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治标难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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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晓舟
中国足坛反赌反腐风暴在政治上是习近平发话要把足球搞上去，经济上是政府看中博彩业这块肥肉。中国足球烂在根子上，在它能代表的举国体制。
中国足球在中国社会中经常扮演一个特可笑的角色——一个欠揍的混混。它成了这个压抑、焦躁、愤懑的社会的一个出气筒，有时你不免会有这样荒诞的感觉：似乎中国足球越烂，它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它牺牲了自己来成全公众的情绪宣泄。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中国足球也成为中国社会的病态标本，你可以通过解剖中国足球来了解、分析中国社会。历时已经数月的中国足球反赌反腐风暴目前终于以中国足球协会两位实权大佬南勇和杨一民的落马而达到高潮。
小小的中国足协堪称中国关注度最高的衙门，南勇似乎比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更受普通公众关注，当然部分也是因为中国足球可能是中国新闻和言论尺度最宽松的一个领域，无法想像会有国内媒体敢自行触碰黄松有贪污案，但报道中国足球暂无禁令，大家各显神通，未经证实的传闻随报满天飞，媒体的大胆介入——尽管也有相当炒作成分——也大大吊起了公众胃口，大家似乎已不满足于反赌反腐仅到足协为止，都在期待更大的鱼落网。在日渐高压的新闻管制下，最近有关中国足球反赌反腐的报道算得上小小的舆论奇观。
早在二零零二年世界杯之后，评论中国足球已经变成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从足球技战术层面看，中国足球从鸡肋沦为鸡毛，从社会功能看，它从纸糊高帽沦为痰盂。最奇妙的是，由于中国足球始终换汤不换药，车?辘话可以来回说，你把你散发着尿骚味的陈年球评重新翻出来稍作掐头去尾的修改，重新刊发照样香飘万里——因为中国足球依旧臭不可闻，十年轮回，真情不变——你香飘万里的球评宏文，就如一瓶香水倒进茅坑。
然而中国足球最牛逼的评论家应该是法官。我的意思无非是：黑到如此地步，假到如此地步，腐烂到如此地步，人神共愤也没用，唯有司法介入。与其评论，不如揭黑报道——从姑隐其名到指名道姓，不管是记者还是警察，不管是纪委还是法官，不管是烈士还是小丑，不管是大鱼大鳄还是阿猫阿狗，都联手将剧情一幕一幕推向高潮。
司法介入是此次中国足球风暴的新意所在，南勇和杨一民被“拿下”（已被刑事拘留），也标志着这场风暴从一开始的反赌推进到范围和目标更大的反腐。但在拍手称快之后细究：司法介入还远远不能解开中国足球发展的死结，何况，此次针对中国足球的司法介入，仍然是“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介入”，也就是“具有人治色彩的法治”（请原谅我使用这个看上去狗屁不通的说法，但有时你只能以狗屁不通的说法来形容一个狗屁不通的社会）。
此次反赌风暴的起因和背景，从政治来说，是习近平公开发话一定要把中国足球搞上去，很可能私下也下过行政指令；从经济来说，是政府看中了博彩业这块巨肉，不甘于在疯狂的赌球业中只能瓜分到一点残渣，尽管政府发行的中国体育彩票和中国福利彩票所获已颇为可观，零九年度已逾千亿人民币。
但中国人实在太好赌了，地下赌球业席卷的金额恐怕是地上博彩的数十倍！在反赌风暴同时，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中国对緕利亚的一场亚洲杯预选赛突然被列入“中国竞彩（终于不用羞答答说是『竞猜』了）”单场投注，而这是中国国字号球队第一次被官办博彩“开出盘口”。这恐怕不是一个巧合，而是主动抢占赌球业“失地”的一个信号。中国足球以前只是被讥“恐韩症”，如今打緕利亚甚至越南都够呛，竟然是因为足彩开盘才能重新吊起球迷胃口，这也是莫大的讽刺。
司法介入打击地下赌球，尤其是惩治足球圈的赌球假球，或许可以加快官办博彩业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说穿了就是“赌球合法化”，当然官方肯定嘴上是不能这么明说的——但是很难对中国足球的发展产生本质上的促进，因为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本质上是完全互相矛盾的，正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干扰、阻碍乃至扼杀了健康的市场化运作，权力往往首先想的是如何瓜分乃至独霸市场。
