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的悲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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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2-02 01:2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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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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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受旧戏影响，大家都把严嵩当作大奸臣。他在这个行列中的身份属于最高级别，跟赵高、李林甫、秦桧齐名。很多中国人的历史认知从旧小说旧戏里来，我曾经也是。有一套《京剧汇编》，记得三十多册，里面有成套的列国戏、三国戏、唐宋戏等，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全部读下来，还不止一遍，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就从这里起步。以后读书渐多，发现不单人和事方面存在不少出入，历史观更成问题。作为历史人物，这位严分宜（严嵩是江西分宜人，那时官场上惯以籍贯代称其人）就遭遇了这种情况，现在人们一提起他，都只想到类似《打严嵩》中的那样一个人。
以官史将严嵩定为“奸臣”，是满清统治者所为。清代初年修《明史》，把严嵩列入《奸臣传》，从此严嵩不得翻身。然而，修撰过程中间，史馆诸臣对此有过激烈辩论。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九记载了一个有趣的场景：
李穆堂绂，记闻最博，而持论多偏。在明史馆，谓严嵩不可入奸臣传。纂修诸公争之。李谈辨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最后，杨农先椿学士从容太息曰：“分宜在当日尚可为善，可恨杨继盛无知小生，猖狂妄行，织成五奸十罪之疏传误后人，遂令分宜含冤莫白。吾辈修史，但将杨继盛极力抹倒，诛其饰说诬贤，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则分宜之冤可申。”穆堂（李绂）闻之，目眙神愕，口不能答一字，自是不复申前说。
李绂跟严嵩有老乡关系，但他在史馆“单挑”群僚，却非感情用事。此人“记闻最博”，对史事掌握比较多。所以，就严嵩是否入《奸臣传》，他跟别人发生极大分歧。舌战中，“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都说不过他。可是我们看到，在杨椿（字农先）发表一番议论后，李绂就傻眼了，不再坚持己见。
杨椿究竟说了什么呢？他提到了一个叫杨继盛的人。杨继盛是徐阶门生，他在嘉靖三十二年上疏猛烈攻击严嵩，列出五奸十大罪，这篇文章名为《请诛奸臣疏》。嘉靖得疏大怒，认为表面劾严，内里是冲自己来的。下狱，严刑拷打，三十四年处死。后来，严嵩倒台，再后来嘉靖崩。他儿子隆庆皇帝继位，“恤直谏诸臣，以继盛为首。赠太常少卿，谥忠愍，予祭葬，任一子官。已，又从御史郝杰言，建祠保定，名旌忠。”（《明史·杨继盛传》）杨椿“后来议恤议谥”，所指就是此事。
把过程简化一下，大致是这样：杨继盛率先把“奸臣”称号送给严嵩，但那时嘉靖很喜欢严嵩，杨因此被嘉靖杀掉。但到晚年，嘉靖又不喜欢严嵩了，亲自搞掉了他。因了这样的否定之否定，隆庆践阼后，就把反“奸”勇士杨继盛树为忠臣，赠衔、赐谥、建祠。
这故事真正主角是嘉靖。先前，他保严嵩，杀杨继盛，然后，翻手又将当时的欣赏保护对象打倒、抄家，使得其中是非大乱。杨继盛先奸后忠，严嵩则先忠后奸；这忠忠奸奸，其实都是嘉靖一人说了算。而后来隆庆皇帝之所为，本质上只是维护嘉靖的“正确性”。
照理说，改朝换代之后，大清史馆诸臣完全不必理会明代的纠葛恩怨。问题就在于，有关这桩公案，满清统治者全盘接受了明代官方的结论。顺治皇帝曾经专门指示，将杨继盛事迹写成戏剧《忠愍记》，还升了剧作者的官。请注意，这部戏剧的名称就直接取自隆庆皇帝给予杨继盛的谥号。顺治十三年，还以顺治本人的名义写有《表忠录序》和《表忠录论》，旗帜鲜明地把杨继盛树为大忠臣的典范，对严嵩则做出这样评价：“逆臣严嵩父子，盗执大柄，浊乱王家，威福专擅，纪纲废荡”。（《杨忠愍公全集》卷首）
乾隆皇帝也多次亲自写诗或发表言论，赞扬杨继盛。他写有《题杨忠愍集诗》、《旌忠词诗》等；还亲口评论道：“朕几余咏物，有嘉靖年间器皿，念及严嵩专权炀蔽，以致国是日非，朝多稗政。”（《清史稿·于敏中传》）
清廷修撰《明史》，从一六四五年开设史馆，到一七三九年刊刻告成、进呈皇帝，横跨顺治至乾隆四朝。它的编写，始终处在君主“明加督责，隐寓钳制”（黄云眉《明史编纂考》）之下。这就是为什么面对杨椿的质疑，李绂忍气吞声的背景。杨椿的质疑，大部分对李绂不构成问题，比如“将五奸十罪条条剖析”，李绂当不难做到，他先前“谈辩云涌，纵横莫当，诸公无以折之”，显然已经在这么做，而且很成功。关键是这一句：“且辨后来议恤议谥之非”，令李绂醒醐灌顶、恍然大悟——这哪里是辩“（隆庆）议恤议谥之非”？明明是议本朝皇帝已有定论为非。于是，瞬间闭嘴。
