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老虎已已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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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纸老虎”，不如孔已己
——趣话“汪晖被指抄袭事件”
作者：关不羽
（上）不如“纸老虎”
鲁迅学名家、“新左派”学者汪晖先生被指抄袭引发了热议，可是热得非常奇怪。
首先是汪晖本人的反应，撂下了“希望学术界自己来澄清”，《反抗绝望》不是汪晖自己写的，而是“学术界自己”写的？相信组织的底气十足，事不关己的淡定从容，建议预备标准像一枚，以备将来。汪晖的底气十足，是有根据的。
第一个出面挺汪的是北大名宿、鲁学泰斗级的钱理群先生，而且挺得相当卖力。钱先生承认了汪的文章是“学术不规范”不等于抄袭，同时又指出八十年代普遍“学术不规范”。这就不只是卖力了，索性连八十年代学术一起卖进去了。然而，“八十年代”还不至于遥远到需要考古，从学者名家的著作从初版到最新版的，市面上都看得到。当年初版中“不规范”的诚或有之，可是要信手摘录十几条显而易见的“不规范”倒也为难。而再版修订、补充后而规范者更多——本来，修订和补充就是著作再版的必修功课，“二十年前”绝计不成为理由。诸如汪作中“四个更改”的“梁启超”变“鲁迅”的“显而易见”，垂二十年之久、多次再版而不改，是有点儿神奇的。钱先生欲以“八十年代”的一代学术去殉了汪晖的令名，其情可悯、其心可鉴，道理上是不能赞同的。道理不透煽情凑，这是娱乐界的常态。钱先生借鉴于学术活动，也是与时具进了——他提出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侮辱绝不是战斗”，话是好话，感情也充沛。那么，我们看看鲁迅先生们是如何“战斗”的。
摒弃抄袭是学术道德的基本底线，当然是学术活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学术活动中时有发生的。鲁迅就遭遇过陈源指责其名作《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没有回避，更没有“相信组织的淡定”，而是长文回应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虽然鲁氏文风素以尖锐激烈著称，却在面对学术道德的指责时却是完全平实坦诚、就事论事的。他坦诚第二篇是根据它的，几点意见及系图等等，毋宁说是低调得有点儿过头。以至于十年后盐谷氏著作译出后，胡适以亦敌亦友的身份要为他抱不平。当年陈源说“整大本的剽窃”显为不实夸大，而且鲁迅自认的那点儿“根据它的”其实也并不算剽窃。鲁迅面对学术道德的指责就是那么认真、坦诚而且自律甚严，他就是这么战斗的。而今日的汪晖、钱理群，一个是鲁迅名家，另一个也是鲁学名家——又如何呢？
鲁迅所处的民国时代，真真切切是“学术普遍不规范”的时代——西方的现代学术规范尚不严谨，刚刚引入西式学术的中国更谈不上如何了。加之整体风气较为急进，民国学人一不小心、有意无意触及学术规范、学术道德“雷区”的不少，由此引发的话题也多。不妨说两条共赏。
钱玄同窃师兄黄侃的稿本充讲义是则趣话。对此，不齿钱氏、视为叛师的黄侃有一个刻薄说法叫“一泡尿换来的”，意即是钱氏待其如厕时，拿了他的书稿。黄侃身后，有人拿此事调侃钱玄同，钱氏只纠正了“一泡尿”，说是恭恭敬敬登门送礼换来的。即以钱的无行无德，不至于仗着死无对证而抵赖，坦荡而温情。
