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联，言论为何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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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1-30 17: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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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论自由”理论的片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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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马克思的理论生涯是从批判普鲁士专制政府的思想禁锢开始的。但长期以来，他的后继者和研究者们对此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马克思《第六届莱因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曾被政论家卢格誉为“对于出版自由再不能有比这说得更深刻更透彻的了”(1)。以今视之，虽然论文尚未涉及“言论自由”的经济基础，但其理论深广度和透彻性也仍然令人震撼。比如，马克思精辟阐明，“言论自由”对实现“人的本质”、“人的解放”、人的其他“一切自由”，以及人的“幸福”与“充实完满”所具有的重大意义(2)。尤其强调了“言论自由”对人民群众“洞察”和“联结”世界、“自我信任”，以及自我反省和自我完善的巨大作用(3)。此外，还论及实施“言论自由”的主要手段，如制定“新闻出版法”，运用自由的“批评”，举办人民报刊，以“行为”而不以“思想”评判一个人等等(4)。马克思还强调了保证“新闻出版法”公正行施的基本前提──司法独立问题(5)。同时，还从反面论证了思想禁锢对政府和人民两方面的危害(6)，以及出版自由本身的局限和应持的态度等(7)。
以上证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虽然主要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孕育，却也对反封建的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资产阶级法权体系有充分的理解和合理认同。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欧州诞生的啊。
而列宁主义却产生于落后的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俄国。因此，尽管在革命初期，列宁也讲过“苦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够”(8)一类的话，却很难对“言论自由”的意义与条件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出于避免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考虑，他在谈及“言论自由”时，着重揭露了资本主义“言论自由”的私有制基础和资产阶级实质，以及它屈从于“货币权力”的欺骗性(9)，并指出了“旧政权”与“新自由”的不相容性(10)。但是，列宁却严重忽视了“言论自由”的人性、人民性价值和社会自我完善作用。列宁只看到了革命者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教育无产阶级“打倒资产阶级的压迫”⑾，却不承认“出版自由”也能“祛除俄国共产党的弱点”⑿。他对人民“言论自由”在新制度中的实现，也有点盲目乐观，认为只要政权的阶级性质一变，就一了百了;认为只要“没有直接或间接使报刊屈从于货币权力的客观可能性”，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碍劳动者”享有这种“自由”⒀。而未能预见到，人民群众仍然有可能因屈从于生存条件、政治强权而丧失这种“自由”。他还令人鼓舞地承诺，新制度将停止对报刊的“行政干预”，并依法实行“充分的自由”⒁，却未能指明实现的途径和保证条件。
斯大林的“言论自由”理论十分贫乏，可说毫无建树。他只知无数次地重复列宁的阶级批判，诸如“空谈”、“空话”、“形式权利”等等;并炫耀只有不存在“失业”之虞的的苏联人才有“真正的个人自由”、“不带引号的自由”⒂。
列宁曾不无自豪地宣布:革命后的俄国，将“证明它能给人类做出为自由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伟大榜样，而不是大规模的蹂躏，大批的绞架和拷问室”⒃。但由于他和斯大林对“言论自由”的片面认识、理论失误，在苏联的长期历史中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情景;尽管历届苏联宪法都明确规定了“言论自由”条款，却也只能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空谈”，甚至连“形式权利”都算不上。而导至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竟又是缺乏真正的“言论自由”。列宁、斯大林的话就是“圣经”，只能称颂，不能怀疑，更不允许讨论、批评，因而片面的“言论自由”理论便长期无法纠正，从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的恶性循环。
以上，大约就是苏联长期思想言论禁锢最基本的的思想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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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1-30 17: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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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有化”即“公有制”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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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法权都有其相应的经济基础，“言论自由”也不例外。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弊端归结为“私有制”，归结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因而把“消灭私有制”作为革命旗帜，并提出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转变为国家财产”(17)的历史任务。但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不曾把国有化视为“公有制”的完成，而只是视作“公有制”的“全国性基础”和第一步(18)。他们确立的“公有制”标准是:“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占有、使用“全部生产工具”，共同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19)。实际上，也就是充分和彻底的经济民主。