我还相信，李绂以外的史馆诸臣，不是不晓得把严嵩列入《奸臣传》,有很多值得商榷之处。所不同的，他们只不过较早明白严嵩非入《奸臣传》不可的道理，不像李绂那样缺心眼，还需要别人开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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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2-02 01:2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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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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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再来说严嵩到底奸与不奸。
当时，“倒严”乃是一股潮流。在杨继盛劾严嵩“五奸十罪”的前两年，沈錬也曾参论严嵩——无独有偶，开列的罪状也是十条。沈錬和杨继盛，是“倒严”潮流中最著名的两个代表人物，事迹后来被写进明代的名剧《鸣凤记》和名小说《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对此，有几点先应该交待清楚：
第一、在古代，位居要津的官员受到同僚和下级的攻击、弹劾，是家常便饭一样最普通不过的事，几乎无人幸免。即以嘉靖朝的内阁首辅论，从杨廷和开始，杨一清、费宏、张璁、夏言、严嵩直到徐阶，全无例外。杨廷和那样公忠体国，照样几次遭到疏劾。杨一清被人以贪污罪名参倒。夏言被参不仅丢官还丢了性命。至于徐阶，看过《海瑞罢官》的人知道，他就是荣幸地被海刚峰骂过的那个人。可见，虽然严嵩被骂作“奸臣”确有其事，然而，显然不是一骂罪名便成立，也不是骂得越难听越表明事情真实可靠。
第二、在挨骂的重臣里面，严嵩被骂次数最多，声势也最大，这也是事实。除沈、杨二位最出名外，起码还有几十个官员向皇帝递过控诉状。这是不是证明严嵩最坏？未必。首先，爬到高位固然显赫，但同时也要清楚，呆在那儿的基本“工作”之一，就是挨骂。其次，古人一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朝政不好，枢臣必然是顶缸受过者，口水全吐到他身上，彼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结合这两点，我们再观察一下嘉靖历任首铺的任期，对严嵩挨骂之多之重，当另有所感。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首辅十人。任职仅二三月者如蒋冕、毛纪，任职不过数年者如杨一清、张璁、夏言、徐阶；唯独严嵩，入阁二十年，任首辅达十五年。十五年！若将任期除以挨骂次数，其实跟别人也差不多。
第三、古代政界指控别人，不像今天这样严肃，言无实据要负法律责任，治诽谤罪。当时着重的却只是一口“正气”。别的都可不论，这口气却一定要充足，摧枯拉朽、势不可当。为着这股气势，可就不在乎牺牲部分真实性了。我们经常见到，古人给政敌开列罪状，先照着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去比划——沈錬、杨继盛给严嵩找到的罪名偏偏都是“十”项，绝非巧合。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以“拼凑”手法来构思自己的本章。里面有事实，却不必全是事实。实际上，当时就有人从第三方立场指出，“（沈錬）数嵩十罪，俱空虚无实。”（《世庙识余录》卷十五）这话出自《世庙识余录》的作者徐学谟。谈迁也批评沈錬大有作秀之嫌：“欲清君侧之恶，以视请剑咏（秦）桧，尤为过之”（《国榷》卷六十二）。杨继盛的“五奸十罪说”，已有近人苏均炜以长文逐条辨析，结论是：“他（杨继盛）所指控的，大半空疏无实。”（[美]苏均炜《大学士严嵩新论》，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7月）文章写得很翔实，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找来一读。
阐明这三点，接着回答一个问题：严嵩是好人么？肯定不是。自从杨廷和内阁倒台、嘉靖取得“大礼议”胜利以来，皇帝的左右便不再有正人君子。不单严嵩不算，从始至终，其他人也都不配自称正人君子。这并非对他们个人品质的品鉴，实际上，嘉靖的统治方式根本不允许你去充当什么正人君子。