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官遇到医生

                                              一

高明德不相信红包。

他岂止是不相信；他对红包这东西怀着一种反感。他拒绝收受红包，更不喜欢送红包，以至于连过年过节送给晚辈们的压岁钱也一起厌恶了。他的侄子、侄女、外甥（包括他自己的儿子）从不记得从他那儿得到过这份洋溢着红火喜庆气氛的新年礼物。有那么一两回，他老婆把包好的钱放在他手里，说：“等孩子们给你拜了年，你把这钱分给他们。过节了，你作为长辈，总得表示表示呀！”

“我不送！”他把手一抖搂，那几包钱都撒到地上，好像那红鲜鲜的纸袋是烧红了的铁片似的。“送这玩意干啥？你爱送你送！”

“你有病啊！”老婆责怪说。“你不送就不送，干吗往地上扔啊！”

老婆知道他这毛病，家里也便形成了一个惯例：每年送压岁钱都是她的事。

根究起来，高明德对红包这种高度敏感，很可能源自于他作为法官这样一种身份；这种身份使他形成了这样一种职业心理；这种职业心理又由公共生活领域侵入到了私人生活领域所致。

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得到，当他母亲从胸外科的住院部病床上探起身，伏在他耳旁小声说：“明德呀，我们是不是也该送了？”时，他心理是一种什么感受，脸上又是一种什么表情。

 

                                                                    二

高明德的母亲因肺癌住进了医院。

高明德的脾气是万事不求人（当然也不希望别人求自己），有多大本事办多大事；这样做人很清爽，谁也不欠谁的，省得跟这个那个老有一些扯不平的恩恩怨怨。老婆正好和他相反：一有什么事首先想到的是找谁谁谁。这次一听说婆婆要住院，她张口就说：“找陆天一呀！”

陆天一是她大学同学的老公，胸外科主任医师，教授，已小有名气，称得上是医院里的一把刀；据说“刀功”已十分了得。高明德和陆天一在老婆们同学的聚会上见过两面，彼此都十分客气，礼数有加。这次母亲要住院，一听老婆说要找他，高明德就来气了。

“找他干啥！这么大个北京，就他一个夫啊？”

他顶不喜欢老婆那一套；在这类问题上，两口子总是拧着。没想到第二天晚上一下班，老婆就对他说：“我已经联系好了，你直接去找他就行了。”

高明德火又上来了：“你说你嘴怎么就这么快呢？我不是说不找他了吗？”

“你就低一回你那颗高贵的头吧！”她说。“这可不像别的事，是做手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找个知近的人，心里踏实。”

“看个病有什么不踏实的？就他会做手术，别人都不会是怎么的？”

“你拉倒吧！我保证人家不求你办事，行了吧！瞧你这小心眼！”

老婆一语中的。就这一句话，高明德当时就熄了火。

事实证明，老婆的做法是英明的。从住院到做检查到确定手术时间，仅用了一个星期。要不是有了陆天一这一内部关系，别说手术，恐怕连医院的门还没迈进去呢。瞧瞧那躺得满走廊的等待手术的患者，你得到的答复只有一个字：等！等到什么时候去？不知道。

当高明德帮母亲拿着包拎着东西，陪她走进胸外科病房时，满走廊的眼睛都向他们投来羡妒甚或是嫉恨的目光。他们还听到了背后传来小声的议论：“这肯定是有人。没人能这么快？”知道是陆教授接收的病人，连护工也显得格外亲热；她一边麻利地换着床单被罩一边搭着话：“大娘，有啥事您尽管说话。”

“怎么样！有人就是好办事。”老婆得意地说。“陆天一真肯帮忙啊！回头得好好谢谢人家。”

 

                                                  三

母亲提到的给医生送红包之事，并非空穴来风。只要患者一住院，同病房的病友相互一通气，便全都清楚了。准备做手术的向已做过手术的咨询；做过手术的向正准备做手术的传授，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口传心授的惯例和传统，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绵延不绝，以至于无穷。

关于给医生送红包，高明德早有所耳闻，可从未亲身经历过。但身为法官，司法界的红包他是体会太深了。他发现了一种怪现象：红包无一不是脸上一边笑着心里一边骂着送出的。医界红包的情形也莫不如此，那神气，仿佛他们在病中又遭了劫；一个个怨声载道。高明德就不以为然，觉得这都是患者自找的：谁也没逼着你送，何必送过后又满腹牢骚？要搁他，他就不送。反过来说，医生也有责任；人家送你就收啊？要都自律一些，这股风也刮不起来。作为法官，他觉得自己这方面就做得挺好；不管什么来路的红包，一概拒之门外；要是遇到那种纠缠不休的，他就把“包公脸”往下一抹，来个六亲不认，问题便迎刃而解。他不想贪人这点便宜，背地里遭人骂。一切都公事公办，清清爽爽。