再有一则名公案，叶灵凤虽才华横溢，却年少轻狂，跟在“创造社”小政治家的后面攻击鲁迅。鲁迅也不客气，指出叶的板画“生吞比亚莱兹，活剥路谷虹儿”。那场争论多少都有些意气之争、无聊争执的味道，而且美术有不同于其他人文学术，临摹和抄袭的界定更含糊，且临摹也是美术训练和创作所允许的。鲁迅的批评多少有些苛责之嫌，说人家“纸老虎”云云就算不是侮辱，却也是过头话了。但叶灵风就算因此怨诽，也没请出自己的拜把子兄弟、美术界的名家徐悲鸿来证明不是抄袭，即使在三十年后他也很坦荡地承认自己对比亚莱兹的热爱与模仿。
民国学人有颓废的、有放诞的、有尖刻的，遭遇话题事件热热闹闹、大报小报的笔仗、对骂、结怨、单挑的、捉对厮杀群殴的，可谓百态丛生，却罕有装死的、抵赖的、哭天抢地的、嘴硬蒙混的、“等”人帮腔的。草创阶段的种种失范诚或许有失风雅庄重，却也伴生着学人的朴直倔强、敢作敢当。“纸老虎”未必只有叶灵凤，然而总是有小老虎的架势，迎面扑来、虎虎生风。迅哥的“侮辱绝不是战斗”不是免战牌，更不是补窟窿的烂胶布、糊破窗的废报纸，而是堂堂正正直面挑战的檄文。而今日的汪晖、钱理群，一个是鲁迅名家，另一个也是鲁学名家——又如何呢？忸怩之态、做作之姿，迅哥是不要说了，不如“纸老虎”！
（下）不如孔已己
王彬彬发表对汪晖的质疑文章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当然是个学术事件。
本来，分辨抄袭是很单纯的“硬技术”——只涉及到文本辨析和规范认知。不要说王彬彬也是鲁学中人，名校的教授、博导，就是一个大学生也可以指出学者的抄袭问题。好比说，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和刘翔比跨栏的，但是随便一个电视机旁的田径迷都可以指出刘翔抢跑了、撞栏了。而且，“动机论”、“人品论”更无效——不管是盼望刘翔胜利者、还是盼望刘翔失败者，谁指出刘翔撞到了栏都是一样的。同理，无论观众是圣人佛陀，还是妖魔鬼怪，指出他撞到了栏也是一样的。而“挺汪”义士们是不大明白这个道理的，揣摩王的炒作动机，挖出王的素性不良，学术事件的后续讨论，学术性不多，娱乐性很强。跟踪此事，我常常怀疑终有一天是要挖出王彬彬五岁时就偸过苹果，或者被肉搜出他的裸照、二奶照、别墅豪宅、腐败烟之类的。即使有这么一天，我还是要说，王彬彬就算居心叵测、五毒俱全等等足该封杀、枪毙，但还是不能据此说明汪晖的没抄袭。因此，我总觉得挺汪者指责王彬彬动机不纯、水平不高、人品很差等等，大半都是无用功——无学术之用。他们乐此不疲，显然和学术无关。
更有趣是，《南方周末》有学术版，报道这个学术事件引发大众舆论的关注，居然成了话题中的话题。又给了“挺汪”者一个奇特的辩护理由——媒体炒作迫害“新左派”。仿佛一沾“派”就无足观，话题便可解消，便不存在学术规范、抄袭与否的必要。这是个奇妙的解套法，却是孤陋已甚。
学术者，公器也。学术事件见诸公共媒体，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学术越繁荣，公众的关注度越高，这是很正常的。民国时虽然国运不佳，但是学术的繁荣蔚为大观，大报小报争相报道，学人撰文、专栏应接不暇。争稿、争撰写人甚至可以形成事件。若学术事件见诸公共媒体，就是媒体炒作的逻辑可以成立，迅哥们不好意思写、不好意思发表，那汪晖、钱理群乃至同为鲁学中人的王彬彬可能没饭吃了。相反，公众舆论对学术事件、学术争论的不重视才是学界不振作、不繁荣的无言批评。报刊学术版不推动学术事件的公众关注，那还要它作甚？南周报道，完全正常。何况，“新左派”的学者批评别人时就不见报，按照他们的逻辑算不算炒作？“挺汪”者维护之心太急，枪法大乱，不顾首尾了。