明代士风大坏，主要自嘉靖始，谀奉顺从乃是朝中基本格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不是个人问题，是风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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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2-02 01:2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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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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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辨析严嵩头上是否应该戴着“奸臣”这顶帽子，不是为他翻案，把他从坏人变成好人、从反面形象变成正面形象。他不属于什么好人，可是，在好人与奸臣之间，还有着一个宽阔地带，不能说算不得好人就非得是个奸臣。所谓“奸臣”，是把国家的事生生给搞坏搞糟的人，或至少在这过程里起到相当关键作用的人。然而，倘若事情原本就糟糕，他无非顺水推舟以求自保，这样的人，算不算“奸臣”？其次，满足“奸臣”这个概念，还须一个条件，即弱势的君主、强势的臣子。君弱臣强，做坏事的臣子一方才能自作主张，对各种事情起主导作用。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指鹿为马”的赵高。过去曹操被骂为“奸臣”，也是他挟天子以令诸侯。而嘉靖何许人也，他能是弱懦之君么？人们随口将“奸臣”这样一种荣誉赠予严嵩时，多半忘记抑或不太了解，嘉靖其实丝毫不会留给他成为“奸臣”的空间。在嘉靖手下，大家做不得忠臣，也做不得奸臣，只有做“谀臣”、“顺臣”这么一个选择。
因此，替严嵩一辩，真实意图根本不是为他洗污，而是要将长久地障在历史和人们眼前的那片阴翳驱开——休教一个所谓的“奸臣”，掩盖了嘉靖之恶。冤有头债有主，朱厚熜才是腐败政治、所有的不道德和沈杨之类冤案错案的真正被告。
中国历史观中的“奸臣论”，是一种要不得的传统，是一块君主专制的遮羞布。它隐含着这种逻辑：功德归于君主，而败坏、损失和危机，则统统要扔给一二“奸臣”，由他们去担受骂名。隆庆皇帝一上台，“议恤议谥”，用空头表彰和追赠官职，轻而易举抹去他老子当年对沈錬、杨继盛的一手迫害，只剩下那个严嵩，可怜地，孤零零地，数百年来伫立在千万人的唾液之中。改朝换代之后，“非我族类，其心不异”，从顺治到乾隆，与隆庆皇帝息息相通，巩固和加重着严嵩的罪名，让他们的“前辈”嘉靖皇帝继续逃脱干系。
至于沈錬、杨继盛，虽然对他们不应有超越其时代的苛求，却也不得不指出，他们那样激烈地指责严嵩，客观上对嘉靖实有开脱的作用，是另一种“逢君之恶”。“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种行为，历来副作用极大，对历史真相的掩盖非常严重。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疑点，以此而生。离今天不太远，就有李鸿章一例。李背负近代史头号“卖国贼”骂名几近百年，直到近一二十年人们才意识到重新研究的必要。李合肥有此境遇，当初言路上一班“清流”难辞其咎。当着李左支右绌、补苴罅漏之际，这些人只会唱高调，用空洞的口号抬高自己，通过损毁实干者来掩护将天下窃为一己之私的满清统治者——讨好洋人是李鸿章，丧权辱国是李鸿章，似乎没有李鸿章，国家就有救了。
当然，严嵩和李鸿章不同。对李鸿章，有个重新评价的问题；对严嵩，则须将其“奸臣”的真相揭露出来，不然就看不到真正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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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2-02 01:2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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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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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其人究竟什么样？他是原来就坏，还是慢慢变坏？在明清官方一致坚持他为“权奸”的舆论之下，找到很多与此不同的描述不太可能了，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蛛丝马迹。
《罪惟录》载有一句崇祯末年大学士黄景昉的评论：“严嵩雅善诗文，收罗知名士，间能抑情沽誉，有可怜恕者。”此话虽然首先把屁股坐在官方立场上，把严嵩的动机说成“沽誉”，但没有掩盖严嵩尊重人材这一事实。
偶亦有人，涉及严嵩时有什么说什么，而不藏头露尾。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九称：“分宜大宗伯（礼部尚书）以前极有声，不但诗文之佳，其品格亦自铮铮。钤山隐居九年，谁人做得？大司成（国子监祭酒）分馔，士子至今称之。”不单说他口碑不错，还说他确实品格正派，以致可用“铮铮”形容。这个朱国桢，原来也极憎恶严嵩：“分宜之恶，谭者以为古今罕俪”，但他去了江西之后，却感到大惑不解，因为在严嵩老家，当地人一直对他抱有好感，几十年过去了“江右人尚有余思，袁（袁州，分宜县隶属袁州府）人尤甚。余过袁，问而亲得之，可见舆论乡评亦自有不同处。”
