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之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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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忘却的纪念







作者：木然





        当山西疫苗事件曝光的时候，众多人物粉墨登场。调查记者王克勤的公民角色令人敬佩：《问题疫苗报道属实 呼吁中央介入》 ；举报人陈涛安挺身而出：《我知道疫苗内幕，来调查我吧》；记者刘万勇撕开权力的画皮：《掌握官商勾结证据 卫生厅“顾左右而言他”》 ；律师彰显了职业伦理：《质疑调查一天就得出结论 要求公开信息》 ；中国经济时报担当了舆论监督的角色：《怀疑卫生厅说法 望正视问题》 ；山西卫生厅不但玩起了躲猫猫的游戏：《查实10人仅1人系接种异常反应》 ；还且还公开撒谎：《“近百儿童注射疫苗后或死或残”报道基本不实》 ；卫生部和山西卫生厅玩起了拉郎配：《曾对“高温暴露”疫苗抽样检测结果全都合格》；那些疫苗的受害者家属发出的和平且愤怒的抗议，他们用这种抗议来纪念那死去的冤魂，来捍卫生命的价值和尊严。那些个体的公民行动感动了若干国人，那些官员的无耻也着实让国人愤怒了一番。国人免费地看到了权力以赤裸裸的方式，张狂与傲慢地享受着饕餮盛宴，准确一点说，正在享受着最后的晚餐。

　　现在，时间才过去了一个多月，山西疫苗好像就再也提不起人们的精神和关注，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中国人的健忘症像是天生的，看完了也就忘记了，以为发生的事就是别人的事，别人的事和自己没有关系。看客当多了，也就成了习惯，习惯了也就麻木了，麻木了就麻木着。国人有的是各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心态，却少有关注生命的价值与尊严的人文精神，公共精神竟也成了稀缺资源或少有的稀罕物。

　　公共人文精神的匮乏，换来的是一个又一个血的代价，死亡不断地以各式各样的形式复制，希望以此能激起国人对生命的敬畏。山西疫苗事件还没有过去，山西矿难又再次发生，矿难使人们忘记了疫苗事件，却不知这不同的灾难构建的是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生命的价值和尊严。为了捍卫生命的价值与尊严，活着的人仍需拒绝忘却，死了的人在天之灵或许得到些安慰。死亡即使不祭拜，也要得到捍卫。这样做，为别人也是为自己，为逝者，也是为活着的人，活着得有活着的样子。

　　只要不把每一个人的尊严放在平等的位置上，类似的事件还会不断发生。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地位、阶级地位、社会出身不应成为价值和尊严的障碍。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人之称为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是人称之为人的骄傲。如果人的尊严和价值不以平等视之，如权力者人为地把人的生命与尊严以生得渺小与伟大分之，以死得重于泰山与鸿毛待之，弱势群体、边缘人的尊严和价值就成为权力者爬向高位的人梯，古有视生命如草芥的一将成名万骨枯案例，现有把人的崇高的生命视为追求GDP和政绩的工具的典型。如同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垃圾食品、垃圾物品以低廉的价格流向低消费群体、边缘群体、落后的农村一样，山西疫苗也向这个群体倾斜，在王克勤公布的疫苗受害者的名单中，似乎看不见官二代、富二代孩子的影子，绝大多数都是村和镇的受害者。

　　只要权力不受到严格的约束，权力就会见钱眼开。西方的宗教传统和自由主义传统对权力一直处于警惕的状态，所以才有阿克顿的“凡政治家都是大恶之人”、休谟的“无赖假设”、美国联邦党人的以野心对抗野心的三权分立、尼采的“政治家皆为混蛋”、哈耶克的“理性有限”、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之说。权力者也是人，也会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也会以公权谋私利，也会假公济私，也会见钱眼开。权力是权力者的催情药，权力者利益的实现的前提是权力是无限的，权力是不受约束的。山西省疾控中心把公共权力部门化为华卫公司的私营部门并互相勾结，共同为人民币而努力奋斗。在他们的眼里，人民是空洞而无意义的，每个人的生命只有给他们带来钱时才具有了真实的意义和价值。