而指责对方是“派争”，便以为自己占领了道德高地，只是混淆视听的意淫罢了。学术有意见分歧而有派，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且，也是学术越繁荣，学术派系越繁多，纵观民国学界，大大小小的“派”何其多？各种争论在“派”之间展开是很公开而常见的。意见之争还复杂些，抄袭与否的学术规范问题，更是与“派”无关。
若鲁迅回应陈源的剽窃指责，是以“你是现代评论派的，你的指责是靠不住的”来回应，那真是丢人了——搞鲁学的又要没饭吃了，那样蛮横的小东西有什么研究价值？
若叶灵凤回应鲁迅“你是珂勒惠支派的，所以你的指责是靠不住的”，那叶灵凤连“纸老虎”也不是，”流氓画家”中的“画家”该去掉了。
“派”归“派”，事归事，民国学人是很清楚的。“派”焉能作挡箭牌？丢不起那人。难道非要验明正身是无党派，才有批评的权利吗？而且，涉及抄袭当然是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了。汪晖是“新左派”，但是证明了他抄袭就会株连其他“新左派”吗？意见之争多多少少还有些“派”的效用，完全是个人学术规范的问题要“新左派”群情激奋作甚？
其实，参照民国的标准，今日中国学术的“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民国学界的“派”是公开活动的，成型时往往更要公开发表个宣言体的文章宣示自己的存在。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大概除了“新左派”之外还真数不出什么——别的资源见肘着襟也就不说了，宣示一下本派存在的文字是太难见光了，而“新左派”有。如此卓然的地位，却也有着些许尴尬。
众所周知，“左派”曾在中国鼎盛一时，却不以合格的学者为主，而是以盛产“理论家”为著。王明、陈伯达、康生、文元、春桥等等，各领风骚若干年。“理论家”多了，自然看不起学者，且与学者为难。然而，他们确实式微了。“新左派”虽然皇皇贵胄，但是出“理论家”尚欠火候，只能在学者阵营里潜龙在渊。但这总要学术上有东西拿得出手，而且要“新”，免得露底和混同。因此，汪晖先生就很重要，据说是“安静”的学者汪晖算是能在社会公众面前为公众“扎台型”的学者了，所以哪怕只是单纯的个人学术规范问题也不可以碰。
追根溯源，“派友”如此敏感想必是有道理的。其他民间约定俗成的什么“派”或许不至于死了张屠户便吃杂毛猪，“新左派”大概有这样的担忧。因此，他们把汪晖个人的学术规范问题上升为对本派的”围剿”，倒也不能算是“被迫害狂”发作——尽管他们是经常发作的，诸如被右派篡夺了《读书》的阵营什么的，只是这次是真的很有缘由的，所以围观者要谅解。
我就很谅解、很理解，然而还是要说一句，过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问题还是要还原为本来面目——就是汪晖个人的学术规范问题，派不派的没什么关系。除非改写学术规范——诸如“新左派”的“学者”不受抄袭的指责，谁指责新左派学者抄袭就是自绝于劳动人民之类的。可是，现在还不行，所以还是要讲道理的。毕竟插着个“学者”的小旗，讲不清楚硬讲，也比不讲好——比如孔已己的名言“窃书不算偷”。孔已己并不否认自己“窃书”，也不去控诉“雅座里的长衫帮”污蔑自己窃书。窃了就认，事实判断上并不赖账，价值判断上或可诡辩——可以说窃书是为了更好传承“茴”字的几种写法啊、为了更好地为“短衫帮”普及文化啊，等等，故不能算偸。孔已己虽然木讷，若经过高等学府学士、硕士、博士的教育未必不能说出这些的。他是可惜了，没有生在好时代。以上，请挺汪的学人鉴之，尤其是嚷嚷着“派系”如何如何的朋友，那些东扯西扯、混淆视听的调调——不如孔已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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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纸老虎”，不如孔已己