但到了列宁和斯大林那里，却有意无意地把“第一步”变成了“最后一步”，在二者之间划了等号，放松甚至忽视了对“劳动者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这一“公有制”本质的努力。1913年3月颁布的俄共纲领，就声称“苏维埃共和国的财产”即是“全体劳动者的公共财产”(20)。斯大林也也说“公有制”就是“国家的即全民的所有制”(21)。后来的波列日涅夫宪法，则干脆称“国有制”为“国家全民所有制”。这一切，也许与列宁的一个思路有关，他十分强调“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等概念的区别(22)。殊不知，脱离了“占有权”、“支配权”的所谓“所有权”，只能徒具空壳，最多是纸面上的一种“形式权利”。
在这种理论指导下，苏联长期以来不断强化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国家”也即党政官员占有。苏共通过各级官吏牢牢控制了一切生产和生活资源，也即控制了全体苏联人的生存条件。而广大直接生产者，不过是受雇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最多只有对某些生产工具的使用权。从国营工厂到国营农场到集体农庄，生产计划、管理、领导人任命、产品分配，统统由政权也即党权所控制。这必然是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列宁就主张“要在经济方面实行民主集中制”
)，实际上只是“集中制”，所谓使“成百成千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24)。斯大林则明确宣布:“社会主义经济是最集中最统一的经济”(25)。于是，人们吃惊地看到，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竟又让位于共产党官僚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冲突。但长期以来，苏共及其领袖们，却误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们才认为劳动者能够“实际使用”一切舆论工具，能“充分享受”言论自由，乃至自认为苏联是出版自由“这个任务完成得最好的国家”(26)的罢。
然而，这却是一种极大的误解。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者在经济上受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者的支配，是一切形式的奴役，即一切社会贫困、精神屈从和政治依附的基础”(27)。苏联那种“公有制”虽然没有资本主义式的“剥削”和“失业”，但劳动者却仍然存在随时被政府剥夺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危险。国家“作为一个垄断性雇主”，完全具有“使离经叛道者就范的力量”(28)。事实证明，当局以解职相威胁，每能有效地使不安分者闭口无言。即使是高层官僚，一旦失宠，也会立即一贫如洗。为了保住权力、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他们也就只好看着上司尤其是最高当局的脸色说话。因此，他们便多为谀官，而甚少诤臣。
还应看到，广大民众对国家的依赖，物质分配的均质化、低水准，又养成他们依赖、崇拜强权，急功近利、因循苟活的恶劣习性。谁也不愿和不敢讲出当权者不愿听的话，久而久之也就不愿、不会再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而甘当传声筒和留声机。如此，这样一群追求最低限度生存的民众，也就根本没有“言论自由”的迫切要求，他们也实在无话可说、无思可想。
以上，大约就是苏联长期思想言论禁锢最基本的的经济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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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1-30 17: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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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党群关系方面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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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或“公意”的代表与实现，一直是个令人困惑的历史难题。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曾设想将每个公民的一切权力“全部转让给整个的集体”(29)。王元化先生已深刻阐明这种“公意”的危险性(30)。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解决这一课题的呢?
基本思路是:“民意”由“党意”来代表。《共产党宣言》把现代社会归结为“简单化了”的劳、资“对立”，并庄严宣告:共产党人“设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代表各民族无产者的“共同利益”和各斗争阶段的“整个运动的利益”;理由是共产党比无产者群众更加“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31)。这种宣言是真诚的，在一般情况下也确实如此。问题在于，如果党的领袖产生失误呢?历史证明，这种失误又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如何在制度上、在具体运作机制上，保证党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没能妥善解决。如果把代表人民的主观愿望，视作先定的和一劳永逸的固定结果;如果没有人民的参政、监督机制(其中也包括人民的言论自由)，又怎能保证党能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这一问题，在缺乏民主传统的苏联变得严重起来。人们已熟知列宁论关于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那段名言:阶级由政党来代表，政党由领袖来代表。这是一种单向的宝塔型的“代表”关系，人民处于最底层，处于被“代表”的被动地位。也许是迫于当时严峻的阶级斗争形势，列宁十分强调三者的一致性，着重批判了将三者“根本对立起来”(32)的倾向。斯大林也十分强调党和人民的一致性，宣称“我们的政府和党除了人民的利益和人民操心的事情外，没有别的利益和别的操心的事情”。他甚至拍着胸脯对选民表白:“你们可以大胆地信赖斯大林同志。”)他是那样热诚，又是那样自信。1948年斯大林亲自修改和批准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竟然宣称“斯大林每一句话都是代表苏联人民说出来的”(35)。然而，就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苏共既脱离了唯物论，也背弃了辩证法。历史已经证明，党和人民的利益并非时时处处都能保持一致，党及其领袖也并非天然地具有永恒代表者的地位。从总体上说，人民也能够认识其利益所在，并有权监督那些“代表者”和“公仆”。事实证明，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共，就辜负了苏联人民的信任，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给俄国历史留下了严重后遗症。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雅各达就曾在狱中自白，“到处都在演戏……为人民服务是演戏”(36)。到赫鲁晓夫时代，就干脆把命题颠倒过来，声言“谁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谁就永远同人民在一起”(37)。既然“党的立场和观点”(实际上是领袖的立场和观点)成了人民利益的代名词，那么，生产资料“国有”(也即党有)也就是人民所有，“国有制”也便成了“公有制”。这种逻辑多么顺理成章，又多么荒唐可笑啊!