最典型的名存实亡的所谓中超公司，作为董事长的足协掌门南勇竟可以凌驾于各俱乐部，在中超公司其他成员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独断定夺中超的独家赞助商，而最后绝大多数赞助欠款都追不回来。南勇既是足协掌门又是中超公司董事长，官商合一，权钱交易，这在如今中国难道不是最顺理成章的腐败模式吗？
而此次反赌反腐风暴，仍然更多的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行政风暴。国家体育总局迅速任命原水上运动中心主任韦迪出任足协新掌门，然而你很难对这样一位举国体制和奥运金牌主义的典型代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足协工作人员喜欢把主席亲热地唤作“头”：阎头（阎世铎）、谢头（谢亚龙）、南头（南勇）……如今这位“韦头”成为“?头”的可能性还是比“伟头”大，因为中国足球腐败也好，无能也好，根子在上面，在体育总局及它代表的举国体制。
足球恰恰是举国体制完全无能为力、完全玩不动的项目。而在最近，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在展望伦敦奥运时仍然再次发出“足球进入前八”的梦呓。妨碍中国足球发展的恰恰就是中国足协以及体育总局，既要以战绩捞政绩，又要捞钱，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乃至无恶不作地利用权力捞钱：选裁判、选教练、选国脚、选赞助商、选竞赛场地……都可以成为敛财之道。
这就像一个大流氓在管理一班小流氓，司法介入只不过证实了人们由来已久的怀疑和指责。然而有限的司法介入，改变不了这个社会的本质：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北京奥运会上最响亮的口号，一个是“加油中国！”，另一个是“谢亚龙下课！”
球迷不但在中国队比赛时、也在别的球队比赛比如巴西对阿根廷时山呼“谢亚龙下课”。足球成为金牌第一的中国体育的一大伤口和黑洞。这两个口号是意味深长的：因经济腾飞、国力上升而暴涨的民族自豪感并没有冲淡社会现实的压抑和焦虑，中国足球成了中国社会黑暗面的一个象征。
最后我还想问：所谓“把中国足球搞上去”，标准究竟是什么？指的究竟是什么？
领导指的，当然永远都是成绩，打进世界杯或者“奥运前八”之类。然而从竞技体育来看，如今中国青少年足球选手越来越少，从群众体育来看，地皮炒成这样，哪还有足球场存在的空间？踢球压根就不属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足球在中国已渐成无源之河，正在慢慢干涸。
中国人只是在电脑上踢球：看球，下注，玩游戏。（作者为中国知名体育评论员和乐评人）
足协前副主席：足球问题在体制 体育总局有愧于民
市场与管理问题不能二选一 要学会互补长短
两条腿都走好不能打架
经历了举国体制下的中国体育，又走在中国体育向市场转型的前端，现任国际排联副主席的魏纪中日前在瑞士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
他表示，中国体育向职业化转型的脚步已经迈了出去，现在要做的，就是扎扎实实地解决每一个问题。
兴奋剂、让球等丑闻让全运会不再是圣洁的体育净土；假赌黑让足球联赛的形象短期内难以翻身；北京奥运会51金难以掩盖中国体育在三大球、田径、游泳等项目上的尴尬……
74岁的魏老干了一辈子体育，他早把中国体育“看透了”。
他相信，强化中国体育的市场化进程和政府职能部门介入管理之间的矛盾，只会让体育这潭水被越搅越浑。在体制不会动摇的前提下，不如让市场和管理“握手言和”，互补长短。
足球烂到底总局责任不可推卸
FW：连南勇、杨一民、张健强这样的高层都被公安机关“请”走了，中国足球还有救吗？
魏纪中：有没有救要看问题能不能解决。中国足球问题的本质是体制问题。
中国足球的领导者归根到底是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烂到根上，体育总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FW：您的意思是说体育总局对这件事应负主要责任？
魏纪中：现在流行问责制，体育总局作为领导者管理不力，没有下大力气解决问题。足球现在到了这种程度，体育总局有愧于民。
FW：现在领导已经换了，问题能在新赛季解决吗？
魏纪中：我不是足球圈的人，我对这些事没有发言权，但我知道中国足球没有速效药，必须有足够的
时间来解决。