　　只要权力被利益集团裹挟，公平正义就难以实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士功表示，政府和利益集团相结合会失去人民的信任。他说：“政府应该远离利益集团。社会上有不同的利益集团，我们为什么要政府，我们要政府就是要远离利益集团，使得政府对各个利益集团进行节度，去遏制不好的东西，才能维持一个公平的原则。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再是一个中立的政府，被某一个利益集团所操纵，那么它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从山西的有关部门表现来看，很显然疾控中心受华卫公司的裹挟，甚至成为赚钱的招牌，山西省卫生厅为了利益、地位和名誉也不得不护短。受害者家属的正当要求也被权力者拒之门外，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机构就这样在利益集团的劫持下变成为人民币服务的机构。利益集团与权力共谋，使权力本身也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只要权力占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制高点，权力者就会仰起高傲的头颅裸奔。想当年，一曲《东方红》，几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就迷倒了所有的中国人，占领了道德制高点，人们就此不再怀疑伟人的动机和胸怀，即使经历了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领教了道德制度点的超凡魅力并受权力的任意宰制，承受着斯德哥尔摩的快感也不能自拔。同样，山西省疾控中心很显然地站在为人民服务的第一线，也是站在为人民服务的权威部门。疾控中心的管理人员、服务人员、权力者深知这一点，华卫公司也深知这一点，山西的人民也深信这一点。免费的疫苗不免费的疫苗都是为人民服务的疫苗，何况是为了祖国的花朵的疫苗不会有错，人民的权力不会伤害祖国的花朵。有了人民这碗酒，他们也如同李玉河一样，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什么样的疫苗都敢种，即将过期的疫苗也敢配送。疾控中心为了钱，他们说是为人民。华卫公司为了钱，他们说为人民。山西省相关部门为了地位，他们说，为人民。他们真是为了人民唱得响亮。

　　只要权力不被关在笼子里，咬人的理由就足够充分。权力导致滥用，绝对权力绝对滥用，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会腐蚀人的心灵，绝对权力会绝对腐蚀人的心灵，绝对权力会绝对视人的生命如草芥。所以必须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受民主、法治、宪政的约束。山西疫苗事件说明，权力是绝对不受约束的，没有法治和宪政，缺少民主制约和限制，作为人民的权力的当地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集体失语，当地的报纸几乎集体失声，相应的专家检测都是内部人、自己人，其检测的公正性和正确性自然会受到人们的怀疑。外在媒体记者被人跟踪，受害者的家属受到不公平、敌视性的对待，相关人员被恐吓，恐吓短信的发信人称：“不要猜测我是谁，我们老板叫我联系你，是跟你讲清楚，疫苗的事情你不要再闹了，如果你不闹这事了，我们老板会事后给你十万块钱，你现在就可以给我个银行卡号或者事后再跟你联系。”第二条短信的威胁口气同样明显：“如果你执意要闹，我们老板花钱找人砍你一条腿还是很容易的，你的地址我已经记下来了，不要以为闹大事就有用，事情一过你还是普通人一个，我们老板也不是普通人，真要搞你，你就是告到哪都没用，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另外不要试图知道我是谁，我也是受人之托。”都说咬人的狗不叫，叫的狗不咬人，看来人和狗就是不同，在咬之前就一定得叫几声，以壮权威，以显权力浩荡。

　　只要权力不受限制，既没真相，更没真理，只有谎言和生存法则。奥维尔在《1984》的老大哥就是用双重思想的谎言来进行统治的：“知与不知，知道全部真实情况而却扯一些滴水不露的谎话，同时持两种互相抵消的观点。明知它们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逻辑来反逻辑，一边表示拥护道德一边又否定道德，一边相信民主是办不到的一边又相信党是民主的捍卫者，忘掉一切必须忘掉的东西而又在需要的时候想起它来，然后又马上忘掉它，而尤其是，把这样的做法应用到做法本身上面——这可谓绝妙透顶了，有意识地进入无意识，而后又并不意识到你刚才完成的催眠。即使要了解‘双重思想’的含义你也得使用双重思想。”（奥维尔：《1984》第32页）山西相关权力部门是权力不受限制的微观浓缩摹本，他们在疫苗事件中不是揭示真相，而是隐藏真相，他们不是在真相中寻求真理，而是使尽十八般武艺，用尽混身解数来掩盖真相，他们捏造事实，欺上瞒下，瞒天过海。他们把真相说成是假相，他们在受害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捏造受害人的假话，当受害人发现的时候又拒不改正，他们把有说成无，把无说成有，竭尽无中生有之能事，他们好像是《1984》里老大哥的拜把兄弟，又像是老大哥的徒子徒孙。

　　《左传》上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荀子·修身》说：“国家无礼则不宁”；《中庸》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古代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总是免不了人性的改变或道德的重建，西方则求教于制度。目前中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人祸，背后都有不受约束的权力这双看得见的手在挥动，都是“官邪”。经验表明，人的生命要有平等的价值和尊严，权力必须受到严格的民主宪政约束。靠道德，得不偿失。靠专制，生命的尊严和尊严只会丧失而不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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