燹公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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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燹公盨的灸手可热看现代考古研究的隐忧
Lin, Ershen
2008年11月4日
燹公盨 (一称遂公盨) 并非来自考古发掘，而是保利艺术博物馆在2002年5月从香港出售非法文物的市场上购得。根据传闻，该器得自河南窖藏；根据“土锈上有明显席痕，且包到口边上”这一事实，该器肯定出土不久。对于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国内的考古专家并没有予以重视，只是用来源“未必可信”一语轻轻带过。
铜器运到北京不久，号称“著名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李学勤就被请到保利艺术博物馆为该器作鉴定。李氏立刻排除了造假的可能性。据报道，李氏的依据有二：一是铭文“非常古雅”，“能看的出来，它不是伪造的”；二是铭文“是铸成的，不可能是刻上，或者是用腐蚀的方法做成的”。
对于李氏的分析，我们先来看第二点，因为这个问题比较简单。铭文是铸成的只不过证明它不是事后刻上的，并不证明铜器本身的真实性或者确切年代。谁能够证明铜器本身不是仿制品呢？这个论证显然无法成立。这个论证一旦排除，那么铜器的真伪之别就仅仅依赖所谓“古雅”的文字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判断了，真可谓千钧系于一发，危哉！
现在再来看第一点，即所谓文字古雅的问题。其实，燹公盨铭文的最大特点并非古雅与否，而是其体例一反常态。这篇长度近百字的铭文既没有时间、地点，也没有叙述任何当代 (西周) 的事件和仪式，结尾也没有惯用的套话 (如子子孙孙永宝用)。没有时间、地点的长篇铭文极为罕见，但也确实有过，如毛公鼎、逑盘、师克盨等少数例外。然而，这些例外都有具体的人物对话，叙述当代事件，而这些当代事件正是构成铸器的动因。西周时代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铸器，也不会仅仅为了写下民间流传的上古神话而铸器。我们迄今为止没有见过任何此类例子。这使得燹公盨的鉴定成为一个极不寻常的例子 (an extraordinary case)。科学的方法论要求极不寻常的例子由具备极不寻常的可信度的证据 (extraordinary evidences) 来论证。遗憾的是，这里我们不但没有极不寻常的可信度的证据，却看到一系列极不寻常的反证。
首先，我们看一看文字的特征以及这篇铭文到底“古雅”到何种地步。丢开少数无法释读的字 (这类字俯拾皆是)，通篇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德”字的使用居然达到六次之多，占全部字数的6%，而随机抽取的一个铭文汇编，在一万四千字当中“德”才出现14次，占0.10%，其机率仅仅为前者的六十分之一。在分析了另外一个总文字数七千五百字的铭文汇编之后，“德”出现九次，占0.12%，与前面的样本极其接近。这个现象显示燹公盨的选字习惯极不寻常，不同于典型的西周铭文。另外一个不常见的字是“廼”，虽然仅出现两次，也占到了2.0%；该字在第一个汇编中仅仅出现两次，占0.014%。这进一步证明燹公盨的异乎寻常之处。从这一角度来看，燹公盨铭文的作者更象一个儒生，而不是一个周人。
所谓古雅其实是一种心理感觉。当古文在读者心中产生某种对于古时候的共鸣的时候，就是古雅，而这种感觉或者共鸣是基于理解之上的。真正古奥的文字，如殷商甲骨文或者西周早期的金文倒未必会产生这种感觉。根据古雅感来判断铭文的真实性是靠不住的。