这种以人民利益天然和永恒代表者自居的意识，带来了许多严重后果。其中之一，就是将集团和领袖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群众，以“运动群众”冒充“群众运动”，并在事实上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言论自由。早在十月革命初期，“革命的海燕”高尔基，就已锐敏觉察出“人民代表者”将其意志强加于人民的迹象。他不无忧虑地写道:“蠱惑人心的和最机灵的政府通常都用‘我们代表人民的意志’的话来掩饰自己把握人民意志和培养人民意志的企图”(38)。他还曾在致列宁的信中，直言不讳地批评列宁“你已习惯于‘运动群众’”，以及评价人的实用主义态度(39)。既然领袖和党的意志就是人民的意志，那么，他们就是绝对真理的化身，如托洛斯基所道出的一个共识──“党永远正确”(40)。法国左翼作家纪德访苏的一个重要观感，就是“斯大林总是有理”(41)。苏联当红作家西蒙诺夫回忆:斯大林“每一次都是正确的，也不可能不正确”，虽然“越往后，这种正确性的假逻缉就越难以成立”(42)。在斯大林声称“已经没有打击对象”的苏共十七大上，谀臣们称颂他“完全正确”，并建议把他的话“当作党的法律来贯彻执行”(43)。在他领导下的党，随时准备“狠狠打击那些胆敢把布尔什维主义真理变成争论对象和怀疑对象的人”(44)，并坚决不给“反对者以政治自由”和“合法存在的可能性”(45)。如斯大林的女儿所说，这种精神高压“象一块巨石压在一切心灵、精神和思想上”(46)。
在上述党内关系和党群关系模式中，决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既然党和领袖永远洞悉人民的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惟一代表，那就完全可以代民立言，人民只需要从领袖和党那里了解“应该知道什么，想些什么，相信什么”(47)，这当然也就无须“言论自由”了。这使人想起了雅各宾派的一个著名口号──“一切为了人民，但一切不要人民参与”(48)。列宁对雅各宾主义情有独锺，是否也与此有关呢?革命初期，高尔基就曾怒斥列宁等人“耻辱地对待言论自由”、“捕捉一切不用同一种方式思考的人并把他们关进监狱”，并质问这“同斯托雷平、普列维和别的野人们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呢”(49)。到斯大林时代，更是变本加厉，上上下下，噤若寒蝉，稍有不慎，即遭血腥镇压。这种状况，直到波列日涅夫时代，也无根本变化。正因如此，虽然历届苏联宪法都规定了“言论自由”，也只能如有人所说“只有谁也不敢动享受这些自由的念头时，这部宪法才会在社会中生效”(50)。
以上，大约就是苏联长期思想言论禁锢最基本的政治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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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1-30 17:3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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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待俄国文化传统的盲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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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经济、政治等因素，文化传统是更为稳定、难以改变的因素。以上种种迷误，就或直接或间接地与俄罗斯历史传统和民族心理有关。或者说，是对民族文化传统陷入了盲目性，陷入了文化惰性。
也许由于地处欧亚之间的特殊地理位置，东正教传统的“救世主”情结，以及俄罗斯帝国向外扩张的历史，俄国人怀有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一种爱国主义情绪的民族自豪感，也即如列宁所说的“千百年来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51)。但爱国主义也有清醒与盲目之分。而盲目的非理性的爱国情绪，则往往如约翰逊所说会成为“恶棍的最后避难所”(52)。尽管卡达耶夫等俄国思想家也曾坚决反对“糊里糊涂的爱国主义”，主张“爱祖国”与“爱真理”有机结合(53)，但在广大俄国民众中，却普遍存在着嗜痂成癖的盲目爱国情绪。
俄罗斯文化传统存在着普遍的奴性。众所周知，俄罗斯有悠久的村社传统。而马克思指出，“农村公社”及其相应的“专制制度”每每“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这种“不开化的利已性”，惯于过“失掉尊严的停滞的、苟安的生活”并“屈服于环境”(54)。小生产者很容易在无政府主义和奴隶主义两极摇摆。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就曾指出，在俄国“绝对自由与奴隶般地驯顺并行不悖”(55)。历史学家尼古拉·卡拉姆津，也曾痛心于俄国人“盲目地、无限地忠于君主的意志，甚至当君主狂暴地把正义和人道的法律踩在脚下，他们仍然忠诚不渝”(56)。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曾慨叹，俄国是个“奴隶的民族，上上下下都是奴隶”(57)。在这种文化氛围里，存在普遍而持久的沙皇崇拜，也就十分自然。在俄国长期流行的东正教，也一直强调思想的“统一”，并号召效忠强权。而专制与驯顺，有时也能造成暂时的民族“强大”，如恰达耶夫所说，“我们只是因为驯顺才成为伟大民族的”(58)。但这“伟大”，却是以牺牲民众的人权和根本利益为代价，因而是加引号的。但这却往往能给麻木不仁的国民以心理满足。
