于他在本职工作中的突出表现,他几乎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或优秀保卫干事一类的模范人物。不过,他所希求的并不是这种精神奖励(有时也外带一定的物质鼓励)。他有更高远的人生目标和追求。他并不甘心一辈子做个小科长,他想做到副处长、处长、局长、乃至于……那似乎是一条前途无限光明的金光大道,然而却又凶险难测,荆棘丛生。但他并不畏惧,他仍执着地追求着。然而上司们似乎并不明白他的一片苦心,只是一再授予他各种荣誉称号,就像是不住地给一个饿得大哭的孩子填塞安慰奶嘴儿。不管怎么填,肚子一直是饿着的。刘科长早已品出了那安慰奶嘴儿的滋味,心中虽愤懑不平:“妈的,光拿几张破奖状填糊我!”脸上仍做出满足状。他并不气馁,始终勤勤恳恳地经营着自己那两亩三分地,耐心地等待着。他相信老天有眼。那只眼终有一天会睁开,看到他的一片苦心,并为之所动。

 

                 

刘科长看见吴昊天踹自行车时,刚巡视完回来。

治安科的办公室在一层,尽把楼门口。刘科长一边掏钥匙开门一边问:“知道我干吗叫你来?”。

“知道!”吴昊天跟着刘科长的屁股后进了屋。“我的车钥匙忘在车锁上了,没拔下来。”他一琢磨,准是这么回事。都好几回了,车钥匙哪儿都找不着,到楼下一看,在车上挂着呢。也邪了,自行车就是没丢。每回他都感到庆幸。

“你还知道哇!”刘科长说。“就你那自行车特殊。瞧你放那地方!别人的自行车都摆得整整齐齐的,你可倒好,往树上一靠,单论。你这一单论不要紧,差点扣我们的分。好几天全白忙活了。还是我们小赵看见了,把你的车摆好,把你的钥匙拔下来,收了起来。要不非叫人骑走了不可。”

“对不起!对不起!多谢!多谢!”吴昊天又是点头又是哈腰。

吴昊天这才想起来,今天是市综合治理检查团来检查评比的日子。既然是综合,内容自然是多方面的:环境卫生,院容院貌,工作秩序,交通治安……手可触,目所及,几乎无所不包。任务一个多星期前就布置下来了。为迎接检查团的到来,大院里上上下下全体行动起来搞卫生,整治环境。擦窗户、抹玻璃、清理办公室;必须做到窗明几净,地面无尘,桌面干净整洁,不必要的东西全都拿掉;特别是门框上及柜顶得照顾到。据说,检查团的大人们都个个戴着雪白的手套,专往你意想不到的死角里下手。只要手套上一带灰,你的卫生就算不合格。为此,各单位各部门都没少下工夫。吴昊天他们办公室在室主任于丽娜的带领下,依靠集体的智慧来思考办公室里可能存在的卫生死角究竟应在何处。别人想不到的你先想到了,这就胜人一筹。令他们犯愁的是每人桌上那堆得小山似的参考书、资料什么的没处放;一商量,决定先放在桌子底下(只好委屈一下两条腿了),等检查完再拿出来。

厕所里的面貌更是焕然一新,大小便池全部用盐酸刷洗一新,光洁亮泽;并置放了芳香球,令人呼吸顺畅,清新宜人;管保戴白手套的大人们随便摸,也带不上一点异味(为此,大院领导号召大家在检察团到来之前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厕所)

楼外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整修了道路,修剪了树篱,铺了草坪,摆放了花坛,粉刷了布告栏及阅报栏,不宜展示出的人与物都不见的踪影,加强了对各大门口出入人员及车辆的监督和重点区域的警戒。一时间,大家都感谢起检查团来;要不是他们的光临,我们怎么能拥有这么一个良好舒适的工作环境呢?一切齐备之后,你便看到了路两旁招展的彩旗,及横在路上方的巨大条幅:热烈欢迎市领导光临指导!红底白字,分外醒目。

另外一种景观就是各办公楼前面的自行车。只要一见到那些自行车摆得齐刷刷的,像是要接受中央首长检阅的仪仗队似的,你就知道准是又有什么什么检查的来了。摆自行车也算是刘科长的一个绝活。自行车都是头顶头,屁股冲外,由大到小摆两排;然后用一根皮尺吊横线,均以后轮取齐。自行车经他这么一摆,真就显示出一种仪仗队的风采,仿佛一声号令就能齐刷刷地迈开正步走起来。一有什么检查,刘科长就会使出这手绝活,令检查团的领导们赏心悦目,给大院增光添彩。由于他自行车摆得好,深得大院领导的赏识。

 