严嵩在故乡的好名声，朱国桢是“问而亲得之”。略早，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八也记载了同样的事实：“严分宜作相，受世大诟，而为德于乡甚厚。其夫人欧阳氏，尤好施予，至今袁人犹诵说之。”
这些残存的消息，隐约透露严嵩做人有个变化过程——即便是“奸臣”，也是从比较正派慢慢走向邪恶的。朱国桢认为，这变化的分界线，发生在严嵩任礼部尚书前后。我们可以做一番查证，有无线索支持他这看法。
严嵩弘治十八年登进士榜，然后做了庶吉士、编修等小官，不久因病去职，返乡，在钤山潜心读书，一读就是十年。正德十一年，结束读书生活，重返政坛。他学问和文才很好，可能因这缘故，一直在官方学术或教育机构工作，包括嘉靖元年升为南京翰林院侍讲以及该院负责人，嘉靖四年被召到北京任国子监祭酒。从《明史·奸臣传》的记载来看，截止此时，严嵩的履历很清白，没有任何负面议论。沈德潜所谓“为德于乡甚厚”，可以代表这段时期他的公众形象。
他仕途的重大改变，发生于嘉靖七年。是年，嘉靖皇帝提拔他为礼部右侍郎。这似乎是正常升迁。不过，正是这次的升迁，开始了他的毁灭之路。第一，他进入了高级官员的行列，离皇帝越来越近。嘉靖是怎样一个人，离他近了会怎样、应当怎样，可想而知。第二，严嵩这个“右侍郎”，不是工部、刑部，偏偏是礼部。嘉靖的兴趣是抓意识形态，六部之中尤其重视这个相当于宣传主管部门的礼部，他所重用的好几个人，席书、夏言，都是从礼部起家。现在，严嵩也被安排到礼部，这个官怎么当或能怎么当，不言而喻。
不论是有意往上爬，还是只求稳妥、小心伺候，礼部右侍郎严嵩都必须开始熟悉并掌握另一种做人风格。此时，朝中的整个风气已被歌功颂德所笼罩，严嵩很聪明，他不至于搞不清自己该做什么。上任不久，嘉靖交给他一项差事：代表皇帝本人，去祭告献皇帝（嘉靖之父）的陵墓。差毕，需要递交工作报告。严嵩琢磨了皇帝的心理，在奏疏里这样写道：
臣恭上宝册及奉安神床，皆应时雨霁。又石产枣阳，群鹳集绕，碑入汉江，河流骤涨。请命辅臣撰文刻石，以纪天眷。（《明史·奸臣传）
无非虚构了一些嘉靖特别喜爱的“祥瑞”，不必说，这些想象很不精彩，嘉靖读了却“大悦”。他决定好好“培养”严嵩，先是迁左侍郎，很快进南京礼部尚书。嘉靖十五年十二月，礼部尚书夏言成为大学士，严嵩同时被调到北京，出任礼部尚书。
到任一年多，严嵩就受到严峻考验——这时，正值“大礼议”。这是一场有关礼法的大争论，涉及皇家纲常的繁文缛节，细节不去说它，我们只消知道，嘉靖是以藩王继承大统，他的父亲没有资格享受一切皇帝的尊仪，但他却坚持争这个名份，且得寸进尺，没完没了。有个拍马屁的家伙，发起一个可以抬高嘉靖父亲地位的提案，深获嘉靖之心，即付礼部集议。其实嘉靖主意已定，让礼部讨论、拿出意见，不过摆摆样子、走走过场，如果严嵩知趣，他只应该有一种意见：坚决拥护。可是，此时的严嵩，显然不曾修炼到家，思想改造尚未完成，书呆子脾性没有尽去。他在礼部主持讨论后，这样向嘉靖汇报：
臣等仰恩圣训，远揆旧章，称宗说不敢妄议。（《世宗实录》卷二一三）
这句话的口气很清楚，严嵩知道嘉靖想要的结果是什么，他回避明确表示反对，而颇费苦心地以“不敢妄议”宛转加以搪塞，但意思还是不赞同，理由是：在历史和经典上找不到依据。当严嵩说出这番话时，他跟当初“大礼议”中的反对派，没什么两样，脑子里面想到的，也是典章制度——可以看出，这时他骨子里仍旧是一个不开窍的、讲原则的正统士大夫。这真让嘉靖气不打一处来。干脆把严嵩疏文发回，命“再会议以闻”。这时，幸亏户部左侍郎唐胄跳出来，救了严嵩一命——此人很不识相地上奏，力主不可称宗。嘉靖正愁无人开刀，却有送上门的，着即派锦衣卫把唐胄逮起来，削职为民。与此同时，嘉靖亲撰《明堂或问》一文，论证献皇帝（嘉靖此前已给他父亲弄了个皇帝头衔）可以称宗的道理。至此，严嵩不由冷汗涔涔，悟出险些酿成大祸。他迅速改变主张，拿出了让嘉靖满意的答卷。
事情发生在嘉靖十七年，距严嵩就任礼部尚书十八个月。换言之，将近两年的时间，严嵩作为正统士大夫的“思想残余”，还未清除干净，大大辜负了嘉靖的信任。不过，这似乎是严嵩平生最后一次“冒傻气”，从此不敢造次，一切以悉心揣摩圣上心意为能事。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奇迹般地与嘉靖和平共处十几年。当然，付出的代价是成为“大奸臣”——这也许是必然的，否则试问：正人君子能与嘉靖和平共处这么久吗？
当沈錬、杨继盛们畅快地抨击严嵩是奸臣，当后人更以置身事外的轻松姿态也用奸臣字眼对他骂来呵去的时候，没有去探问严嵩的内心世界。一个曾经淡然处世、肯闭门读书十年的人，一个在乡间、在日常生活中颇为在意自己的品行形象、“为德甚厚”的人，一个受到皇帝赏识和提拔、已在礼部尚书位子上坐了将近两年却仍然压抑不住地冒着士大夫傻气的人，请问这样一个人，他的内心世界原本怎样？能是一个“奸臣”的内心世界吗？
