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龙永图︱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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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江 发布于2010-01-30 18: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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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国通常指在国与国交往中,单方面给国家主权人民利益带来重大损失的行为,但卖国和爱国是很复杂的很抽象的概念。不应一概而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对国家主权人民利益的危害大小,是否在可能的条件下把危害降到最小,再比如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是个人行为还是政府行为。就此而言,断定李鸿章为卖国者,尚有可讨论之处。
首先就其是否在外交中,是否在可能的条件下把对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危害降到最小而言,李鸿章应该说是做了力所能及的努力的。鸿章尽力维护清朝统治,只是割地赔款而已,当然如果赔款割地过多,能争而不争,也是卖国行为。但是李鸿章最大限度地减少中国割地赔款损失。人们只知李鸿章割让台湾,不知李鸿章以夷制夷保住东三省。
其次,我们应该看他签订的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看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动行为无奈之举。衡量的标准两条,一条是不是受制于国内外压力,没有办法,比如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和德国签了和约,把一些苏联领土割让给德国。你能说列宁就是卖国吗?他在形势所迫的情况下,为了给新生的苏联争取稳定内部的时间。他当时也并没有想到德国战败,德国一战败他宣布我废除这些条约。一条是不是政府行为。汪精卫不是中央政府的成员或代表,其行为非中央政府的指派,属个人的主动行为,因此是卖国。而李鸿章是主管北方洋务的北洋大臣,与外国谈判签约是其职责,而割地赔款又是朝廷太后之决定,因此李鸿章签约为政府行为非个人行为,说卖国只能说清政府卖国。
最后,我们还应分析李鸿章本人对这些条约的态度——是对此感到高兴,还是为之悲伤。对于李鸿章签“辛丑条约”,实际上很多人劝他不要悲伤,他自己实际上泪流不止,从慈禧太后盼他早日来,老百姓也希望他早日来。他们当时采取那个东南互保的政策比较符合民意。在当时的情况下,尽量保持江南,中国最繁华的地方,经济没有受到大的破坏,不仅几个官员希望这样,当时江南的工商业都是希望这样。这也反映出清政府的垮台是必然的,因为他在这边打仗,那边他的官员和老百姓,我们和那几个国家没关系,实际上意识这个政权要完,当时让其他地方来增援,都不来,说明清政府的权威,这个政权要垮台的政府,所以当时从海外的留学生,革命党人,到维新派,都对东南互保持赞同的态度,甚至孙中山更大胆,想象力更丰富,他通过英国的香港总督,希望李鸿章当皇帝,希望两广独立,孙中山他们反复做李鸿章的工作。约好他们见面,最后双方没有见面。
所以,我们可以说:李鸿章是在当时的情势下做了自己作为大臣最好选择,也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作出了自己的努力——用著名学者袁伟时教授的话来说,就是李鸿章是近代“庸众中的杰士”、“晚清近代化事业的主要开创者”和“一代知识分子的凝聚中心”(见《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卖国者这顶帽子,显然是扣不到他头上去的。
历史在承接中前进,在我们当代,又有一个因为在1995年1月至2001年9月期间,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并最终成功结束了长达15年的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的人物龙永图,因为被指在谈判中对其他国家“让步太大”、“过度开放”、“牺牲民族产业”而被指为“卖国”。
就中国现实而言,可以肯定,在“开放”的方向上,已经不会再有不同的声音——没有人天真到会认为闭关守国是中国应该选择的道路。“入世”锁定了改革路径,使之真正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这个意义不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但在开放的度上,意见却大有不同。尤其是具体的产业开放方面,分歧很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龙永图“卖国”的言论。
分歧体现在不同的行业中,有具体情况,也有共性的问题。当下很热闹的关于“以市场换技术”是否失败、“经济一体化能否取代民族品牌”等思考,就是开放战略衍生出来的共性问题。而这些议题又的确非常重要,不仅关系到微观的个人利益、企业利益,也关系到宏观的国家利益。当然,即便是批评的意见中,也有不同的情况。有人是从民族品牌,民族技术的角度提出了担忧,有人则因市场放开利益受到冲击而发出质问,甚至有人尖刻到称龙永图为“卖国贼”,指责他在当年的谈判中妥协太多。