今天早上他刚带人把自行车摆好,一转身的工夫,就见大树底下孤零零地戳了那么一辆,就像一个开小差的士兵郎当在一边,与整体那种紧张严肃的气氛极不和谐。说起这事,刘科长就气的慌。

“真该叫人把你的车给骑走,好好给你一个教训。”刘科长一边不紧不慢地四处踅摸着一边说。其实那把拴着红灯笼坠儿的车钥匙就在他口袋里揣着呢,小赵早上交给他的。不过,他还不想马上还给车主,就像他说的那样,他要好好教训教训他。

“别介呀,大刘!那样的话我就谢不着您了不是!”吴昊天已经等不及了,恨不得马上拿了车钥匙走人。可是又不好紧催。人家不是在给你找吗?马上就会找到的。他有意把语调放得亲切而随意,并像其他人那样称呼他大刘。他从未称呼过他大刘,这是第一次。他不知道称呼他什么好:刘科长?刘先生?刘同志?都够别扭的,似乎从没有人这样叫过他。只有大刘。不过这一称呼对吴昊天来说显得过于亲切,就像一大块油炸年糕糊在嘴里,叫他感到腻口。因此,“大刘”两个字说得有点含混。

“最近,咱们大院里连续发生了几起自行车被盗案,都没破呢。”刘科长在办公桌上踅摸着。“要不是我们小赵看见了,这准保又是一起。最近咱们大院里可不太平啊!”

吴昊天又是一阵小鸡啄米似的称谢。

说实话,他有点憷刘科长。有一回他骑车带着老婆闯红灯,正闯到警察的眼皮底下。警察一张罚单告到了单位,他被刘科长叫去好一顿训,说他破坏了单位与市交管部门达成的一个什么协议,损毁了单位好不容易才在社会上树立起的交通模范的形象,罚款一百元。任他怎么说好话、陪笑脸都没用。刘科长就认为他是明知故犯,不罚款不足以见实效。的确,刘科长在这方面没少做工作,动不动就给大家进行一次交通法规的普法教育。方式也很独特:把与大家密切相关的一些交通法规方面的知识以问答题或填空的形式印成试卷,发下去对大家进行测试。有人会说,工作这么忙,谁有时间背那些条文?没关系,刘科长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标准答案同试卷一起发给大家,只要照抄一份(字迹要工整、清晰,一律用钢笔或签字笔填写),就算考试通过。为了调动大家答题的积极性,凡考试通过者,均可得到一袋洗衣粉作为奖励。常常是一大袋优惠装,半年都用不完,可实惠了。于是大家争相参加交通法规的考试。就是这样,还是有人违反交通规则,往单位脸上抹黑,刘科长能不生气吗?一经抓获,决不轻饶。那次罚款给吴昊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唉!这小赵把车钥匙放哪儿去了?”刘科长开始拉开抽屉找。

“小赵去哪儿了?”吴昊天急忙问。

“他上区里开安全防火会议去了。”

“能放哪儿呢?”吴昊天也跟着翻找起来。

他们的办公桌上简单多了,不像编辑室的桌上东西那么多那么乱。这也许就是刘科长的工作风格:整洁有序。靠墙并排摆了两张三屉桌,桌上的书挡中间夹着一些法规、文件和红头白皮的学习材料之类的书;最厚的一本是老版的《中小学生新华字典》,书脊已经开裂;旁边是一个陶瓷笔筒,是那种旅游名胜出产的货色,上面彩绘着几位我国历史上公认的明君的画像,每位旁边都题了一首赞美诗,名之曰“帝王谱”;笔筒里插了几管毛笔(刘科长爱好书法)和一些看起来已废旧的钢笔圆珠笔;笔筒旁并排放着两个文档盒,里面插着几本塑料皮的记事簿,用鞋带扎着;一个烟灰缸和一个结满茶垢的玻璃瓶;在写字台上方的墙上伸手可及的位置,挂着一排钥匙(吴昊天一进屋就看见了,那显然不是私人物品,而是与大院里某些至关重要的门有关);钥匙上方挂着一个条幅,上面写着“开拓进取,务真求实”,大概就是出自刘科长的手笔;条幅旁边是一排奖状,显示着刘科长的工作业绩。

“喂!我说,你别乱动行不行!”刘科长气哼哼地说。“我都没找到,你能找到?”

“那怎么办?”吴昊天绷不住了。

“我这不给你找呢吗?说不定小赵给锁到柜子里了,你等一会儿吧。”

“小赵什么时候能回来?”

“都中午了,也该回来了。你等一会儿吧!”