国家体育总局可以听取社会意见、调查问题，然后一步步从根上入手，才能解决问题。
中超问题多先天不足加后天失调
FW：您曾经是中国足协的副主席，您认为足球联赛现在暴露出的假赌黑，是否与16年前联赛创办之初的不合理有关？
魏纪中：中超联赛走到现在，主要是历史原因，归根到底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1992年我们召开了“红山口会议”，当时确定了足球要转型，搞联赛体制。都知道，联赛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什么叫市场经济还没有彻底搞清楚。
比如说，为了搞联赛，万宝路冠名足球联赛，这是典型的市场操作，但却得不到上面的批准，最后还是我出面，因为当时我是中国足协的副主席，想办法出面搞定了这件事。
由此可见，当时在市场经济还没成熟的情况下，联赛就搞起来了，先天不足是肯定的。
FW：那么后天失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魏纪中：至于后天失调主要是管理足球的人决心不够。足球联赛开展以后，足协缺乏坚强的领导，纠错决心不足，造成了足球久病不治，久病不死的局面。
领导不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出了问题就制定一条法规，罚。这样只会把问题压下去，激化矛盾，治标不治本。
试想一下，作为一项广大群众热爱的体育项目先天后天都有问题，肯定难以健康地发展下去。
足球形象差现在不宜申办世界杯
FW：那世界杯能否在近期来到中国呢？
魏纪中：世界杯如果在中国举办，肯定会辜负人民的期望。南非需要世界杯鼓舞人民的那种自豪感，对于成绩并没有太看重。我们的人民还看重取得的成绩，既然无法达到人民的期望，还是不要举办世界杯比较好。
FW：这是否也是我们因此放弃申办世界杯的主要原因呢？
魏纪中：这是个重要原因。但不适合申办世界杯的因素很多，中国真有那么多符合要求的场地吗？很多奥运会场馆并不适合世界杯比赛场地要求，如果申办，建设和改造场馆的费用谁出？
另一方面，中国足球的假赌黑，已影响了老百姓对足球的喜爱。这样的心态不适合把世界杯放到中国来办。
FW：那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申办世界杯合适？
魏纪中：具体的时间我不好说，但不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不改善足球运动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中国就不到申办世界杯的时候。
市场与管理能互补何必一争高下
FW：在职业体育的冲击下，奥运争光战略还能坚持下去吗？
魏纪中：职业体育和奥运争光不是一道“二选一”的习题，它们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职业体育发展好了，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关注体育，从而推动奥运争光战略。
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丢弃奥运战略，奥运会是多数中国体育迷最关注的世界大赛，中国体育人有责任在奥运会上带回好成绩，也为体育迷带来快乐。
奥运争光战略不但要坚持下去，而且还应该在职业体育的推动下，让能在奥运会上争光的项目越来越多。奥运争光战略进行得怎么样，主要是看体育人的态度，不能遇到挫折就把“罪过”推到职业体育的身上。体育朝职业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FW：中国的联赛，俱乐部和管理中心都在管理，究竟应该谁来主导？
魏纪中：这不是谁主导谁的问题，而是两条腿走路。在联赛中，管理中心应负责统筹全局，俱乐部则应该承担起帮助运动员成长的责任。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俱乐部埋怨国家队，说运动员被练得太狠，回到俱乐部就只能养伤；国家队又埋怨俱乐部训练督促不严，运动员回到俱乐部打联赛，再回来，水平就下降了。
其实，这是双方没协调好，都认为自己重要，国家队和俱乐部应该是共同成长的。
同理，管理和市场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互补长短的关系。但应怎么两条腿走路，如何两条腿都走好？这是中国体育管理者要关注的问题。
人物介绍
