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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洪治纲
读完余秋雨的新著《我等不到了》,心中感慨不已。余先生终究是文章高手,通过一种若隐若现的回忆,在浓烈的悲情主义氛围中,再一次完成了高超的自我表扬。这种自我表扬的策略与技法,前人少见,后人恐也难有来者。
“记忆”与“自传”—— 选择之妙
在该书的勒口上,余秋雨将它称为“纯手工写作之记忆文学”,其言外之意,这是一本有关记忆的书写,并不是严格的自传,和当年的《借我一生》一样。我的理解是,如果余秋雨标上“自传”,那就有了“终结”的意味——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不可能写很多本自传,一部足矣。而记忆就不同了。随着年岁的增长,余先生不免要常常接受记忆的邀请,几载下来,自然就会写出一本。因此,以我的判断,余秋雨的“记忆文学”还会延续下去。
更重要的是,记忆的选择性较大,而自传的选择性则较小。对于人生中一些外人看来十分重要的事件,在记忆文学中,我可以不写,但在自传中可能就无法回避了。所以,以“记忆”取代“自传”,隐含了余先生的精心谋划——有理有据地抛弃那些我不想说的,只留下我想说的一切。如果你斥责我不说清楚“石一歌”,不说清楚《朝霞》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不说清楚我打的各种诽谤官司,对不起,这不是自传,我没有必要如此全面。
盖因如此,余秋雨举起了挂一漏万的“记忆”之大旗,从自己出生之前数十年开始,对人生进行了漫长“回忆”。但这一次,余先生似乎被自己的“记忆”撞了一下腰。“我爷爷”的爹吸毒,“我外公”的爹豪赌,他们纵横于上海滩,最终又败落于老家余姚的山村。由此开始,贯穿于全书之中的情感,可以一言以蔽之:悲悲苦苦,凄凄惨惨戚戚。似乎有关苦难的记忆,全都不约而同地找上门来,让余秋雨回望苍茫往事,不似悲凉,胜似悲凉。
“悲情”与“表扬”——双重变奏
《我等不到了》共分四个部分,如果要列上小标题,可以分别叫屈辱的家族史、绝望的饥饿史、父辈的受害史、无助的反诽谤史。虽然作者偶尔也来一点幽默和嘲解,但基本上是走一条悲情主义的情感线,感伤、无奈、幽怨、孤愤,间或还有几分迷惘。对于一贯行文张扬的余秋雨先生来说,为何这一次却如此的悲天悯人,恨世风之恶俗,疾人心之不怙?
我的看法是,作者动用了一种“以抑代扬,曲径通幽”的书写策略。因为,在这些悲情主义文字后面,我除了偶尔产生一些历史的同情之外,总觉得作者仍然在处处不露痕迹地自我表扬,可以说“众人皆浊,唯我独清”、或者说“别人家皆恶,唯我家独善”的思想十分突出。譬如,因为“我”的成绩好,同乡吴阿坚的儿子便不理我,吴阿坚也成了揭发我父亲的骨干,结果将父亲送进了隔离室;叔叔下放安徽,积极检举社会不良现象,维护事实真相,结果被一直暗恋他的女同事揭发,最后为真理而殉道……
当然,在表扬问题上,余秋雨更多的还是借他人之口,特别是已经作古的那些人所说的话。这一方面免除了过分自我表扬的尴尬,另一方面又死无对证。像徐扶明、胡伟民、杨长勋等等,皆是如此。在回忆几个“宿敌”时,余先生也非常巧妙地“变废为宝”:强调自己当初如何保护了《边疆新苗》的剧作者;湖北的古某人当年曾撰写万字长文,称余秋雨的文章将对艺术作出“终极回答”;北京的肖某人则盛赞余秋雨为“民族的脊梁”……而这些“古终极”、“肖脊梁”们,如今却是如此不遗余力地诽谤自己,可见余秋雨的宽容和大度,几近“仁者无疆”了。
但是,读完全书,有一个问题始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此一个仁者,如此一个视权力、名利如粪土的圣洁之士,他可以为了逃避大学校长的官位而写下二十多封辞职信,却最终觉得上海呆不下去了,迁到合肥住了几年。结果在合肥又呆不下去了,隐居于深圳。在深圳住了几年,又陷入各种困境。究竟是一些怎样的力量,如此不可遏止地要陷害一个仁者,在中国的现在,在日益多元的社会?