“问题是我等不了,我马上就得走。”吴昊天急赤白脸地说,不住地看手表。儿子那背着大书包的瘦小身影又出现在眼前:他已经走出校门了吧?他正在四处寻找爸爸吧?找不到爸爸又在东游西逛了吧?“你可当心点啊,别出什么闪失!”临出差前,老婆的再三叮嘱又在耳边回响起来。自从上次出了那档子事,老婆对他总是不放心。“没事,能出什么闪失?”他拍着胸脯下了保证。“你别老是迷迷糊糊的,机灵点!”老婆警告说。看来老婆说得没错,眼下这不就……吴昊天一时感到心急如焚。

“这叫什么事啊!你们做好事也不能耽误别人的事呀!这不是把好事变成坏事了吗?”

“怎么着!”一听这话,刘科长那张冷脸当时就撂下来了,哐当一声把抽屉狠狠地推进去。直起腰,竖起两道浓眉,眼睛瞪得溜圆。“照你这么说,我们是在干坏事喽!”

“我没说你们在干坏事。我是说你们这种做事方式不得当。本来一片好心,反倒帮了倒忙。这种事还是不做的好。要不是你们这片好心,我早就骑上车走了,一切都很正常。”

“要不是我们这片好心,你的自行车早就见鬼去了。你还能看见它?”

“那可不见得!我的车钥匙忘在锁上也不是一次两次了,都没事。怎么单单这次就一定会丢车?”

刘科长一时语塞,顿住了。他没想到吴昊天来这么一句,心说:这混帐东西,怎么这么不知好歹,你为他做了好事,反被他反咬一口。这车钥匙没给他还真对了。一直压在心底那股火立时撺上心头,便怒气冲冲地说:“怎么不会丢?什么时候会丢,什么时候不会丢这我比你清楚。再说,就你那辆破车,丢不丢并不重要,关键是你这种态度,十分要可恶!我们不图你的感激,可你把我们这点好心当成驴肝肺,你说这合情理吗?有你这么不知好歹的人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吴昊天连忙把口气缓和下来。毕竟车钥匙还在人家手里捏着呢。“我是说一个自行车钥匙,又不是什么贵重物品,没必要把它锁起来。”

“锁起来是应该的!这是一种对工作负责任的态度。随便扔到桌子上,没了怎么办?我们这里整天人来人往,这么乱?那才叫把好事办成坏事了呢。”

一句话把吴昊天噎得牙口无言。

 

                 

要是他现在马上放弃骑自行车的念头,到街上打辆车去接孩子,也许一切都还来得及,后来那场惨剧就不会发生。事后吴昊天回想起这一时刻来,总不免悔恨得肝肠寸断,禁不住捶着自己的脑袋大骂:“我怎么这么糊涂哇!我怎么这么愚蠢啊!”不过,悔恨之中却包含一团巨大的疑惑和不解:这灾祸怎么恰巧就在这时候降临到他头上呢?这怎么可能?他甚至有种如在梦中之感,他长久地沉浸在这种恶梦一般的情绪里,不愿醒来。这是某种必然呢,还是偶然?于是他便陷入了那种要是我不怎么样怎么样就不会怎么样怎么样一长串徒劳的推论的链环之中,难以自拔。最后他不得不遁入宿命论中,以寻求解脱。

“这都是命啊!”当好心的人们试图宽慰他时,他总无奈地说。“命该如此!”

 

或许他的生活过于依赖自行车了。这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更是一种心理状态。吴昊天对生活没有太多的奢望;名誉地位,生官发财之类都与他毫不相干;因此,人世间那些你争我夺,威逼利诱,欺诈压迫都不能令他忍受。他只想通过自己的工作求得一份温饱。别太紧张,别太劳累,安宁一些,平淡一些,甚至自由散漫一些;顺顺当当地把孩子养大成人。只要能这样,他便知足了。自行车恰好契合了这样一种生活理想。它的便捷、自如、悠闲,经济,几乎各方面都为吴昊天的生活提供了支持和保障。他有时跟人开玩笑说:“我的生活是建立在自行车的两个轮子上的。”这么说并不过分,它就像一叶小舟,承载着一颗散淡的心,在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的喧器与躁动的浪潮之上,散漫而随意地漂游着。

 

那天中午他的自行车被刘科长剥夺了,突然使他陷入一种困境。他感到就像陷入了一潭烂泥里一样,只管挣扎却难以脱身。对自行车的强烈需求把他羁留在那里:他不仅上下班骑自行车,接送孩子上学要骑自行车,下午带孩子去医院也是要骑自行车的。没自行车怎么去?再回来取一趟吗?多麻烦!还不如多等一会儿,一下取走算了。他可不想回来再谢一次刘科长。同时,对孩子的担心又在迫使他赶快离去,不能再多耽搁一分钟。这两股力量在他身上发生了激烈的交战,向两边撕裂着他。就在这时,刘科长的一粒定心丸决了胜负。刘科长让他看到了希望,并且他对刘科长也寄托了希望。糟糕就糟糕在这一点上了。他事后大骂自己糊涂、愚蠢,大概就是指这一点吧。似乎“寄托便意味着葬送”这句至理名言在他身上得到了印证。