——趣话“汪晖被指抄袭事件”
作者：关不羽
（上）不如“纸老虎”
鲁迅学名家、“新左派”学者汪晖先生被指抄袭引发了热议，可是热得非常奇怪。
首先是汪晖本人的反应，撂下了“希望学术界自己来澄清”，《反抗绝望》不是汪晖自己写的，而是“学术界自己”写的？相信组织的底气十足，事不关己的淡定从容，建议预备标准像一枚，以备将来。汪晖的底气十足，是有根据的。
第一个出面挺汪的是北大名宿、鲁学泰斗级的钱理群先生，而且挺得相当卖力。钱先生承认了汪的文章是“学术不规范”不等于抄袭，同时又指出八十年代普遍“学术不规范”。这就不只是卖力了，索性连八十年代学术一起卖进去了。然而，“八十年代”还不至于遥远到需要考古，从学者名家的著作从初版到最新版的，市面上都看得到。当年初版中“不规范”的诚或有之，可是要信手摘录十几条显而易见的“不规范”倒也为难。而再版修订、补充后而规范者更多——本来，修订和补充就是著作再版的必修功课，“二十年前”绝计不成为理由。诸如汪作中“四个更改”的“梁启超”变“鲁迅”的“显而易见”，垂二十年之久、多次再版而不改，是有点儿神奇的。钱先生欲以“八十年代”的一代学术去殉了汪晖的令名，其情可悯、其心可鉴，道理上是不能赞同的。道理不透煽情凑，这是娱乐界的常态。钱先生借鉴于学术活动，也是与时具进了——他提出了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侮辱绝不是战斗”，话是好话，感情也充沛。那么，我们看看鲁迅先生们是如何“战斗”的。
摒弃抄袭是学术道德的基本底线，当然是学术活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学术活动中时有发生的。鲁迅就遭遇过陈源指责其名作《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学者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鲁迅没有回避，更没有“相信组织的淡定”，而是长文回应道：“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虽然鲁氏文风素以尖锐激烈著称，却在面对学术道德的指责时却是完全平实坦诚、就事论事的。他坦诚第二篇是根据它的，几点意见及系图等等，毋宁说是低调得有点儿过头。以至于十年后盐谷氏著作译出后，胡适以亦敌亦友的身份要为他抱不平。当年陈源说“整大本的剽窃”显为不实夸大，而且鲁迅自认的那点儿“根据它的”其实也并不算剽窃。鲁迅面对学术道德的指责就是那么认真、坦诚而且自律甚严，他就是这么战斗的。而今日的汪晖、钱理群，一个是鲁迅名家，另一个也是鲁学名家——又如何呢？
鲁迅所处的民国时代，真真切切是“学术普遍不规范”的时代——西方的现代学术规范尚不严谨，刚刚引入西式学术的中国更谈不上如何了。加之整体风气较为急进，民国学人一不小心、有意无意触及学术规范、学术道德“雷区”的不少，由此引发的话题也多。不妨说两条共赏。
钱玄同窃师兄黄侃的稿本充讲义是则趣话。对此，不齿钱氏、视为叛师的黄侃有一个刻薄说法叫“一泡尿换来的”，意即是钱氏待其如厕时，拿了他的书稿。黄侃身后，有人拿此事调侃钱玄同，钱氏只纠正了“一泡尿”，说是恭恭敬敬登门送礼换来的。即以钱的无行无德，不至于仗着死无对证而抵赖，坦荡而温情。