总而言之，专制和独裁只需要“恐怖”和“舆论一律”，因而不允许“言论自由”;迷信和驯顺只崇拜强权和“救世主”，因而不需要“言论自由”。
列宁虽曾区分“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与奴性的“那种自豪感”，批评过俄国宗法农民的种种弱点，但由于种种时代条件的限制，毕竟未能彻底清理这种文化垃圾。苏共全党也均无文化自觉，盲目性深重。斯大林不仅未能完成列宁未竟之业，而且陷入了更大的盲目性。他曾表白:“我一直到死都将对俄国沙皇的天才和伟大崇拜得五体投地。”(59)他还多次谈到人民需要“沙皇”并以“沙皇”自命自居(60)，并召唤彼得大帝亡灵，恢复效忠强权的东正教。这表明，斯大林一直陷于文化惰性之中，并很善于利用民众的文化惰性。苏联解体之后，经济、政治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上述文化惰性却基本上依然故我。所谓“民主斗土”叶利钦，竟多次声称自己是“鲍里斯一世”，其副总理涅姆佐夫则声称“沙皇这个称号对什利钦再适合不过”(61)。这样一位“民主”总统竟会炮轰持不同政见的议会，也就不足为奇。
而对于奴性的臣民来说，又需要斯大林这样的“铁腕人物”，以便“躲在他的身后，受他庇护”(62)。而“自由议论和独立评判”对他们来说“还是件很可怕的事情”(63)。如果有谁竟能独立思考、勇于发言，他们反倒不安和不快。正如图尔钦所分析的:“人群中有一种难以相信的犬儒主义”，“诚实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于没有大胆说话而觉得有罪。他们无法了解，他怎么会有勇气去干他们本人所不能干的事。因而他感到不得不去攻击他以安慰他自己的良心”(64)。这或许是苏联时代出现大量告密和出卖的心理动机之一。而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俄国”，“在掌权者和权力对象之间”达成某种“默认契约”(65)，又是民众能够容忍政治强权和精神高压的另一重要原因。另外，国民文化素质的普遍低下，也使苏共的革命宣传不得不采用“灌输式”。这一切，都使苏联的“言论自由”步履维艰。
在斯大林时代，西方亲苏的左翼知识分子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到苏联实地考察之后，均对苏联严酷的思想禁锢难以理解、难以容忍。当时许多“革命”卫道士大都归之于意识形态的“背叛”，这实在是天大的冤枉。实际上，他们要比当时的苏共党员对社会主义怀有更高的热情和忠诚。分歧的实质，在于文化传统的差异和对立，在于文化的隔膜。
以上，大约就是苏联长期思想言论禁锢最基本的社会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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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1-30 17: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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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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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论述如果大体符合实际，那就证明，“言论自由”这一公民权利，不能只是一种良好的主观愿望，也不能仅靠一纸法律条文所能济事。它的实现，要依存于相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如界条件不具备，就要努力去创造这些条件。这个基本历史经验，无论对轻易许诺给人民以“言论自由”的左派政权，还是对批判思想言论禁锢的自由主义者，都是一付清醒剂。
拙文就着重剖析了苏联思想言论禁锢的社会历史条件，一些制度性制约因素。至于斯大林个人品格的一些弱点，对此当然也有重大影响，但这种影响归根结底也要受上述条件制约。否则，你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斯大林之后”，状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斯大林女儿对他的一个判断十分公允:“虽然他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却无力反对这种制度。”(66)当然，限于斯大林的个人条件，他也从未想到要去反对这个“制度”，包括俄罗斯文化的惰性。即使是“民主化”之后的俄国，“言论自由”也难符人愿，包括一些归国的前持不同政见者，也有这种感受。这充分证明了文化更新的艰难。仅仅寄希望于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更新，那只能是天真的幻想。在一切生产力落后、民主传统缺乏的国度，“言论自由”的实施都将是一个漫长而又痛苦的过程。知识精英的使命，只能是积极参与创造相应的社会条件，并充分利用现有的“言论自由”空间。
但这一切，决不能成为替苏联思想禁锢辩护的理由。有些研究者喜欢将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的“言论自由化”。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毫无根据。当年普鲁士专制政府，曾以“言论开放可能带来政治动荡”为由压制言论自由。马克思针锋相对地指出:“新闻出版自由不会造成‘变动的局势’，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宇宙系统的不断运动一样。”(67)这也使人想起了一位东方伟人的话──“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有谁见过仅仅由于“言论自由”而招至崩溃的国家政权呢?既然英国在二战面临敌机轰炸形势下也未限制“言论自由”，处于战争状态的以色列仍然允许要求与敌方达成和平的示威游行(68)，那么，以“为人民”为宗旨、自认有巨大政治优势的红色政权，有什么理由排斥人民的“言论自由”呢?确如托马斯·弗莱纳所言:“历史经验表明，与那种因让人误解的媒体报道而被误导的民主制度的暂时性混乱相比，独裁者宣称的真理所产生的灾难要大得多。”(69)能说历史还没有做出验证吗?