一旦目光越过严嵩“专权”十几年的“奸臣史”，回到嘉靖十七年，回到他最后心有不甘地对嘉靖斗胆说出“称宗说不敢妄议”的一刻，我似乎被什么东西所撼。我在里面看到的，是挣扎、痛苦与渺小，是理智与道德的冲突，是曾经的信仰与现实的生存之间彼此的煎熬。我不光看到了自我背叛，也看到了从生理到心理的巨大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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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2-02 01:2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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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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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一朝，别人在首辅位子上，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严嵩却一气干了十几年。秘诀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严嵩的前任夏言。
夏言发迹，与张璁、严嵩等一般无二，俱以善窥帝意、巧为逢迎而进。张璁内阁时期，夏言被嘉靖当作制衡张璁的因素予以培植，夏言心领神会，很卖力气，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表现比张璁更积极，更乖巧。“帝制作礼乐，多言为尚书时所议。”“谘政事，善窥帝旨，有所傅会。”“帝每作诗，辄赐言，悉酬和勒石以进，帝益喜。”（《明史·夏言传》）慢慢地，争宠中夏言胜出，位极人臣。
但夏言性格里，有一致命弱点，就是得志便忘形。当然，这是很普遍的弱点，夏言之前的张璁亦然。另外，他们两人还犯了另一个共同的错误：对嘉靖的宠信，真的相信；并真的以为自己立下大功，理所当然被皇帝倚重。这比前一个错误更要命。他们不知道，来自嘉靖的宠信，纯粹是其权术的一部分。首先，嘉靖一贯拉一派打一派，在亲手树立某人威信的同时，立刻着手引入可以牵制、削弱他的力量，过了不久，就用后者打倒前者，使后者取而代之，然后再培植新的“捣乱分子”。这手法几十年不变，他从不曾真正信任过任何人，或者说，他对某人的“信任”，不过是基于对另一个人的不信任而已。其次，嘉靖深得《老子》“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真昧，看上去的宠信，对他来说始终是加速其人败亡的绝佳手段。他甚至纵容和鼓励志骄意恣、自我膨胀。他用各种小动作来强化权臣被无限信赖的感受：大幅度地升他们的职、授予铸有特殊表彰词汇的小银章、赐诗、故意单独说一些私密的贴心话……。很奇怪，张璁、夏言本来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却都不曾识破，都上了当。他俩大红大紫后，犯了一模一样的毛病：颐指气使，尾巴翘到天上去了。
轮到严嵩上台，这才终于出现一个将嘉靖心思看得比较透的人。
对付严嵩，嘉靖的手法没有改变；仍旧拉一派打一派，仍旧“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对前者，严嵩无可奈何，嘉靖是怎样培植徐阶充当对立面，对他实行箝制，他尽收眼底，唯一办法，只能是小心周旋。他之能逃出张、夏模式，任首辅达十五年不倒，关键是做人。某种意义上，嘉靖遇到严嵩，才是棋逢对手。嘉靖心法阴柔，严嵩也深谙知雄守雌之道。嘉靖设的圈套，严嵩一概不钻，很早就远远避开。
或者吸取了张、夏的教训，或者严嵩本人处世哲学使然，总之，严嵩是唯一发迹前后做人没有明显变化的人。之前他夹着尾巴，之后也不敢张狂，甚至愈加谨慎低调。
嘉靖不视朝，隐居，但耳目遍布，经常派人秘密打探诸臣动静虚实。夏言和严嵩是重点关注对象。每次得到的情报，都反映说严嵩退朝后深夜仍在工作，特别是精心地为皇上写青词，而夏言却往往呼呼大睡。也许严嵩有“反间谋”意识，买通了内线；也许并非伪装，而确实是很小心地对待差事。
至少以下记述，不是出于事先伪装：入阁后，严嵩“年六十余矣。精爽溢发，不异少壮。朝夕直西苑板房，未尝一归洗沐，帝益谓嵩勤。”严嵩深知“高处不胜寒”，打起精神，终日悚慎，未敢稍怠。鉴于他的表现，嘉靖特颁发“银记”一枚，上铸“忠勤敏达”四字。
严嵩的戒备是全方位的。夏言败后，有一年多时间，内阁只剩严嵩自己。在别人——例如张璁、夏言甚至徐阶——恐咸求之不得，严嵩却坐卧不安。他主动请示嘉靖增补阁员，后者则不予理会。总之，不论嘉靖内心究竟在想什么，他让严嵩独相一年多。其间，严嵩事事小心。当他再次打报告请求恢复内阁建制，嘉靖很满意地加以批准，同时还将人选定夺权交给严嵩。这又是试探，严嵩立即表示，此事只应“悉由宸断”，“伏望圣明裁决……非臣所敢议拟。”（《世宗实录》卷三四五）
试探与反试探，一直在嘉靖与严嵩间不露声色地展开。二十九年，嘉靖借生日之机，表示要加恩于严嵩，封他为“上柱国”。严嵩感激涕零却坚定地辞谢了。一切只因那个“上”字，严嵩在谢恩疏里这么说：“《传》曰：‘尊无二上。’‘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世宗实录》卷三六四）这不是严嵩神经过敏，事实证明，他洞若观火。嘉靖闻奏，果然高兴，表扬道：“卿敬出心腑，准辞。”
对嘉靖，哪怕一个字眼，也马虎不得。他就是这种人，抠着每一个字眼来猜忌别人。叙至此，不妨顺带说说杨继盛被杀的真正原因。杨之死，不死于攻击严嵩，而死于其劾章中如下数语：“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明史·杨继盛传》）这些言语，不啻说所有人咸知嵩奸，独嘉靖不知，“世人皆醒尔独醉”。而“或召问裕、景二王”一句，尤令继盛死定。其时，太子亡故多年，嘉靖仅余裕王、景王二子，但他迟迟未再立太子，除了对原太子的偏爱之情，身边道士的“二龙不相见”理论起了很大作用，使嘉靖颇有二位王子与己相克之疑。杨继盛提到裕景二王，实乃忌之大者，休说嘉靖可以怀疑他与二位王子有什么勾搭，就算不这么疑心，单因“添堵”的感受，嘉靖也不能饶他。