刘科长知道他急着去接孩子,也并不想耽误他的事,所以已经呼过小赵两次了,还加了急,并解释说,小赵肯定在路上呢,要不了几分钟就能赶到,让他再耐心等一会儿。他还宽慰他说:“接孩子急什么?早一会儿晚一会儿不碍事,都上小学了!现在的孩子都娇惯得厉害,不能受一点委屈。这正好是个机会,叫他经受一次锻炼。”刘科长觉得自己占了上风,心头那股火气早已平息下去,语气中充满了真挚与关切。

这话说得中听多了。不错!能出什么事呢?他们夫妻俩不是一再叮嘱孩子,万一见不到爸爸来接,一定不要一个人乱跑,回到学校传达室等着吗?老师不也是这样嘱咐学生的吗?老师会把没人来接的学生领到传达室的。这也是常有的事。那就叫他在传达室等一会儿好了。他看了一下手表,快十二点半了,孩子多半已在传达室里等着了。他在心里说:“孩子,再稍微等一会儿,爸爸马上去接你。”好像他能听见似的。

说来也怪,此刻,他那原本焦急的心情反倒平静下来。

 

                

刘科长对傻呆呆站在办公桌前瞪着墙上那张条幅的吴昊天说:“坐下等,踏踏实实的。”

“没事,不累!整天净坐着了。”他嘴上这么说,可还是像给施了魔法似的,顺从地在椅子上坐下来。

“今天这事全怪你自己,你好好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刘科长说。“别人把自行车摆得好好的,就你,来了往边上一靠,单不棱登的,跟整体那么不和谐,把那种步调一致井然有序的美感全给破坏了。虽说现在不再强调集体主义观念了,可你至少要顾全大局吧?至少要尊重别人的劳动吧?”

“是!是!”吴昊天点头应和着。“早上来的时候有点着急,没顾得上那么多。”

他知道这句辩解根本站不住脚,不过却是句大实话。他早上来上班时有些迟到了。这位林社长是他们外编局里新任命的。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嘛。这位新社长近几天正在放火:整饬工作纪律,记考勤。迟到了要扣钱的。据说还要搞打卡制,实行公司化管理。一时间闹得全社上下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一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己方便,要多为别人着想。”刘科长语重心长地说。“你不是一个人生活在一个荒岛上,爱怎么耍就怎么耍。你是生活在一个社会当中,你离不开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也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国家是个大社会,我们的工作单位就是个小社会。是不是这么个理儿?你的一言一行都是要对社会产生影响的。你要是言行不当,就会给社会造成损害。重则影响到国家利益,轻则影响到单位的形象,特别是像我们这样一个外事单位。所以,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你个人的事。比如说吧,我们的一个运动健儿在奥运会上拿了金牌,他会感到一种无上的荣耀。他为什么会感到这种荣耀呢?仅仅是他个人的吗?决不是!因为他背后有我们整个国家。是因为他给我们国家增了光,所以他个人的荣耀才显现出无上的价值。这是一种辩证关系。同样道理,我们单位在这次全市综合治理评比中获得好成绩,你不感到光荣吗?你把自行车摆放整齐了,这光荣里不也有你一份功劳吗?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我们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我们国家和单位的利益。国家和单位繁荣兴旺了,我们个人才会从中受益。因此,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无论对他人还是对社会,都应该怀有一种感恩情怀。别人为你做了一件好事,哪怕一点点好事,你都应该心怀感激,并想到要回报。一个真正怀有感恩情怀的人,才是一个充实而幸福的人。怀有这种情怀的人多了,那就说明我们的社会发展进步了,我们的生活也就变得更加美好。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要都像你似的,只图自己方便,想怎么来就怎么来,别人帮了你,你不但不感激,还指责人家帮倒忙,做了坏事。你这不是不知好歹吗?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这么混呢?要都像你这么混起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成什么样了?那不……那不成了一个好坏不分、香臭不辨的烂泥沆了?你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

刘科长这一席话,字字句句敲在吴昊天的心坎上,越发让他感到慌恐不安。本来吴昊天一上午就没得安生。新上任的社长刚跟他谈过话。先是招集编辑室主任一级的领导开的会。会一散,于丽娜回到办公室就叨咕开了:“就我们编辑室没完成定额,我们编辑室就小吴没完成定额。一个人拖了整个编辑室的后腿。一个大老爷们还不顶一个女人。”她声明,最后这句话是她转述新社长对他的评价,一字不差。这句话很刺人,叫他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觉得新上任的领导可能不了解情况,有必要跟他解释清楚。他们一编室一共四个编辑,除了编辑室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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