不过，当母亲跟他提起这事后，他心里一时有些乱，也有点好奇，便跟母亲同病房的病友聊起来。母亲对床的患者是个中年妇女，一个机关干部，刚刚做完手术，浑身插满了管子，躺在床上不能动；她丈夫天天来护理。

“你们送了吗？”高明德问那位丈夫。

“当然送了！”他说，“还能不送！”

“怎么个送法？”

“主刀大夫送一千，麻醉师送五百。”那双绿豆眼在厚厚的镜片后面淡淡地笑着，一副很老道的样子。“副主刀嘛，我们没送。”

“这个价钱是固定的吗？”

“我也是听人说的，大概就这个数吧。多少你自己掌握呗。反正不能太少了，既然送一回，也不在那几百块，还不送个踏实？”

“是不是找了关系的，这红包就不用送了？”

“有关系也得送。”这时躺在里边靠窗的床位上的一位年轻姑娘说话了。“陆教授还是我大表舅呢，不是照样得送？”

“你也是陆教授给做的呀？”高明德转头问道。

“是啊！”

“有没有不送的？”他又问，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想过不送吗？”

“不送？”年轻姑娘笑笑，摇了摇头。

“不送？”那位眼镜丈夫反问道，脸上那副老道变成了困惑。“谁敢不送？”

“不送又能怎样？”高明德追问道。

“别人都送了，就你不送？”那位丈夫苦苦思索着这道难题。“那就难说了。该割的不割，不该割的给你乱割一气，你知道啊？”

“这是真的！”邻床的一位大妈说。“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做胰腺癌手术，主刀大夫嫌送的少了，就没给切净，留了一点。结果一下子扩散了，不到一年人就没了。”

“你们怎么知道大夫没给切净，还留了一点？”

“后来人家专家这么分析的。”大妈一本正经地说，就好像她自己就是专家。“人说他早期发现，即使不做手术再撑几年也没问题；但是一旦手术，如果做不干净，就会发展特别快。”

“兴许是一次失误呢；或者是大夫技术水平不行？”

“哟！那大夫技术特棒！那晚期的都找他做，都特成功。一个早期的做不好？谁信啊？人说就是嫌没送够。”

“完全是无稽之谈！”高明德说。

可就是这场无稽之谈，就像一根搅粪棍，在一桶清水中搅了几下，给他那原本清醒的意识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是他所没有想到的。

 

                                                    四

“明德呀，咱也送了吧！”母亲说。

“我心里堵得慌！妈，你说咱凭什么给他送钱？”

“哎呀，现在就这世道，你就别较这真儿了。”

“不送！”他咬着牙说。

“明德呀，说实话，妈心里很害怕。”

母亲的话让他心里一阵拔凉，望着母亲那恳求的目光，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吧，我回去跟敏珍商量商量；咱们是找了人的，看这种情况要不要送。”

回到家，高明德把这种情况跟老婆说了。

“那得送啊！”她说。“别人都送了，咱们不送，算怎么回事啊？”

一听这话，他就又来火了。“这不还是那么回事吗？找了人还得送钱，你说你找人干什么？你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吗？”

“这是两回事，你怎么不明白呢？人家给你帮忙了呀！白给你帮啊？”

“我就烦你弄这种事！”

“还不是为了给你妈看好病？我就心思找个知近的大夫可靠点。”

“可靠个屁！”

“行了行了！红包我来送，又不要你送。以后你的事我还不管了呢。”

“现在就不要你管了。我自己送，不用你送。”

两口子急赤白脸地吵了一回。这一夜高明德没睡好。跟母亲病友们的那一席谈话、母亲那恳求的眼神、还有他个人一贯的作风，在他脑子里乱哄哄纠结在一块，就像两军混战似的。他一直自以为明智、清楚的头脑陷入了混乱：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这种恐惧开始还只是个模糊的阴影；随着他不断地推理判断，那道阴影不但没消除，反倒进一步明晰扩张起来，最终将他整个吞没了。他竟做了一个荒唐的梦，梦见陆教授给母亲做手术；他挥着手术刀，在她肚子里乱割一气，嘴里还一边叫着：“让你不给我钱！让你不给我钱！”他惊恐地醒过来，惊出一身冷汗，发觉自己嘴里还在告饶似的咕哝：“我给钱！我给钱！”