十五年的“信用”，是用十五年的恭顺、防别人所不防、忍别人所不忍，以及十五年的竖起耳朵、夹紧尾巴换来的。如此而已。可以说，中国式君主专制，造就了严嵩这么一种畸形政治人格；也可以说严分宜真正吃透掌握了在朝为臣及折冲官场的不二法门。
严嵩步入领导核心之初，夏言如日中天，但嘉靖以其惯用手法，故意炫示对严嵩的欣赏之意。严嵩料定皇上的青睐，必招夏言嫉恨，因此，虽然论到科第出身，资历其实比夏言老，但他把姿态摆得非常低，“事之谨”。一次，严嵩特为夏在家中设宴，专程登门诣请，夏言却连见都不见。且看严嵩的做法：他返回府中，并不撤宴，竟跪在为夏言准备的座位前，展开事先写好的祝酒词，如对其人，照旧念一遍。事情传到夏言耳中，“言谓嵩实下己，不疑也。”（《明史·奸臣传》）
嘉靖二十一年，皇上又玩“坐山观虎斗”把戏，先将夏言赶跑，随即命严嵩以武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再过两年，把首辅位子也一并交给他。可是，严嵩屁股还不曾将首辅位子坐热，翌年底嘉靖突然重新召回夏言，再把首辅之职交还给他。这样一种挑拨离间，令夏言视严嵩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而且他完全错误地解读了嘉靖再任其为首辅这件事，把它看成自己固宠的信号。于是，他变本加厉地排挤严嵩，“颇斥其党”；不仅如此，还搜集严子世蕃的罪证，欲予严嵩致命一击。严嵩闻讯，二话不说，认栽服输，率子亲赴夏府，“长跪榻下泣谢”。在严嵩，忍辱纳垢，不耻此行；在夏言，要的则是虚骄心理之满足，亲见对方摇尾乞怜，便觉人生莫大享受，“乃已”。（《明史·奸臣传》）严嵩龌龊，夏言假公济私也很丑陋，彼此彼此；但若论官场角逐，夏言确非严嵩对手。
勇于示弱、抑己扬人，是严嵩在官场打拼的看家本领。不单对皇上如此，对夏言如此，就连位在其下的徐阶，也可以低迴眉目。在其政坛生涯晚期，徐阶上升势头明显，出于对嘉靖的政治操盘技巧的深刻了解，严嵩非常清楚等待着自己的是什么。为此，他完全置显赫的身分与地位于不顾，就像当年对待如日中天的夏言一样，也在家中专为徐阶摆了一桌。席间，他把家小一一唤出，让他们罗拜于徐阶之前，自己则捧起酒杯，说出这样一番话：“嵩旦夕且死，此曹惟公乳哺之。”他明知徐阶乃自己死敌，口吐此言，并非心中真存指望。但“巴掌不打笑脸人”，示弱总不会错，有朝一日真到徐阶得势之时，念及今日，下手当不至于太绝。
由这许多的细节，我们无从去想象通常是势焰薰天、不可一世的大权奸的形象。所谓权奸，可以低三下四、吞声咽气、乞怜哀悯么？在嘉靖滴水不漏的掌控下，严嵩远远没有达到权奸的地步，也不可能成为权奸。他只是一个小人兼蛀虫。在权力核心的二十年中间，他总共就做了两件事：第一，竭尽智虑保全其身家性命；第二，利用职权去捞取一切可能的利益。他从不具备虎豹豺狼的威势和力量，他仅仅是一只提心吊胆而又机灵的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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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2-02 01:2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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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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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一生悲喜剧中，有个不能不提的角色，此即严世蕃。严氏夫妇育有二女一子，世蕃是膝下唯一独苗。但他对于父亲的意义远不止乎此。此人体肥貌丑，不仅是独苗还是独眼龙，但聪明异常，博古通今。严嵩才学，在政界已属翘楚，可比之世蕃，竟多有不及。嘉靖的中晚期统治，采取神经战术，把政治变作语言游戏，而以隐语大师自居，绝少把话说在明处，隐约其辞让人去猜，还特别喜欢卖弄学问，做出什么指示，往往夹藏典故，而且是很偏僻的典故。虽然士大夫俱是正途出身的知识分子，饱读诗书，却多数应付不了嘉靖，对其旨意的解读时有偏失。严嵩本来脑子就好使，又仗着在钤山苦读十年的积累，领会旨意的能力强过同僚，这是他得到嘉靖信用的重要原因。但随着嘉靖“道行”加深，竟连严嵩也渐渐觉得学问不够用了。于是，严世蕃成了他的秘密武器。史载：
帝所下手诏，语多不可晓，惟世蕃一览了然，答语无不中。（《明史·奸臣传》）