魏纪中：国际排联副主席，74岁，浙江人。中国奥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中国体育产业、奥运产业之父。曾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育总局）司长，1984年至今在国际排球联合会担任理事、副主席、第一副主席，1986年至1997年在中国奥委会担任秘书长，还曾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研究成果：著作有《我看中国体育》、《我的体育生涯》。（《法制晚报》 记者 贾小飞）
作者：张晓舟
中国足坛反赌反腐风暴在政治上是习近平发话要把足球搞上去，经济上是政府看中博彩业这块肥肉。中国足球烂在根子上，在它能代表的举国体制。
中国足球在中国社会中经常扮演一个特可笑的角色——一个欠揍的混混。它成了这个压抑、焦躁、愤懑的社会的一个出气筒，有时你不免会有这样荒诞的感觉：似乎中国足球越烂，它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就越大，它牺牲了自己来成全公众的情绪宣泄。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中国足球也成为中国社会的病态标本，你可以通过解剖中国足球来了解、分析中国社会。历时已经数月的中国足球反赌反腐风暴目前终于以中国足球协会两位实权大佬南勇和杨一民的落马而达到高潮。
小小的中国足协堪称中国关注度最高的衙门，南勇似乎比原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更受普通公众关注，当然部分也是因为中国足球可能是中国新闻和言论尺度最宽松的一个领域，无法想像会有国内媒体敢自行触碰黄松有贪污案，但报道中国足球暂无禁令，大家各显神通，未经证实的传闻随报满天飞，媒体的大胆介入——尽管也有相当炒作成分——也大大吊起了公众胃口，大家似乎已不满足于反赌反腐仅到足协为止，都在期待更大的鱼落网。在日渐高压的新闻管制下，最近有关中国足球反赌反腐的报道算得上小小的舆论奇观。
早在二零零二年世界杯之后，评论中国足球已经变成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从足球技战术层面看，中国足球从鸡肋沦为鸡毛，从社会功能看，它从纸糊高帽沦为痰盂。最奇妙的是，由于中国足球始终换汤不换药，车?辘话可以来回说，你把你散发着尿骚味的陈年球评重新翻出来稍作掐头去尾的修改，重新刊发照样香飘万里——因为中国足球依旧臭不可闻，十年轮回，真情不变——你香飘万里的球评宏文，就如一瓶香水倒进茅坑。
然而中国足球最牛逼的评论家应该是法官。我的意思无非是：黑到如此地步，假到如此地步，腐烂到如此地步，人神共愤也没用，唯有司法介入。与其评论，不如揭黑报道——从姑隐其名到指名道姓，不管是记者还是警察，不管是纪委还是法官，不管是烈士还是小丑，不管是大鱼大鳄还是阿猫阿狗，都联手将剧情一幕一幕推向高潮。
司法介入是此次中国足球风暴的新意所在，南勇和杨一民被“拿下”（已被刑事拘留），也标志着这场风暴从一开始的反赌推进到范围和目标更大的反腐。但在拍手称快之后细究：司法介入还远远不能解开中国足球发展的死结，何况，此次针对中国足球的司法介入，仍然是“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介入”，也就是“具有人治色彩的法治”（请原谅我使用这个看上去狗屁不通的说法，但有时你只能以狗屁不通的说法来形容一个狗屁不通的社会）。
此次反赌风暴的起因和背景，从政治来说，是习近平公开发话一定要把中国足球搞上去，很可能私下也下过行政指令；从经济来说，是政府看中了博彩业这块巨肉，不甘于在疯狂的赌球业中只能瓜分到一点残渣，尽管政府发行的中国体育彩票和中国福利彩票所获已颇为可观，零九年度已逾千亿人民币。
但中国人实在太好赌了，地下赌球业席卷的金额恐怕是地上博彩的数十倍！在反赌风暴同时，二零一零年一月六日中国对緕利亚的一场亚洲杯预选赛突然被列入“中国竞彩（终于不用羞答答说是『竞猜』了）”单场投注，而这是中国国字号球队第一次被官办博彩“开出盘口”。这恐怕不是一个巧合，而是主动抢占赌球业“失地”的一个信号。中国足球以前只是被讥“恐韩症”，如今打緕利亚甚至越南都够呛，竟然是因为足彩开盘才能重新吊起球迷胃口，这也是莫大的讽刺。
司法介入打击地下赌球，尤其是惩治足球圈的赌球假球，或许可以加快官办博彩业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说穿了就是“赌球合法化”，当然官方肯定嘴上是不能这么明说的——但是很难对中国足球的发展产生本质上的促进，因为中国足球的职业化改革与中国体育的举国体制本质上是完全互相矛盾的，正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干扰、阻碍乃至扼杀了健康的市场化运作，权力往往首先想的是如何瓜分乃至独霸市场。