恰恰相反，苏联的思想禁锢和文化专制，确实严重压抑了人民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使整个国家政权失去了活力。正如曼斯费尔德所说:对真理表达的垄断，“作为人民惟一的代表的说辞”，不仅“压抑了人民”，也“压抑了其他精英群体的主张”(70)。唐逸先生曾言:“言论自由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保护那本身便是目的之个人的创造性，而且在于保证社会进化付出最少的代价。重大社会措施，经过社会舆论充分自由辩论，可以少犯错误。”(71)从这种意义上说，思想禁锢恰是苏联解体的一个原因。试想，如果能多一点言论自由，虚心听取党内外的不同政见，及时自我修正，克服社会弊端，还会有后来的土崩瓦解吗?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任何决心代表人民利益的社会集团，只有充分尊重每个公民的“私意”表达，让人民也能自己代表自己，才不致于将“公意”和“民意”抽象化，使之成为集团或个人贯彻其意志的借口，进而侵害人民的实际利益。而能否把监督权还给人民，允许乃至鼓励人民合法地公开批评政府，则是衡量一个政权人民性的试金石。
那么，具有社会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对一个革命政权又该如何应对呢?高尔基当年的回答是:“不管政权在谁的手中，我都保留我的批判地对待它的人的权利。”(72)令人痛惜的是，他未能将此宣言贯彻到底，终于由“革命的海燕”变成了斯大林笼中的“金丝鸟”。爱德华·赛义德的回答是:对新政权“给予支持的同时又不失自己的立场”，以防政府“滥用权力”(73)。这既是对革命知识分子的严峻考验，也是对革命政权的严峻考验。这种考验，已经发生，正在进行，并将继续下去。历史告诫人们，知识分子坚守这一立场，革命政权容忍这一立场，是达致“言论自由”、促进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
而人民群众的一个基本教训则是:决不能把自己的全部权力轻易地转让给任何社会集团，不管这个集团有着怎样善良的愿望和真诚的宣言，其中也包括思想和表达的权利。“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这句《国际歌》唱词，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永远都不应忘记。
2001年5月初稿
2002年2月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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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1-30 17: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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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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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肖灼基:《马克思青年时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57页引。
(2)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167页、188页、201页、135页、145页。
⑶同上书，第155页、179页、181页。
⑷同上书，第175页、172页、153页、171页、397页、121页。
⑸同上书，第180页、第181页。
⑹同上书，第183页。
⑺同上书，第179页。
⑻《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三版，第555页。
⑼同上书第4卷，第546页;第3卷，第712页、720页、721页。
(10)《列宁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67页。
)《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7月版，第317页。
(12)《列宁选集》第4卷，1995年6月版，第547页、549页。
(13)《列宁选集》第3卷，1995年6月版，第720页、721页。
(14)《苏维埃政权法令》，莫斯科1957年版，第24页。
(15)《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第93页。
(16)《列宁选集》中文第三版第2卷，第610页。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下册，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38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下册，第545页;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219页至221页。
(19)同上书第1卷上册，第217页、221页;第3卷上册，第42页。