他原本的那点自信和勇气荡然无存；他已全线崩溃了。他不敢再固执已见，否则他就是在拿母亲的性命去冒险，去下赌。“问题的关键是，”他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我怎么能相信他？我凭什么相信他？”而唯一保证就是他一贯不相信的东西：红包。

 

                                                                  五

高明德做出这样的决定并非易事；他是经过了复杂的心理斗争、克服了重重心理障碍、下了大决心的；尽管如此，一想到要给人送红包，仍不免胆战心悸：给人送钱，就像要从人家口袋里往外掏钱一样，令他犯难发怵。

他脑子里首先出现的是一连串的问号；比如：人家要是拒绝了怎么办（即使是虚情假意地拒绝）？再比如：当时旁边要是有人怎么办？或者：要是送错了人怎么办？每一个问题都像是一座山似的横在他面前，挡着他的去路。他只好去向母亲同病房的病友们取经。

“咳！这你都不用操心。”眼镜老道地笑着摆手说。“不用你去找人家，人家自会找上门来的。你还担心有钱送不出去？”

“他们什么时候来？”

“一般都是手术的前一天，麻醉师和主刀大夫就会来找你，问一问病人情况了啦，交待术前注意事项啦，在责任书上签字啦；其实这就是给你暗示呢，你借机把钱塞给他们就算完事。”

“旁边要是有人，总不太方便吧？”高明德忧虑地说。

“你放心，人家自会给你创造一个有力的时机。”

这一天很快就到了。他把钱分装在两个红包内：主刀医生（即陆天一教授）一千元；麻醉师（尚不知为何人）五百元。他焦急地等待着。

果然，就像人们传说的那样，下午二点半钟左右，麻醉师出现在了母亲的病房中。来人是个中年男子，长得人高马大的，脸色黢黑，一双灯泡似的眼睛来回直逛荡。其实高明德也无从知道他是不是麻醉师，他自称是，他也只好就认为他是。最起码他那身打扮看起来像那么回事：一身绿色手术服，把浑身上下裹个严实；胸前散布着一些暗红的斑点；光脚穿了一双拖鞋；一个跟手术服同样颜色质料的口罩吊在他脖子上。他给母亲量了量血压，又问了问有没有心脏病、糖尿病什么的。

“你是患者家属吧？”灯泡眼逛向他问。

“我是！”

“那你跟我来一下，签一下字。”

自打确认了麻醉师，高明德就开始心跳不止，就像是一个初次行窃的小偷盯上的第一个下手的目标。麻醉师那张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看不出一丝人们所谓的暗示。高明德心跳明显加剧了，他看了母亲一眼，母亲会意，说：“那你就去吧！”

他跟着麻醉师来到医生办公室；一路上他神情慌张，竟有些贼头贼脑起来。一走进医生办公室（幸好里面没人），他便随手把门关上了。

“这是一份责任协议书，”麻醉师从文件夹中抽出一张单子，脸上仍没有任何表情。“麻醉可能造成的意外伤害都写在上面；你要是同意麻醉，就在上面签个字。”

接协议书的手不停地抖，弄得那张纸窸窣地响；血直往脑门子上撞，两眼直发花，根本看不清纸上到底写的什么。“是时候了，不能再拖了。”他心下暗想，便毅然从口袋里摸出那事先准备好的红包，颤颤地往眼前的绿色手术服上那个口袋里塞；声音也颤颤地说：

“一点小意思，请你笑纳。”

“瞧你，这是干什么！”那张黑脸上现出一丝惊讶。

就是这样一句轻描淡写的责备险些把他击垮；他立即奋起自卫反击，一副决心制服对方的架式，挥起一只手臂来抵御预想中的反抗，另一只手加劲往那口袋里塞：“没什么，没什么！就是一点小意思而已，请多多关照啦！”

然而对方并没有任何拒绝的表示，只是胸脯在手术服下挺得很胞满，以便于接受馈赠；那口袋的开口也足够大，以便于往里填塞。即使是这样，那只红包塞了半天也没塞进去。麻醉师那黢黑的脸上终于现出微笑，说：“算了，你给我吧！”

他接过红包；等那只手再出现时，红包已不见了，拿着的却是一只签字笔。

“你瞧，你关门干什么？要是让人撞见多不好，把门打开！”

高明德打开医生办公室的门，深深地松了口气，只觉得后背汗津津的。

 

                                                                   六

陆天一教授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按时出现。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高明德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焦躁地等待着。他坐立不安，在病房里，在门外的走道里来回地遛；不住地看着表；时间每向前移动一分，他的焦躁便加剧十分。他不停地自问：“这个陆大夫怎么还不来呀？明天一早就进手术室了，这眼瞅着就下班了！”