譬如,在零售业,当家乐福、沃尔玛们攻城略地势如破竹之时,处境惟艰的民营商业资本愤而抛出“过度开放论”,忡忡忧心一时弥漫零售业。面对斯情斯景,龙永图坚持认为最大的保护就是开放。在许多场合,他不断重复,温室里培养不出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政府也制造不出来,它们只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按照国际规则在市场搏击中历练而成。逻辑相同的辩论,在每一个因融入全球而发生重大变化的行业里上演,物流、银行、保险……充满了担忧与争议。即使是那些中国具有强大优势的产业,也同样避免不了烦恼,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并不熟悉的游戏规则与各种贸易壁垒。
再如,在纺织品产业。当2005年1月1日,配额取消,中国袜子、衬衫与牛仔裤潮水一般涌向海外,欧盟和美国很快亮起红灯封关以对,依据的正是当年中国入世时签订的协议。“当初是不是一定要同意这样的条件?”国人对此颇有微词。当入世带来了冲突与烦恼,龙永图就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争议的漩涡。对于日益频繁的国际摩擦,他总是提醒人们,中国这个实力派新演员初登世界舞台,必然遭到原主角们的排挤。但是,与飞速增长的出口额相比较,遇到麻烦的只是一小部分:去年遭反倾销调查的商品总额仅占全部出口的0.3%,纺织品设限影响的也不过是总量的10%-15%.而面对种种抱怨与怀疑,他只能不断地说,付出小代价是为了保证大原则。
纺织品风波尚未平息,龙永图很快发现,自己又因为脱口而出的一句话被推上了另一个风口浪尖。事情起因于今年8月在广州花都汽车论坛上的一场舌战。主持人龙永图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不能为自主品牌而搞自主品牌”,不料话音一落,75岁的何光远猛然起身反驳。何是全国政协常委、原机械工业部部长。“何龙之争”的背后,是对入世时“市场换技术”战略的意见分歧。在一些认为这一战略已然失败的人看来,这些年技术没换来,倒丢了市场,比如汽车业就如同当年的东北,我们只能让出地盘给别人打架。这时,正值国内各界对改革的评价发生重大分歧,激辩连连。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一些媒体报道时将其观点曲解为“不要自主品牌”,龙永图遭到许多批评意见,尤其是在网上。11月22日,同样是在一个汽车论坛上,龙永图作出了正面回应。他再一次强调,如果抵制外资,抵制开放,中国很可能错失目前全球产业转移的大好时机,这是他最担忧的事情。至于“卖国”的指责,他挥舞着右手,语调激昂,“我们的谈判班子在汽车的产业问题上问心无愧”。他说:“我既不是功臣,也不是卖国贼,只是代表中国做了一场谈判。”
其实,对于一个公众人物来说,有不同的意见出现,实在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只不过,以一个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词语去评价龙永图显得太荒谬,也极不厚道。尽管,龙永图当年是入世的首席谈判代表,但最终做出战略决策的是中国政府,是这个国家,而不是龙永图的个人行为。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正因为龙永图是首席谈判代表,是一个性情率真富有个性的官员,他因此成为一个符号,成为种种非议的靶子。在非议一个具体官员的背后,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利益主体对于开放战略的评价之争。
有意思的是,有人还把龙永与李鸿章相提并论,并且是在传统的否定意义上——换言之,认为他们在对外国让步上,二者异曲同工,都是卖国者。其实,无论在哪个层面,龙永图与李鸿章都不能相提并论。首先,他们作用不一样。龙氏的主要功绩是参加世贸谈判。15年的谈判,龙氏亲历三分之二,中国走入世界经济大家庭,龙氏功莫大焉。而李鸿章作为大清王朝的一面精神旗帜,几乎以一人之力带动了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使中国走出了自上而下的整体转型第一步。中国近代第一条铁路、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第一所近代化军校、第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都与李鸿章有关。其次,龙氏今日所处的地位与李鸿章当年已有本质区别。当李鸿章不得不一次次作为清政府的全权代表四处谈判时,手上没有任何筹码,临终前一个小时,俄国公使还站在他的床头,逼迫他在俄占中国东北的条约上签字。而每次谈判完毕之后,都有人声称要“食其肉寝其皮”,以雪“心头奇耻大辱”。李鸿章因此脱离体制,孤悬于上,成为一个道德反面人物。而龙氏并非孤军奋战,他不仅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了广阔的发言空间,更获得了一批人的同情与认可。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开放才能“亦无风雨亦无晴”地坚持至今。这也说明,龙氏的谈判,代表了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主动选择,而不是打进来之后的被动应对。当然,他们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作出了理性而务实的选择。
这一点,历史将会做出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