(20)《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经济问题决议汇编》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1月版，第141页。
(21)《斯大林文选》上册，第76、77页，转引自新华出版社1984年3月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部分论述》第41页。
(22)《列宁全集》第13卷，第314页。
)《列宁全集》第27卷，1987年10月版，第190页。
(24)《列宁选集》第3卷，第521页。
(25)《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122页。
(26)《列宁选集》第4卷，第546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5月版，第136页。
(28)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0月版，第350页。
(29)卢梭:《社会契约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版，第23页。
(30)王元化:《社约论与中国》，《文化中国》(加拿大)1998年12月号;又见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92页、115页。
(31)《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册，第251页、264页。
(32)《列宁选集》第4卷，第198、199、203、205页。
)《斯大林文集》，第41页。
)同上书，第182页。
(35)张建华:《推倒红墙》，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70页。
(36)同上书，第234页。
(37)《西方论苏联现代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59页引。
(38)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151页。
(39)《高尔基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8月版，第338页、274页。
(40)爱德华·拉津斯基:《斯大林秘闻》，新华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262页。
(41)纪德:《访苏联归来》，花城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36页。
(42)康·米·西蒙诺夫:《我们这代人的见证》，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8月版，第183页。
(43)《斯大林秘闻》，第339页。
(44)《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下册，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743页引。
(45)《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告》，莫斯科1992年版，第6号，第20页。
(46)斯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10页。
(47)纪德:《访苏联归来》，第21页。
(48)萨尔沃·马斯泰罗内:《欧州民主史》，社科文献出版社1994年5月版，第35页引。
(49)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第205页。
(50)《斯大林秘闻》，第400页。
(51)《列宁选集》第3卷，第608页。
(52)鲍斯维尔:《约翰逊传》，见《西方思想宝库》，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29页引。
(53)恰达耶夫:《一个疯子的辩护》，载《俄罗斯思想》，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8月版，第14页、第3页。
(5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上册，第67页。
(55)《俄罗斯思想》第262页。
(56)《俄国人》上册，第446页引。
(57)《列宁选集》第2卷，第610页。
(58)《俄罗斯思想》第18页。
(59)《推倒红墙》第124页。
(60)《斯大林秘闻》第24页、70页、630页。
(61)《推倒红墙》第17页。
(62)《俄国人》上册第455页、456页引苏联工人语。
(63)《国外学者论斯大林模式》上册，第385页。
(64)《俄国人》下册第341页引。
(65)丹尼斯·朗:《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39页。
(66)《致友人的二十封信》第227页。
(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6页。
(68)托马斯·弗莱纳:《人权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34页。
(69)同上书，第38页。
(70)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三联书店2000年5月版，第92页。
(71)唐逸:《荣木谭》，商务印书馆，2000年1月版，第75页。
(72)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第137页。
(73)《爱德华·赛义德访谈录》，载《中华读书报》(北京)2000年12月20日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