“一览了然”是聪明博学，“答语无不中”是效果神奇。确实厉害。三番五次如是，严嵩根本就离不开这宝贝儿子，以后遇到下属呈上对皇上交待之事的处理意见，一律说：“先拿去问问东楼（世蕃别号）。”可是这位东楼成天花天酒地，常醉眠不醒；老严嵩纵然急得抓耳挠腮，也得等着他酒醒之后给出意见。严嵩的许多恶名，收受贿赂、侵夺人田等，实系世蕃所为，邹应龙攻倒严嵩，首先也是从世蕃这里下手。有子若此，对严嵩来说，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成也萧何、败亦萧何。人云严嵩“溺爱世蕃”，可能，独子嘛。但实际上，他们之间，除骨肉父子，还是政治父子。严嵩应付嘉靖，少不了世蕃；世蕃也仗着这一点，有恃无恐地胡来。从前面所述可以看出，严嵩连严世蕃醉酒误事都管不了，遑论其他？但在这一切的背后，万万不可忘记那个躲在西内，用打哑谜的方式与朝臣捉迷藏、施其掌政驭人的心理战的嘉靖皇帝，万万不可忘记将皇帝每一句话都变成至高无上真理的君主极权制度；没有这样一种制度，世上本无严嵩，更不会有严世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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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2-02 01:2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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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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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严嵩垮台。再精明的人也有软肋，嘉靖做皇帝是个高手，一辈子深得“南面为君”诀窍，他唯一犯糊涂的地方，是对道教的迷信。对于道教他陷得很深，是真迷信，不是假迷信，最后连自己的命都搭在这件事上。对于道士，他言听计从，很少怀疑，包括有人拿黄白术骗他，也不疑。晚年，他信赖一个名叫兰道行的道士。有一天，这道士趁扶乩之机，假充神祇对嘉靖抱怨说，现在朝政不好，是因为“贤不竟用，不肖不退”。嘉靖再问，究竟谁贤，谁不肖？“神仙”（兰道士）答道：“贤如辅臣徐阶，尚书杨博，不肖如嵩。”（《国榷》卷六十三）这一幕疑点很多。虽然史无明据，但玩味个中细节，总觉得这是精心构思的计策，很可能出自意欲取严嵩而代之的徐阶。兰道士真有忧国之心，朝政不好，他可以批评的地方实在太多，哪一条也比“贤不竟用，不肖不退”要紧，他却这样直奔主题，使徐阶成为他的批评的直接受益人。其次，最最关键的是，利用道士扶乩的机会，离间嘉靖与严嵩的关系，是用心极深、针对性极强的一招，如围棋中所谓“只此一手”——嘉靖谁都不信，谁的话都不听，但不能不信神祇，不能不听从神的指引。嘉靖果然招架不住，“上心动”，有意摈弃严嵩。事有凑巧，不久，御史邹应龙因为避雨歇脚某宦官家，闲聊之际，宦官把那日情形当作故事讲给邹应龙听。这邹应龙乃杨继盛侄婿，对严嵩怀恨已久，听说此事，立即研读出严嵩宠衰、可以下手的信息，草疏弹劾，以严世蕃不法事为由头，清算严嵩。这次，“不倒翁”终于倒地。嘉靖批示是这样的：
人恶严嵩久矣。朕以其力赞玄修，寿君爱国，特加优眷，乃纵逆丑负朕。其令致仕予传去，岁给禄百石，下世蕃等锦衣狱。（《国榷》卷六十三）
从这份“关于严嵩问题的处理决定”来看，嘉靖在政治上对严嵩是基本肯定的，甚至说他“爱国”。犯罪、负刑事责任的是严世蕃，严嵩的责任是“纵容逆子”。为此，给予他勒令退休的处分。也就是说，严嵩垮台时，没有“奸臣”的罪名；他没有革职，没有下狱，没有充军，没有杀头，而只是退休——这是极普通的一种处分，在明代历朝重臣中，司空见惯，多如牛毛。
可以说，严嵩垮台既有些偶然，嘉靖的处置也比较寻常，丝毫没有“一举粉碎”的重大色彩。不过，从另外一些方面看，又有许多必然性。由下面一个时间表，约可看出端倪：
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罢免夏言，严嵩第二次任首辅。三月，夏言下狱。十月，夏言被杀。
嘉靖二十八年二月，进徐阶为礼部尚书。
嘉靖三十一年三月，徐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这个时间表，极典型地将嘉靖对政局的操盘手法表示了出来。利好、利空，买进、卖出，垃圾股、绩优股、潜力股……一目了然。该抛盘时，毫不留情；该拉升时，手法凌厉；看涨时已为将来出货做好准备，并预先选下替代品种。夏言刚被杀，严嵩刚失去对手并坐稳了首辅的位子，嘉靖马上着手为严嵩培养对立面，甚至提拔轨迹都如出一辙——第二年，徐阶被任命为礼部尚书，第四年从礼部尚书过渡到内阁，完全是当年夏言、严嵩升迁路线的再版。毫无疑问，早在嘉靖二十八年，徐阶的出现，就意味着嘉靖已经为严嵩安排好了后事。
唯一的意外是，包括嘉靖本人在内，都不曾预见到严嵩这只“强势股”坚挺了如此之久。他太会炒作自己，不断对嘉靖构成新的“题材发现”，不断制造新的利好，以至于让嘉靖这样一位喜新厌旧、酷爱“短线作战”的玩家，始终难以割舍。直到严嵩罢相后，嘉靖犹意惹情牵，下令群臣有关严嵩的事情到此为止，不准再起波澜。（《明史·奸臣传》）嘉靖之与严嵩，一直不能摆脱特殊的喜忧参半的矛盾心理。严嵩的恭顺、称旨，无人可比，对此，嘉靖发自内心地喜爱。但另一面，禀性、嗅觉和对权力本质的独到解读，则使他实在不能放松警觉，即便对严嵩一百个称心，他也还是会去挖其墙脚、掺其沙子，找人作梗，培植销蚀严嵩影响的力量——徐阶的价值即在于此。