最典型的名存实亡的所谓中超公司，作为董事长的足协掌门南勇竟可以凌驾于各俱乐部，在中超公司其他成员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独断定夺中超的独家赞助商，而最后绝大多数赞助欠款都追不回来。南勇既是足协掌门又是中超公司董事长，官商合一，权钱交易，这在如今中国难道不是最顺理成章的腐败模式吗？
而此次反赌反腐风暴，仍然更多的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行政风暴。国家体育总局迅速任命原水上运动中心主任韦迪出任足协新掌门，然而你很难对这样一位举国体制和奥运金牌主义的典型代表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足协工作人员喜欢把主席亲热地唤作“头”：阎头（阎世铎）、谢头（谢亚龙）、南头（南勇）……如今这位“韦头”成为“?头”的可能性还是比“伟头”大，因为中国足球腐败也好，无能也好，根子在上面，在体育总局及它代表的举国体制。
足球恰恰是举国体制完全无能为力、完全玩不动的项目。而在最近，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在展望伦敦奥运时仍然再次发出“足球进入前八”的梦呓。妨碍中国足球发展的恰恰就是中国足协以及体育总局，既要以战绩捞政绩，又要捞钱，而且是无所不用其极、乃至无恶不作地利用权力捞钱：选裁判、选教练、选国脚、选赞助商、选竞赛场地……都可以成为敛财之道。
这就像一个大流氓在管理一班小流氓，司法介入只不过证实了人们由来已久的怀疑和指责。然而有限的司法介入，改变不了这个社会的本质：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北京奥运会上最响亮的口号，一个是“加油中国！”，另一个是“谢亚龙下课！”
球迷不但在中国队比赛时、也在别的球队比赛比如巴西对阿根廷时山呼“谢亚龙下课”。足球成为金牌第一的中国体育的一大伤口和黑洞。这两个口号是意味深长的：因经济腾飞、国力上升而暴涨的民族自豪感并没有冲淡社会现实的压抑和焦虑，中国足球成了中国社会黑暗面的一个象征。
最后我还想问：所谓“把中国足球搞上去”，标准究竟是什么？指的究竟是什么？
领导指的，当然永远都是成绩，打进世界杯或者“奥运前八”之类。然而从竞技体育来看，如今中国青少年足球选手越来越少，从群众体育来看，地皮炒成这样，哪还有足球场存在的空间？踢球压根就不属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足球在中国已渐成无源之河，正在慢慢干涸。
中国人只是在电脑上踢球：看球，下注，玩游戏。（作者为中国知名体育评论员和乐评人）
足协前副主席：足球问题在体制 体育总局有愧于民
市场与管理问题不能二选一 要学会互补长短
两条腿都走好不能打架
经历了举国体制下的中国体育，又走在中国体育向市场转型的前端，现任国际排联副主席的魏纪中日前在瑞士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
他表示，中国体育向职业化转型的脚步已经迈了出去，现在要做的，就是扎扎实实地解决每一个问题。
兴奋剂、让球等丑闻让全运会不再是圣洁的体育净土；假赌黑让足球联赛的形象短期内难以翻身；北京奥运会51金难以掩盖中国体育在三大球、田径、游泳等项目上的尴尬……
74岁的魏老干了一辈子体育，他早把中国体育“看透了”。
他相信，强化中国体育的市场化进程和政府职能部门介入管理之间的矛盾，只会让体育这潭水被越搅越浑。在体制不会动摇的前提下，不如让市场和管理“握手言和”，互补长短。
足球烂到底总局责任不可推卸
FW：连南勇、杨一民、张健强这样的高层都被公安机关“请”走了，中国足球还有救吗？
魏纪中：有没有救要看问题能不能解决。中国足球问题的本质是体制问题。
中国足球的领导者归根到底是国家体育总局，中国足球烂到根上，体育总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FW：您的意思是说体育总局对这件事应负主要责任？
魏纪中：现在流行问责制，体育总局作为领导者管理不力，没有下大力气解决问题。足球现在到了这种程度，体育总局有愧于民。
FW：现在领导已经换了，问题能在新赛季解决吗？
魏纪中：我不是足球圈的人，我对这些事没有发言权，但我知道中国足球没有速效药，必须有足够的
时间来解决。
国家体育总局可以听取社会意见、调查问题，然后一步步从根上入手，才能解决问题。
中超问题多先天不足加后天失调
FW：您曾经是中国足协的副主席，您认为足球联赛现在暴露出的假赌黑，是否与16年前联赛创办之初的不合理有关？