其次，我们可以看看文字的写法。这里，必须声明本人并非古文字专家。假如陈梦家 (或者四堂之一) 尚在的话，问题会容易解决得多。不管怎样，现在只好来个滥竽充数，好在有许多资料可资参考。就拿金文中出现最为普遍的“唯”来说，燹公盨的写法就极不寻常：它不但比常见的“隹”多了个“口”字旁，而且右边的写法与已知的金文大异其趣。通常的“隹”的写法就是一只鸟，头部结构曲线之下只有一笔，简单明了，中间部分是半张的翅膀，笔划左右连贯，干脆利落，象一只展翅待飞的鸟儿。大盂鼎、庚赢鼎、[录见]簋、伯父盨、鲜簋、师事簋甲、七年趞曹鼎、散伯车父鼎、班簋、兮甲盘、鲁方彝、吴虎鼎、师酉簋、元年师兑簋、二年师兑簋、六年琱生簋、五年琱生簋等等都是如此。相比之下，燹公盨的右边却显得不伦不类，鸟头的曲线之下有两笔，翅膀部分笔划繁琐，断断续续，犹豫不决，好像新手上路，不知所措。少数铜器如不其簋、豆闭簋、[犭臣犬]簋的“唯”虽然有口字旁，但右边“隹”的写法也是只鸟，象上面提到的其它铭文，而绝对不象燹公盨的“唯”那样古怪。
200811420464835.jpg
还有一点，这个“口”不是在左上方就是在左下方，而不是在左边的中间部分，属于典型的古代结体。而燹公盨的“口”却偏偏出现在左边的中间部分，显示出现代汉字的并列结构特点，象是一个写惯了现代汉字 (而不是隋唐楷书) 的人在那里揣摩古文写法的一种尝试。实话实说，燹公盨最初之所以引发本人的怀疑，就是因为这个“唯”字的写法和结体看了后令人嘡目结舌。最后一点是铭文中的三个“唯”字结构都不一致，在鸟爪上特别明显，属于漫不经心的随意变化。
再看第二列第一个字那种莫名其妙的辐射状结构同样违反了金文的结体规则，即使你走到克里特岛也找不著那种怪字，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尝试。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燹公盨的文字写法与典型的西周金文不属于同类。这个推理与上面关于文字选择的特点不谋而合。
分析到这里，大多数不怀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个铜器究竟叫燹公盨还是叫遂公盨已经无关紧要了。不过我们还是耐着性子将分析进行到底，因为在燹公盨研究上投过资的人肯定不会善甘罢休。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了前面提到的文章结体的不同寻常之处：没有时间、地点，缺乏当代关连性，也没有惯用的套话。如此长度的铭文缺乏所有这些基本要素是不可思议的，而文章的神化关连性也同样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我们再一次遇到了燹公盨与所有西周铜器的天壤之别。
现在，我们来看看文章的内容。其实，只要看第一句就够了。根据李氏的释读，这句话是“天令禹敷土随山濬川”。他正确地指出，“这几句话‘禹敷土随山濬川’是《尚书》的话。......而且只有《禹贡》的《序》里有这四个字，其他的文献里都没有。所以在西周的青铜器里面，看《禹贡序》里看到相同的字，是非常惊异事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工夫”。
《禹贡》的真实性一直受到学者的怀疑，书序更是被作为后儒托伪之作。对于急急忙忙要“走出疑古”的人来说，燹公盨实在是实现其梦想的天赐良机。在他们看来，这篇铭文可以一举奠定夏朝的存在[注]，至于铜器的本身是否仿制品就顾不得了。不过，他们忘记了一点方法论的常识：以一个破绽百出的“文物”去论证另外一个倍受争议的“古文”不外乎循环论证，以A证明B，再以B证明A。如果燹公盨是某个香港奸商为了牟利而抄袭《禹贡序》的文字来铸这个铜器的话，请问君将何以自处？
假如燹公盨不是膺品的话，它的铭文不但可以用来证明《禹贡序》，甚至于还可以证明《洪范》和《吕刑》，真是一石多鸟，石破天惊，因为过去哪怕再重要的金文也不曾达到如此空前绝后的高度，而这本身也不能不引起任何不抱偏见的独立思考者的警惕。如果奸商知道了国内史学界的某些人急于证明某些古籍的真实性，然后东拼西凑地杜撰出一篇金文来投其所好，我不会感到太惊讶。实际上，燹公盨铭文与《禹贡序》、《洪范》、《吕刑》均有同文但后三者彼此不同文本身就显示燹公盨铭文是后三者的总结，是后出者，而不是相反。以后出者证明先出者的价值，岂不谬哉？