嘉靖机关算尽，却未能使势态尽如己愿。因为任何事情总有惯性，到一定时候，必然无法控制。徐阶由挑战严嵩的鼓励中所形成的野心，最后实际上超出于嘉靖想要的分寸之外，变作一种独立的能量。谈迁说：“（徐阶）阴计挠嵩权者久矣。”（《国榷》卷六十三）不达目的，势不罢休；但能达到目的，则不择手段。嘉靖四十年，嘉靖日常起居之地永寿宫毁于火，他打算再建新宫。严嵩作为当家人，了解财政状况难以支持这样的工程（嘉靖多年来在这方面已花费太多），但他一时糊涂，竟提议嘉靖迁往曾经幽禁过英宗的南城斋宫，嘉靖很生气。徐阶抓住这个机会，支持修建新宫，大获嘉靖欢心。在这件事上，严嵩没有愧对职守，徐阶的表现倒更像一个奸臣。从此，嘉靖的天平严重倾往徐阶一边，要事基本不问严嵩。积聚在徐阶心中必欲取严嵩而代之的欲望，最后化作刻骨铭心的仇恨。我们都还记得前面提到过严嵩发现渐渐失势时，宴请徐阶，命家人罗拜于前乞怜的举动。徐阶是怎么做的呢？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从流放途中逃脱的严世蕃，潜回老家后重新被捉。徐阶及其党羽决心不再纵虎归山，他们精心草拟起诉书，一定要置严世蕃于死地。但是，当徐阶接到诉状时，却怪声问道：“诸位莫非想救世蕃？”大家都摇头，徐阶指着诉状说：“沈、杨之案，严嵩都是依旨而办，你们把重点放在这里，是暴露圣上的过失，结果不是救世蕃一命是什么？”一边说，一边“为手削其草”——亲自动手改写诉状，删去有关沈杨之案的内容，着重叙述严世蕃收受倭寇首领汪直贿赂、听信所谓南昌有“王气”之说而建宅于兹等谋反情状。嘉靖看了诉状，震怒，“遂斩（严世蕃等）于市，籍其家”。（《明史·奸臣传》）
严世蕃腐化堕落、横行于世，确有其事，若论谋反之念，他并非其人。徐阶知道唯此方能必置之于死地，便捕风捉影加以构陷。在徐阶上报的材料中，严府被指控非法搜刮聚敛了天文数字的财产：“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明史·奸臣传》）然而实际籍没所得，远低于此数，甚至连零头都不足。嘉靖后来曾亲自过问此事：“三月决囚后，今已十月余矣，财物尚未至，尚不见。一所巨屋只估五百两，是财物既不在犯家，国亦无收，民亦无还，果何在耶？”（《世宗实录》卷五一九）再到以后，无法交差的徐阶也不得不承认，籍没财产数字确有夸大，原因是“逆党”口供乱加“指攀”。（《世宗实录》卷五四四）到万历年间，普遍认为有关严氏父子“巨贪”的说法并不属实，左都御史赵锦指出：
（严案）虚上所当籍事，而其实不副，则又株连影捕，旁摉远取，所籍之物强丰出于无辜之民。（《神宗实录》卷一四八）
这是赵锦在万历十二年四月，张居正被抄家时，不愿严案的前车之鉴重演，专给神宗（万历）皇帝上的奏折中讲的话。奏折还指出：经查明，连严世蕃所谓“谋反状”也属莫须有（“今日久事明，世蕃实未有叛状。”）。由此可知，当初徐阶用来使严氏父子身败名裂的两大主要罪状，大体都是捏造。赵锦是正直的人，他非但不是严党，恰恰相反，当年在嘉靖朝，他是最早起来疏劾严嵩的官员之一。但他并不因为自己反对严嵩，而认为可以用捏造手法去陷害此人。尤其当事实证明徐阶替严嵩编造的巨额财产纯属子虚乌有之后，赵锦替严嵩感到了不平，他在去贵州就任途中，经过分宜，“见嵩葬路旁，恻然悯之，属有司护视。”（《明史·赵锦传》）他牢记住这教训，当张居正垮台同样遭人倾陷时，他站了出来，抗议。这样，神宗才允许给张居正家留空宅一所，田地十顷，用以赡养张的老母。
赵锦，鉴证了正直人格的存在，但在嘉靖以后，这种人格日益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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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2-02 01:2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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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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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的故事，无非就是一幕卑微、卑劣人格的悲喜剧。从男一号严嵩，到男二号、男三号、男四号夏言、徐阶、严世蕃……遵循剧作家兼导演朱厚熜先生的安排，共同讲述和演绎了自嘉靖年间始大明士夫阶层冠冕荡然、名节沦丧的主题。在这台波澜壮阔的大戏之外，尚出演过无数不为人知的同主题短剧、活报剧、小品——就像嘉靖间作家宗臣《报刘一丈书》描述的那个不知名的“朝夕候于权者之门”的小官吏。虽然对于那样一个制度、那样一个社会，这一点点的堕落，就其本质无伤大“雅”，谈不上把一个好制度变成坏制度、把好社会变成坏社会。但毕竟，帝制中国相对的正义性，确实是靠儒家伦理来维持的，也确实把相当的希望寄托在士大夫砥砺名节的操守基础之上，如果这仅有的保障不复存在，这社会就真的连一丁点的理性也泯灭了。
严嵩从“小人物”（出身清寒之士）始，以“小人物”终（废为平民，抄家后“寄食墓舍以死”）。不单命运和遭际，在精神上，此人骨子里从来是小人物，天晓得世人怎会认为这样一个人配称一世奸雄。读其传略，我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提心吊胆的人生：随时可能掉入陷阱也因此随时准备反咬人家一口。
他不过是嘉靖兴致盎然于掌中戏弄来戏弄去的一只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