“四面楚歌”与“唯我独清”——为什么不说?
在《我等不到了》中,最让人难以释怀的,当属作者回忆与杨长勋的交往:“据我统计,这几年国内诽谤你的文章已发表了一千八百多篇,这肯定不全;如果乘上每份报刊的发行量,那么,与你的名字相关的恶言恶语在全国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放心吧,你肯定创造了一个独立知识分子遭受诽谤的历史纪录,不仅是中国纪录,而且是世界纪录。”在《我等不到了》的第217页上,作者借杨长勋的面谈之语,道出了自己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窘境。
作为铁杆“余迷”,已经作古的杨长勋先生是否说过这番话,如今已无籍可查。但是,它留给我的感受是,中国的知识界居然对“一个独立知识分子”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诽谤”,甚至创造了“世界纪录”,不仅可恶,而且可憎!它似乎提供了这样一种信息: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知识界完全颠倒黑白,不理正义,藐视公正,视“独立知识分子”为心中之仇敌,故而口诛笔伐,痛诟不已。
我之所以用“中国知识界”这个主语,或许有些妄断,但也有理由,因为余秋雨先生反复强调的几个“咬余专业户”,加上“姓孙的”、“姓金的”,以及国内一些报刊,虽不能代表知识界,但至少也算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员吧。面对“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从知识分子的定义出发,那可是社会的良心啊,公正和正义的代名词啊——他们为什么如此长期地“诽谤”他?以至于连余先生自己也深深地感到:“朋友很多,但在遭难时能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朋友,却少而又少。”
其实,余秋雨自己也非常清楚,人们之所以如此大规模地“诽谤”他,无非是两个问题:一是余秋雨对自己在“文革”中的某些经历始终避而不谈,缺乏忏悔意识;一是余秋雨成名之后,不甘于书斋学术,常常游走于各种大众媒介之中,充当通俗文化的导师,包括“青歌赛”之类的评委——当然,也还有些花边新闻,譬如“余含泪”、“诈捐门”之类,皆属名人的负面效应而已。
按理,既然人们总是抓住这两个问题不放(特别是前一个问题),如此聪慧的余秋雨,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说说清楚。但余先生坚持不说。打死也不说,更不忏悔。不仅如此,还常常施以掩饰和辩解。而随着很多史料的出现,包括“石一歌”写作班子的前前后后,《朝霞》在“文革”期间所发文章的详细目录,都跃动着余秋雨的身影。前些年,读《借我一生》时,我以为余先生会坦然地向广大读者说出自己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但读完之后颇为失望。这次,我一厢情愿地心怀期待,在《我等不到了》如此令人动容的书名之下,作者仍然不说,不仅不说,还以“抵抗饥饿”为由,轻描淡写地追忆了自己到复旦大学,只是给鲁迅先生的两篇小文作了些注释而已。
毕竟那是历史的问题,不是他个人能左右的,余先生终有“难言之隐”,不说也罢。只是,面对“创造世界纪录”的“诽谤”,他为什么不用可以佐证的事实来说明自己的经历?看来,对于这类搞不明白的事情,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有沉默。
没有谁有权利一定要让别人忏悔,正如没有谁有权利一定要让别人不能自我表扬一样。所以,读《我等不到了》,我建议读者诸君可以将阅读的重点放在“自我表扬的策略与技法”上,或许能有意外的收获。
《我等不到了》,余秋雨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5月版,3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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