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尾巴的那些事儿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0-05-10 21: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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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冲突视角下的新疆问题






作者:蒋兆勇







       近日京辽浙赣粤一把手齐聚新疆,援建动静很大。5月份中共中央关于新疆工作的座谈会又召开在即。从目前透露的消息看,中共对新疆的治理思路有了新的共识,希望通过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解决民生问题和贫富差距,来消除可能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也即媒体提出的“柔性治疆”。事实上对“三股势力”(编按:指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还得坚持刚的一面,刚柔之外,还得强化公民的法律意识,公民意识。

  现在从中央政府到各地对新疆的支持,都跟过去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局面,对刚就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张春贤而言,是十分有利的,而且张春贤没有任何包袱。但他同时面临的不利因素是,新疆族群冲突问题并没有真正缓解,族群之间关系微妙,心态各异。就在5月1日下午,两个商户打架,惹得周边的人狂奔,如惊弓之鸟,蛇咬怕绳,足见民众内心不宁。

  “七五事件”族群冲突后,如何区分一般治安问题与恐怖活动的界限,分清族群冲突和三股势力的差别,准确打击“疆独”,变得日益重要。族群冲突实际上是人民内部矛盾,三股势力是敌我矛盾。对待三股势力要毫不手软地打击,但是对于族群冲突需要通过政策调整和细致的工作来化解。

  边疆地区民众对贫富差距,贪污腐败有比内地更强的敏感性。中国社会矛盾会首先在脆弱的边疆爆发,或者说都会以民族矛盾显现。内地社会冲突是官民框架,而在新疆是维汉框架。处理这些问题对张春贤而言并非易事。我们也期待张春贤有比前辈更高的智慧处理好新疆问题。

  族群怨恨形成

  维汉矛盾大多源于文化差异,习惯不同,语言不通等,个体之间交往形成矛盾。比如,刀具在维吾尔是生活工具,而汉人觉得是凶器,以致相互形成偏见,渐渐形成族群边界。

  从1980年代起,内地去疆打工的农民陆续增加,内地农民在快速城市化过程被边缘化,但他们与维族竞争还有优势——和田擦皮鞋的基本上是四川人,南疆乡下承包土地的是四川及河南人,他们种蔬菜,维族种粮食,要说河南农民不占权力优势,却在农耕文明中还占有文化优势。这样竞争下来,也是族群怨恨的形成原因。维汉之间的矛盾更多是社会性的,比如争水争资源形成的矛盾,但这主要是社会性的。在现代化过程中,很多维族不适应,越来越被边缘化,导致他们生活品质下降,形成很强的被剥夺感和怨恨,觉得被社会抛弃,形成很强的族群怨恨。

  政府不可能阻止流动和竞争,但保证大家都有饭吃却是关键责任。乌鲁木齐市有固定户口维吾尔30万人,维族流动人口20多万人,其中有不少破产农民,也就是流民,疆独就是在利用这部分人。但维吾尔人却并非政治动物,如何对待须有政治智慧。政策的制定也不能建立在异族异心之上。

  现在一些领导者在处理这些问题时,过于用控制的方法来对待民生问题与怨气,这只能加深怨恨。“七五事件”其实除了一部分有组织的暴动之外,还有很多普通人参加。可以看出来,这种集体暴力是由族群怨恨变成了族群冲突。

  维族的自我意识和尊严很强,“由主变客”的民族心理渐渐形成一种民族话语,社会与经济上与其他族群的差异,又为这种话语提供了证明,使得族群怨恨的话语体系不断得到强化。再有人催化这种怨恨,就会诱发冲突。

  并不是所有新疆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固然有民族问题,但更多其实是社会和民生的问题。然后这些问题形成的差异——如贫富差异——被政治化,构建成一种民族的区别和不平等,让维汉两个民族对立起来。这是一个社会问题被政治化的过程。

  融合?多元共存?

  民族融合常常有这样几个路径:通婚和共同居住。

  维族通婚几乎是族内通婚和教内通婚,多年来维汉已不能通婚。

  新加坡不同的族群在政府组屋区必须共同居住,这一点在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新加坡在加入马来西亚时期,不同种族之间也有过暴动,独立后通过共同居住政策改善了这个问题。乌鲁木齐二道桥地区是维族聚居区域,容易形成一个凝聚民族不满的情绪。中共应该意识到,“七五事件”与城市规划不无关系。

  有一个观点认为,现代化过程如此之快,没有什么不能够消融;事实恰恰相反,同化失败的例子很多,所以才有多元文化主义,尊重并宽容文化差异,也就是承认他的差异,对他的差异表示尊重,同时通过解决民生和社会发展的问题,化解差异产生的怨恨。

  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要有一种自觉的精神,跟少数民族交流眼神更善意一点,多一点微笑,和谐共处对大家都好。这是减少族群误解最好的办法。

  公民化而不是政治化

  今年中国总理温家宝的工作报告,罕见地没有民族区域自治这个词,而强调加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教育,传达出的信息也是要弱化族别概念,强化国家认同。族群认同不能高于国家认同,族群意识也不能高于公民意识。同时要检讨“两少一宽”(编按:对少数民族的犯罪分子要坚持“少捕少杀”,在处理上一般要从宽)的副作用,政府在管理族群冲突方面一定扮演中立角色,是一个没有族群色彩的政府。出现问题时一定要回到法律本身的解决方式,不能采取法律优惠的方式,若老是用政治方式处理,族群冲突不但得不到制止,反而可能越演越烈。

  中国政府应该把对某个族别的优惠,改成地区优惠;同时把对某个族别的照顾、资源优惠,改成对公民个体的照顾、优惠。南疆汉族也好,维族也好,他们很贫困,就要一视同仁地帮助,因为他们的公民个人身份,而不是民族身份。

  新疆产出不小,由于资源税和分税制比例问题,当地得的很少,在新疆开采的汽油所得税和营业税居然由公司总部缴交,也就是在北京缴交,西气东输营业税在上海缴交,有的公司也不雇用当地人。这种不合理现象应该尽快解决。

  比较贫困的南疆须加强社保低保,事实上也是对现代化过程中被边缘化群体的照顾。援建应对工作人员进行宗教,民俗习惯的培训,避免好心办坏事。要加强职业教育,商品经济教育,双语教育,增强维族生存能力。多建医疗中心,也可减弱极端宗教对普通人的控制。我期待别再用内地那套方式来援疆,城市美轮美奂,农村却像非洲,办公楼豪华奢侈,农村却饥寒交迫。

  作者为北京独立政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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