基于上述认识，本人不准备在这篇短文里面展开对于铭文其余部分的细节的讨论，反正关于这篇灸手可热的铭文的各种文章乃至集释都已经刊行了，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研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头就提到的一个异乎寻常之处：铜器看来是刚出土的，却被谎称是窖藏的。很有可能那些泥土是故意加上去来制造仿古效果的小伎俩，难道这样的事情还没有见过吗？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选字、书法、体裁、内容、来源五个方面的疑点。其中书法这个疑点估计偶然性至少在0.01 (即1%)，其它每个疑点偶然性如果在0.1 (即10%) 的话，总体的偶然性在0.000001即百万分之一。由此可见，燹公盨没有问题的可能性等于零；它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幕。最后，我应该提醒那些为之辩护的人，要证明一个来源不明的文物的真实性的责任落在他们一边，而不是落在置疑者一边。一言以蔽之，“燹公盨”的异乎寻常之处实在也太多了一点，其来源值得重新彻底调查。在上所述所有那些疑问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之前，任何基于该铜器铭文的推论都应被作为假设来看待，而且是极其有疑问的假设。依本人之愚见，要走出疑古就如同走进时间隧道那么难，搞不好还会被洞口的重力场挤压成肉饼。
注释：其实，这里仅仅重复了众所周知的一个神化，其真正含义远非某些人一厢情愿的想象那样。禹未必与夏有任何联系。鲧、禹作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代”神祗是欧亚大陆普世性的造陆神话的中国变奏。对于这一点，各位可以参考胡万川的《捞泥造陆 ─ 鲧、禹神话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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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燹公盨的灸手可热看现代考古研究的隐忧
Lin, Ershen
2008年11月4日
燹公盨 (一称遂公盨) 并非来自考古发掘，而是保利艺术博物馆在2002年5月从香港出售非法文物的市场上购得。根据传闻，该器得自河南窖藏；根据“土锈上有明显席痕，且包到口边上”这一事实，该器肯定出土不久。对于这种明显的自相矛盾，国内的考古专家并没有予以重视，只是用来源“未必可信”一语轻轻带过。
铜器运到北京不久，号称“著名青铜器研究专家”的李学勤就被请到保利艺术博物馆为该器作鉴定。李氏立刻排除了造假的可能性。据报道，李氏的依据有二：一是铭文“非常古雅”，“能看的出来，它不是伪造的”；二是铭文“是铸成的，不可能是刻上，或者是用腐蚀的方法做成的”。
对于李氏的分析，我们先来看第二点，因为这个问题比较简单。铭文是铸成的只不过证明它不是事后刻上的，并不证明铜器本身的真实性或者确切年代。谁能够证明铜器本身不是仿制品呢？这个论证显然无法成立。这个论证一旦排除，那么铜器的真伪之别就仅仅依赖所谓“古雅”的文字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判断了，真可谓千钧系于一发，危哉！