再有一则名公案，叶灵凤虽才华横溢，却年少轻狂，跟在“创造社”小政治家的后面攻击鲁迅。鲁迅也不客气，指出叶的板画“生吞比亚莱兹，活剥路谷虹儿”。那场争论多少都有些意气之争、无聊争执的味道，而且美术有不同于其他人文学术，临摹和抄袭的界定更含糊，且临摹也是美术训练和创作所允许的。鲁迅的批评多少有些苛责之嫌，说人家“纸老虎”云云就算不是侮辱，却也是过头话了。但叶灵风就算因此怨诽，也没请出自己的拜把子兄弟、美术界的名家徐悲鸿来证明不是抄袭，即使在三十年后他也很坦荡地承认自己对比亚莱兹的热爱与模仿。
民国学人有颓废的、有放诞的、有尖刻的，遭遇话题事件热热闹闹、大报小报的笔仗、对骂、结怨、单挑的、捉对厮杀群殴的，可谓百态丛生，却罕有装死的、抵赖的、哭天抢地的、嘴硬蒙混的、“等”人帮腔的。草创阶段的种种失范诚或许有失风雅庄重，却也伴生着学人的朴直倔强、敢作敢当。“纸老虎”未必只有叶灵凤，然而总是有小老虎的架势，迎面扑来、虎虎生风。迅哥的“侮辱绝不是战斗”不是免战牌，更不是补窟窿的烂胶布、糊破窗的废报纸，而是堂堂正正直面挑战的檄文。而今日的汪晖、钱理群，一个是鲁迅名家，另一个也是鲁学名家——又如何呢？忸怩之态、做作之姿，迅哥是不要说了，不如“纸老虎”！
（下）不如孔已己
王彬彬发表对汪晖的质疑文章发表在国家级学术刊物上，当然是个学术事件。
本来，分辨抄袭是很单纯的“硬技术”——只涉及到文本辨析和规范认知。不要说王彬彬也是鲁学中人，名校的教授、博导，就是一个大学生也可以指出学者的抄袭问题。好比说，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和刘翔比跨栏的，但是随便一个电视机旁的田径迷都可以指出刘翔抢跑了、撞栏了。而且，“动机论”、“人品论”更无效——不管是盼望刘翔胜利者、还是盼望刘翔失败者，谁指出刘翔撞到了栏都是一样的。同理，无论观众是圣人佛陀，还是妖魔鬼怪，指出他撞到了栏也是一样的。而“挺汪”义士们是不大明白这个道理的，揣摩王的炒作动机，挖出王的素性不良，学术事件的后续讨论，学术性不多，娱乐性很强。跟踪此事，我常常怀疑终有一天是要挖出王彬彬五岁时就偸过苹果，或者被肉搜出他的裸照、二奶照、别墅豪宅、腐败烟之类的。即使有这么一天，我还是要说，王彬彬就算居心叵测、五毒俱全等等足该封杀、枪毙，但还是不能据此说明汪晖的没抄袭。因此，我总觉得挺汪者指责王彬彬动机不纯、水平不高、人品很差等等，大半都是无用功——无学术之用。他们乐此不疲，显然和学术无关。
更有趣是，《南方周末》有学术版，报道这个学术事件引发大众舆论的关注，居然成了话题中的话题。又给了“挺汪”者一个奇特的辩护理由——媒体炒作迫害“新左派”。仿佛一沾“派”就无足观，话题便可解消，便不存在学术规范、抄袭与否的必要。这是个奇妙的解套法，却是孤陋已甚。
学术者，公器也。学术事件见诸公共媒体，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学术越繁荣，公众的关注度越高，这是很正常的。民国时虽然国运不佳，但是学术的繁荣蔚为大观，大报小报争相报道，学人撰文、专栏应接不暇。争稿、争撰写人甚至可以形成事件。若学术事件见诸公共媒体，就是媒体炒作的逻辑可以成立，迅哥们不好意思写、不好意思发表，那汪晖、钱理群乃至同为鲁学中人的王彬彬可能没饭吃了。相反，公众舆论对学术事件、学术争论的不重视才是学界不振作、不繁荣的无言批评。报刊学术版不推动学术事件的公众关注，那还要它作甚？南周报道，完全正常。何况，“新左派”的学者批评别人时就不见报，按照他们的逻辑算不算炒作？“挺汪”者维护之心太急，枪法大乱，不顾首尾了。