他一时拿不准陆天一到底什么意思。他不要这个钱？可是别人的钱他都收了？这个想法叫他越发地惶恐不安，心里更加没底了。要真是这样的话，这钱他还真非送不可。另一种可能是他太忙了，一时顾不上给忘了？或者碍着老婆的面子，不好意思太主动？反正不管是哪种可能，这钱今天是铁定得送出的。

“这个陆大夫怎么还不来呀？”他焦急地说。

“明德呀，”母亲说。“我看你别傻等了，你得去找一找了。”

“对，你得去找找。”那位眼镜丈夫说。

要找陆天一教授，谈何容易！母亲住院以来，高明德只见过他两面。第一次见面是入院当天，他来病房打了个照面（纯粹是礼节性的）；第二次是片子出来后，他约他去看片子，向他交待母亲的病情，敲定手术计划和时间。

“你可真够忙的啊！”高明德感叹说。

“忙！”陆教授笑着说。“太忙了！真是没办法！手术一台接着一台；教学部那边还给我排了那么多课，还得带研究生。这一天下来，我连坐这儿抽支烟的工夫都没有。”

此后，他又找过他几次，回回不在：不是在手术室，就是上课去了；要不就不知他人在何处。

他出了病房，直奔教授办公室。教授办公室的门（永远都是）锁着；他又来到医生办公室，这里倒总是人来人往，显出一片繁忙的景象。

“陆教授啊，”一个年轻大夫回答他说。“没看见。你到教授办公室看看。”他往走廊那边一指。教授办公室跟医生办公室隔着一个过道。

“我刚从那边过来，没人。”

“那就不知道了。”

他打他的手机；手机关机。他只有等待了。他就在教授办公室和医生办公室之间来回来去地遛。很快就到下班时间；一下了班，他不知该怎么办。也不知在下班之前能不能碰见他。他只觉得惶惶然，见到一个医生就问：“你看见陆教授了吗？”

“陆教授啊，刚还看见他呢，”终于一个女医生给出了肯定回答；她回身往后一指。“瞧，那不是？”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果然看见陆天一的身影玩捉迷藏似的，在走廊转弯处一晃就不见了。高明德立马追了上去。转过弯，就瞧见陆天一在前面急急地走。

“陆教授！”高明德呼哧带喘地在后面追。“陆大夫，等一等！”

他终于听见了，收住急匆匆的脚步，转回身来：“是高法官啊！”

高明德跑上前去一把抓住他的胳膊；由于这通小跑，更由于内心里一阵急增的紧张感，他几乎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了。

“哎哟，陆教授啊，你叫我好找！见你就跟见皇上似的。”

“啊，”陆天一往上扶了扶眼镜。“今天我特别忙。怎么，找我有事啊？”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你怎么没来呀？”

“说好了？什么说好了？”

“不是，那什么。”高明德一时语无伦次了；脸涨红起来。“明天我母亲不是要做手术了吗？是你亲自主刀，对吧？”

“是啊！”陆教授亲热地拍着高法官的背。“这都是定好了的，不可能随意改变的，你只管放心好了。”

高法官随即贼眉鼠眼起来，偷眼住四下里一瞥（走廊上正好阒无一人），迅速掏出早已攥出汗来的红包，往陆教授那白大褂胸前的口袋里塞。可能是陆天一人太瘦的缘故，胸脯远不如那位麻醉师那么结实饱满，白大褂底下空落落的，且口袋里插着一只笔碍事，再加上他手的颤抖，塞了好几下也没塞进去。他马上把他的手推开了。

“高法官，你这是干什么！这多不好！”

“哎呀，一点小意思嘛，你何必在意呢？”

“不行不行，我不能收！”

“你就拿着吧！”

“你快拿回去！这儿这么多人，叫人看见了多不好！”

“现在没人，你快收下不就完了吗？”

两人你来我往地推搡了好几个回合也不见分晓。也不知是那红包的口没封住还是怎么着，就在他们两人拉锯似的来往推搡的当儿，红包里那一小叠钱一下子散落出来。恰好就在这时，有两个护士从旁边经过，她们就像撞见了某种不能见光的场面似的，臊得满脸通红，紧贴墙边跑过去了。那叠百元大钞散落了一地，红压压一片，分外刺眼。两人一时都呆住了。陆天一看了看地上的钱，又看了看高明德，扶了扶眼镜，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高明德被这突如其来的意外击垮了，两腿软得差点瘫在地上。他慢慢伏下身，喃喃地说：“真糟糕！这下全完了！”

 

                                                                                                                2008年5月~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