现在再来看第一点，即所谓文字古雅的问题。其实，燹公盨铭文的最大特点并非古雅与否，而是其体例一反常态。这篇长度近百字的铭文既没有时间、地点，也没有叙述任何当代 (西周) 的事件和仪式，结尾也没有惯用的套话 (如子子孙孙永宝用)。没有时间、地点的长篇铭文极为罕见，但也确实有过，如毛公鼎、逑盘、师克盨等少数例外。然而，这些例外都有具体的人物对话，叙述当代事件，而这些当代事件正是构成铸器的动因。西周时代的人不会无缘无故地铸器，也不会仅仅为了写下民间流传的上古神话而铸器。我们迄今为止没有见过任何此类例子。这使得燹公盨的鉴定成为一个极不寻常的例子 (an extraordinary case)。科学的方法论要求极不寻常的例子由具备极不寻常的可信度的证据 (extraordinary evidences) 来论证。遗憾的是，这里我们不但没有极不寻常的可信度的证据，却看到一系列极不寻常的反证。
首先，我们看一看文字的特征以及这篇铭文到底“古雅”到何种地步。丢开少数无法释读的字 (这类字俯拾皆是)，通篇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德”字的使用居然达到六次之多，占全部字数的6%，而随机抽取的一个铭文汇编，在一万四千字当中“德”才出现14次，占0.10%，其机率仅仅为前者的六十分之一。在分析了另外一个总文字数七千五百字的铭文汇编之后，“德”出现九次，占0.12%，与前面的样本极其接近。这个现象显示燹公盨的选字习惯极不寻常，不同于典型的西周铭文。另外一个不常见的字是“廼”，虽然仅出现两次，也占到了2.0%；该字在第一个汇编中仅仅出现两次，占0.014%。这进一步证明燹公盨的异乎寻常之处。从这一角度来看，燹公盨铭文的作者更象一个儒生，而不是一个周人。
所谓古雅其实是一种心理感觉。当古文在读者心中产生某种对于古时候的共鸣的时候，就是古雅，而这种感觉或者共鸣是基于理解之上的。真正古奥的文字，如殷商甲骨文或者西周早期的金文倒未必会产生这种感觉。根据古雅感来判断铭文的真实性是靠不住的。
其次，我们可以看看文字的写法。这里，必须声明本人并非古文字专家。假如陈梦家 (或者四堂之一) 尚在的话，问题会容易解决得多。不管怎样，现在只好来个滥竽充数，好在有许多资料可资参考。就拿金文中出现最为普遍的“唯”来说，燹公盨的写法就极不寻常：它不但比常见的“隹”多了个“口”字旁，而且右边的写法与已知的金文大异其趣。通常的“隹”的写法就是一只鸟，头部结构曲线之下只有一笔，简单明了，中间部分是半张的翅膀，笔划左右连贯，干脆利落，象一只展翅待飞的鸟儿。大盂鼎、庚赢鼎、[录见]簋、伯父盨、鲜簋、师事簋甲、七年趞曹鼎、散伯车父鼎、班簋、兮甲盘、鲁方彝、吴虎鼎、师酉簋、元年师兑簋、二年师兑簋、六年琱生簋、五年琱生簋等等都是如此。相比之下，燹公盨的右边却显得不伦不类，鸟头的曲线之下有两笔，翅膀部分笔划繁琐，断断续续，犹豫不决，好像新手上路，不知所措。少数铜器如不其簋、豆闭簋、[犭臣犬]簋的“唯”虽然有口字旁，但右边“隹”的写法也是只鸟，象上面提到的其它铭文，而绝对不象燹公盨的“唯”那样古怪。
200811420464835.jpg
还有一点，这个“口”不是在左上方就是在左下方，而不是在左边的中间部分，属于典型的古代结体。而燹公盨的“口”却偏偏出现在左边的中间部分，显示出现代汉字的并列结构特点，象是一个写惯了现代汉字 (而不是隋唐楷书) 的人在那里揣摩古文写法的一种尝试。实话实说，燹公盨最初之所以引发本人的怀疑，就是因为这个“唯”字的写法和结体看了后令人嘡目结舌。最后一点是铭文中的三个“唯”字结构都不一致，在鸟爪上特别明显，属于漫不经心的随意变化。
再看第二列第一个字那种莫名其妙的辐射状结构同样违反了金文的结体规则，即使你走到克里特岛也找不著那种怪字，属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尝试。所有这些充分证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燹公盨的文字写法与典型的西周金文不属于同类。这个推理与上面关于文字选择的特点不谋而合。
分析到这里，大多数不怀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个铜器究竟叫燹公盨还是叫遂公盨已经无关紧要了。不过我们还是耐着性子将分析进行到底，因为在燹公盨研究上投过资的人肯定不会善甘罢休。