而指责对方是“派争”，便以为自己占领了道德高地，只是混淆视听的意淫罢了。学术有意见分歧而有派，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而且，也是学术越繁荣，学术派系越繁多，纵观民国学界，大大小小的“派”何其多？各种争论在“派”之间展开是很公开而常见的。意见之争还复杂些，抄袭与否的学术规范问题，更是与“派”无关。
若鲁迅回应陈源的剽窃指责，是以“你是现代评论派的，你的指责是靠不住的”来回应，那真是丢人了——搞鲁学的又要没饭吃了，那样蛮横的小东西有什么研究价值？
若叶灵凤回应鲁迅“你是珂勒惠支派的，所以你的指责是靠不住的”，那叶灵凤连“纸老虎”也不是，”流氓画家”中的“画家”该去掉了。
“派”归“派”，事归事，民国学人是很清楚的。“派”焉能作挡箭牌？丢不起那人。难道非要验明正身是无党派，才有批评的权利吗？而且，涉及抄袭当然是个人行为、个人负责了。汪晖是“新左派”，但是证明了他抄袭就会株连其他“新左派”吗？意见之争多多少少还有些“派”的效用，完全是个人学术规范的问题要“新左派”群情激奋作甚？
其实，参照民国的标准，今日中国学术的“派”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民国学界的“派”是公开活动的，成型时往往更要公开发表个宣言体的文章宣示自己的存在。若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大概除了“新左派”之外还真数不出什么——别的资源见肘着襟也就不说了，宣示一下本派存在的文字是太难见光了，而“新左派”有。如此卓然的地位，却也有着些许尴尬。
众所周知，“左派”曾在中国鼎盛一时，却不以合格的学者为主，而是以盛产“理论家”为著。王明、陈伯达、康生、文元、春桥等等，各领风骚若干年。“理论家”多了，自然看不起学者，且与学者为难。然而，他们确实式微了。“新左派”虽然皇皇贵胄，但是出“理论家”尚欠火候，只能在学者阵营里潜龙在渊。但这总要学术上有东西拿得出手，而且要“新”，免得露底和混同。因此，汪晖先生就很重要，据说是“安静”的学者汪晖算是能在社会公众面前为公众“扎台型”的学者了，所以哪怕只是单纯的个人学术规范问题也不可以碰。
追根溯源，“派友”如此敏感想必是有道理的。其他民间约定俗成的什么“派”或许不至于死了张屠户便吃杂毛猪，“新左派”大概有这样的担忧。因此，他们把汪晖个人的学术规范问题上升为对本派的”围剿”，倒也不能算是“被迫害狂”发作——尽管他们是经常发作的，诸如被右派篡夺了《读书》的阵营什么的，只是这次是真的很有缘由的，所以围观者要谅解。
我就很谅解、很理解，然而还是要说一句，过敏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问题还是要还原为本来面目——就是汪晖个人的学术规范问题，派不派的没什么关系。除非改写学术规范——诸如“新左派”的“学者”不受抄袭的指责，谁指责新左派学者抄袭就是自绝于劳动人民之类的。可是，现在还不行，所以还是要讲道理的。毕竟插着个“学者”的小旗，讲不清楚硬讲，也比不讲好——比如孔已己的名言“窃书不算偷”。孔已己并不否认自己“窃书”，也不去控诉“雅座里的长衫帮”污蔑自己窃书。窃了就认，事实判断上并不赖账，价值判断上或可诡辩——可以说窃书是为了更好传承“茴”字的几种写法啊、为了更好地为“短衫帮”普及文化啊，等等，故不能算偸。孔已己虽然木讷，若经过高等学府学士、硕士、博士的教育未必不能说出这些的。他是可惜了，没有生在好时代。以上，请挺汪的学人鉴之，尤其是嚷嚷着“派系”如何如何的朋友，那些东扯西扯、混淆视听的调调——不如孔已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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