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今读五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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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水江 发布于2010-01-21 22:2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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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女子不如男?
在长篇史诗的写作上,中国人几乎算是交了白卷,但本着古老的“诗言志”的传统,我们的古人倒是发明了一种聊可告慰的史诗“代用品”——咏史诗。东汉史学家班固用他唯一的一首《咏史诗》开启了此类诗歌的先例: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
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
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
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
不过,班固是“但开风气不为师”,他的这首咏史诗后人评价并不高,梁代钟嵘就在《诗品序》中说这首诗是“质木无文”。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钟嵘言下之意,是说班固这首诗有点“野”,不够典雅,缺乏文采。但他也说“东京二百载中,唯有班固《咏史》”云云,并不抹煞班固在文人五言诗题材开拓上的贡献。
诗的头两句“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点出唐尧、虞舜之后,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德行渐薄,刑罚苛峻,尤以肉刑为剧。广义的肉刑,盖指黥(刺面并着墨)、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大辟(即死刑)等五种刑罚。《汉书·刑法志》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这是全诗的一个总纲,叙事的动力由此产生。
紧接着,班固用诗歌的形式为汉文帝时的孝女淳于缇萦“树碑立传”。所以,与其说这是一首咏史诗,不如说是关于淳于缇萦的一篇“诗传”。除了后两句,通篇都在讲故事,讲一个民间小女子诣阙救父的故事。
淳于缇萦的故事分别见于《史记·孝文本纪》和刘向《列女传》,《史记》中的原文如下:
(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五月,齐太仓令淳于公(名意)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复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曰:“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僇,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引用这么长的原文,是想让大家明白班固的咏史诗与原始素材的关系。废除肉刑本是国家大事,但促使宅心仁厚的文帝下定决心的,却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汉文帝固然伟大,但小女子缇萦更是了不起。而班固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把国事和家事做了一个“嫁接”,从而彰显了“谁说女子不如男”的主题。
班固发出“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的感叹,是有缘故的。他除了赞美缇萦的勇敢,还流露了对她的父亲太仓公淳于意的羡慕。淳于意虽然生了五个女儿,“自恨身无子”,但最终却受益于女儿;班固儿子虽不少,却个个顽劣无度,很不靠谱,自己最后下狱被害,没有一个儿子挺身而出。其实,也不能全怪儿子,《后汉书·班固传》说“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吏人苦之”,这不是“养不教,父之过”的最好例证么?因为家教不严,连奴才都飞扬跋扈,当时的洛阳令种兢正是被班固的奴才得罪在先,而后才报复班固在后的。等到班固的保护伞大将军窦宪倒台,种兢见时机已到,便将班固抓捕入狱,严刑拷打,惨死狱中。
这首诗大概就是班固狱中所写,在死亡的前夜,这个六十一岁的父亲悔恨交加,他用当时人们还很少操作的五言诗,提出了一个至今仍很现实、也很严峻的问题:生男好呢?还是生女好?
老话说:嫁出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宋人陈元靓《事林广记》也说:“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但,这话在农业社会还说得过去,放在商业社会就行不通了。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大家族渐渐消失,小家庭成为社会最小细胞之后,宗法制度下的“男尊女卑”乃至“父权”、“夫权”等观念,早已名存实亡。在某些大城市,甚至是“女权”抬头、“妻权”至上,儿子们长大后,纷纷如民间谣谚所云,“小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忘了娘”!
人总是趋利避害的,当年杨贵妃入选进宫,“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之时,白居易便写下“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长恨歌》)的名句。这在当时可能有些调侃之意,可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特别是在男女同工同酬的今天,这两句诗却成了地道的写真。生男孩变得很不合算,因为常常是“娶个媳妇卖个儿”;养女儿则一本万利,且不说女儿是父母的“贴身小棉袄”,就是那自己没养过一天的毛脚女婿,最后不也变成“一个女婿半拉儿”了吗?
所以,“弄璋之喜”远不如“弄瓦之喜”来得实惠:生男孩也就是“开心一刻”,生女孩才会真正“笑到最后”。这,恐怕是班固始料不及的。
不知怎么,竟想起1968年4月29日,以“现行反革命”罪被上海公安局秘密枪毙的有“圣女”之称的林昭来。当她从一个狂热的革命青年,觉醒为一个自由的斗士,用“爱”而不是“仇恨”来拯救这个世界的时候;当她在批斗会上站出来,大声疾呼:“我的观点很简单,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的时候;当她在狱中八年,忍受着非人的折磨,用竹签和发卡戳破皮肉和血管,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写下20余万字的文章和诗歌的时候;这些时候,她让整个世界的男人感到汗颜!