当然，我们不应该忘了前面提到的文章结体的不同寻常之处：没有时间、地点，缺乏当代关连性，也没有惯用的套话。如此长度的铭文缺乏所有这些基本要素是不可思议的，而文章的神化关连性也同样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我们再一次遇到了燹公盨与所有西周铜器的天壤之别。
现在，我们来看看文章的内容。其实，只要看第一句就够了。根据李氏的释读，这句话是“天令禹敷土随山濬川”。他正确地指出，“这几句话‘禹敷土随山濬川’是《尚书》的话。......而且只有《禹贡》的《序》里有这四个字，其他的文献里都没有。所以在西周的青铜器里面，看《禹贡序》里看到相同的字，是非常惊异事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来得全不费工夫”。
《禹贡》的真实性一直受到学者的怀疑，书序更是被作为后儒托伪之作。对于急急忙忙要“走出疑古”的人来说，燹公盨实在是实现其梦想的天赐良机。在他们看来，这篇铭文可以一举奠定夏朝的存在[注]，至于铜器的本身是否仿制品就顾不得了。不过，他们忘记了一点方法论的常识：以一个破绽百出的“文物”去论证另外一个倍受争议的“古文”不外乎循环论证，以A证明B，再以B证明A。如果燹公盨是某个香港奸商为了牟利而抄袭《禹贡序》的文字来铸这个铜器的话，请问君将何以自处？
假如燹公盨不是膺品的话，它的铭文不但可以用来证明《禹贡序》，甚至于还可以证明《洪范》和《吕刑》，真是一石多鸟，石破天惊，因为过去哪怕再重要的金文也不曾达到如此空前绝后的高度，而这本身也不能不引起任何不抱偏见的独立思考者的警惕。如果奸商知道了国内史学界的某些人急于证明某些古籍的真实性，然后东拼西凑地杜撰出一篇金文来投其所好，我不会感到太惊讶。实际上，燹公盨铭文与《禹贡序》、《洪范》、《吕刑》均有同文但后三者彼此不同文本身就显示燹公盨铭文是后三者的总结，是后出者，而不是相反。以后出者证明先出者的价值，岂不谬哉？
基于上述认识，本人不准备在这篇短文里面展开对于铭文其余部分的细节的讨论，反正关于这篇灸手可热的铭文的各种文章乃至集释都已经刊行了，有兴趣的人可以自行研究。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头就提到的一个异乎寻常之处：铜器看来是刚出土的，却被谎称是窖藏的。很有可能那些泥土是故意加上去来制造仿古效果的小伎俩，难道这样的事情还没有见过吗？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选字、书法、体裁、内容、来源五个方面的疑点。其中书法这个疑点估计偶然性至少在0.01 (即1%)，其它每个疑点偶然性如果在0.1 (即10%) 的话，总体的偶然性在0.000001即百万分之一。由此可见，燹公盨没有问题的可能性等于零；它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内幕。最后，我应该提醒那些为之辩护的人，要证明一个来源不明的文物的真实性的责任落在他们一边，而不是落在置疑者一边。一言以蔽之，“燹公盨”的异乎寻常之处实在也太多了一点，其来源值得重新彻底调查。在上所述所有那些疑问获得令人信服的解释之前，任何基于该铜器铭文的推论都应被作为假设来看待，而且是极其有疑问的假设。依本人之愚见，要走出疑古就如同走进时间隧道那么难，搞不好还会被洞口的重力场挤压成肉饼。
注释：其实，这里仅仅重复了众所周知的一个神化，其真正含义远非某些人一厢情愿的想象那样。禹未必与夏有任何联系。鲧、禹作为开天辟地的“第一代”神祗是欧亚大陆普世性的造陆神话的中国变奏。对于这一点，各位可以参考胡万川的《捞泥造陆 ─ 鲧、禹神话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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