魏纪中：中超联赛走到现在，主要是历史原因，归根到底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1992年我们召开了“红山口会议”，当时确定了足球要转型，搞联赛体制。都知道，联赛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但那个时候什么叫市场经济还没有彻底搞清楚。
比如说，为了搞联赛，万宝路冠名足球联赛，这是典型的市场操作，但却得不到上面的批准，最后还是我出面，因为当时我是中国足协的副主席，想办法出面搞定了这件事。
由此可见，当时在市场经济还没成熟的情况下，联赛就搞起来了，先天不足是肯定的。
FW：那么后天失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魏纪中：至于后天失调主要是管理足球的人决心不够。足球联赛开展以后，足协缺乏坚强的领导，纠错决心不足，造成了足球久病不治，久病不死的局面。
领导不认真听取群众的意见，出了问题就制定一条法规，罚。这样只会把问题压下去，激化矛盾，治标不治本。
试想一下，作为一项广大群众热爱的体育项目先天后天都有问题，肯定难以健康地发展下去。
足球形象差现在不宜申办世界杯
FW：那世界杯能否在近期来到中国呢？
魏纪中：世界杯如果在中国举办，肯定会辜负人民的期望。南非需要世界杯鼓舞人民的那种自豪感，对于成绩并没有太看重。我们的人民还看重取得的成绩，既然无法达到人民的期望，还是不要举办世界杯比较好。
FW：这是否也是我们因此放弃申办世界杯的主要原因呢？
魏纪中：这是个重要原因。但不适合申办世界杯的因素很多，中国真有那么多符合要求的场地吗？很多奥运会场馆并不适合世界杯比赛场地要求，如果申办，建设和改造场馆的费用谁出？
另一方面，中国足球的假赌黑，已影响了老百姓对足球的喜爱。这样的心态不适合把世界杯放到中国来办。
FW：那您认为，中国什么时候申办世界杯合适？
魏纪中：具体的时间我不好说，但不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不改善足球运动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形象，中国就不到申办世界杯的时候。
市场与管理能互补何必一争高下
FW：在职业体育的冲击下，奥运争光战略还能坚持下去吗？
魏纪中：职业体育和奥运争光不是一道“二选一”的习题，它们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职业体育发展好了，可以吸引更多人来关注体育，从而推动奥运争光战略。
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丢弃奥运战略，奥运会是多数中国体育迷最关注的世界大赛，中国体育人有责任在奥运会上带回好成绩，也为体育迷带来快乐。
奥运争光战略不但要坚持下去，而且还应该在职业体育的推动下，让能在奥运会上争光的项目越来越多。奥运争光战略进行得怎么样，主要是看体育人的态度，不能遇到挫折就把“罪过”推到职业体育的身上。体育朝职业化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FW：中国的联赛，俱乐部和管理中心都在管理，究竟应该谁来主导？
魏纪中：这不是谁主导谁的问题，而是两条腿走路。在联赛中，管理中心应负责统筹全局，俱乐部则应该承担起帮助运动员成长的责任。
我们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俱乐部埋怨国家队，说运动员被练得太狠，回到俱乐部就只能养伤；国家队又埋怨俱乐部训练督促不严，运动员回到俱乐部打联赛，再回来，水平就下降了。
其实，这是双方没协调好，都认为自己重要，国家队和俱乐部应该是共同成长的。
同理，管理和市场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互补长短的关系。但应怎么两条腿走路，如何两条腿都走好？这是中国体育管理者要关注的问题。
人物介绍
魏纪中：国际排联副主席，74岁，浙江人。中国奥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中国体育产业、奥运产业之父。曾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现国家体育总局）司长，1984年至今在国际排球联合会担任理事、副主席、第一副主席，1986年至1997年在中国奥委会担任秘书长，还曾任中国足协副主席。研究成果：著作有《我看中国体育》、《我的体育生涯》。（《法制晚报》 记者 贾小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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