林昭自豪地说:“这个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个女子!”
林昭,是以人类的名义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是在无人聆听的黑夜。相比之下,孝女缇萦的运气要好得多,她的事迹毕竟青史流传,而圣女林昭的名字,至今还没有太多的人知道。
- 清水江 发布于2010-01-21 22: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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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尚是种软暴力
汉代有首《城中谣》这么唱: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
这是一首关于“时尚”的歌谣。《玉台新咏》收录此诗,题为《童谣歌》;郭茂倩《乐府诗集》将其归入《杂歌谣辞》,题为《城中谣》。
其实这首《城中谣》,最早的出处是在《后汉书·马廖传》。马廖,字敬平,扶风茂陵人,东汉著名军事家马援之子,汉明帝时曾任羽林左监、虎贲中郎将,章帝时很受重用,封为顺阳侯。马廖大概是个很注意体察民情的人,所以,他在上报皇帝的奏折中,引用了这首当时长安城里很流行的《城中谣》来说理。
谣谚往往来自民间,道听途说,口耳相传,作者常常是“无名氏”,或者被蔑称为“好事者”。但谣谚却一直都是“民情”、“民意”、“民智”的最佳载体,它的讽刺力量之巨大、传播速度之迅捷、生命力之顽强,常常令文人的作品相形见绌。尤其是,谣谚常常凝结着普通民众的“集体无意识”,一经产生便具有某种“标本”价值和“普世”意义,所以,对历朝历代的民谣和谚语进行研究,可补正史野史之不足,是了解世风民情的第一手材料。
这首《城中谣》,字面上的意思再明白不过,就是作为天子脚下的京城长安,完全领导着全国的“时尚潮流”:
京城妇女喜欢梳着高高的发髻,全国妇女的发髻就会高达一尺;
京城妇女的眉毛画得又宽又阔,全国妇女的眉毛就能覆盖半个前额;
京城妇女喜欢宽大的衣袖,全国妇女就恨不得用整匹帛做成衣袖穿着上街。
大意就是如此吧。有道是,“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无论古代还是现代,时尚潮流永远是这么一种非理性的“发烧”症状,永远是“爱你没商量”,也永远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这种有点类似“蝴蝶效应”或“多米诺骨牌”式的时尚潮流,真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
这歌谣里的“城中”,其实也可以理解为“宫中”,因为就时尚潮流而言,漩涡的中心往往就是最高统治者居处的“大内”之中。也许,“高髻”、“广眉”、“大袖”的开风气者,正是那些帝王身边的宫廷女子。不仅正儿八经的“新款服饰”会有人跟风,就是“服妖”1之事,也会天下效仿。《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就有一段记载,说齐灵公有个怪癖,喜欢妇人“女扮男装”,于是“国人尽服之”。灵公觉得此事不妥——寡人的私密爱好,岂可推而广之?——就命令官吏禁止这件事。如有“女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大概是这惩罚不够严厉吧——毕竟没有伤筋动骨——追逐时尚的妇女们竟然照穿不误,以致于“裂衣断带相望,而不止”。有一次晏婴来朝见,齐灵公就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晏子回答说:“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肉于内也。公何以不使内勿服,则外莫敢为也。”于是灵公就下令禁止宫内“女扮男装”,一月之后,这股风气就被遏止了。
这就是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只许你州官放火,却不让百姓点灯,如何说得过去?
不过,马廖的目的不是为了向皇帝汇报“时尚动态”,而是不满于当时“世尚奢靡”的风气,认为此弊之造成,根子在上层,“百姓从行不从言也”。他写这篇奏折上报朝廷,就是想要引起皇帝的注意,以便“改政移风”。在这首谣谚之前,马廖还引用了另一则民间盛传的俗谚:
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
这则谣谚包含两个真实的典故,此类记载不只一见,我们且以《墨子·兼爱中》的一段为例:
昔者晋文公好士之恶衣,故文公之臣皆牂(zāng)羊之裘,韦以带剑,练帛之冠,入以见于君,出以践于朝。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为之也。
昔者楚灵王好士细腰,故灵王之臣皆以一饭为节,胁息然后带,扶墙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是其故何也?君说之,故臣能之也。
昔越王句践好士之勇,教训其臣,和合之焚舟失火,试其士曰:“越国之宝尽在此。”越王亲自鼓其士而进之。士闻鼓音,破碎乱行,蹈火而死者左右百人有余。越王击金而退之。
时尚的暴力性质于此可见一斑。古语云: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专制独裁时代,统治者的好尚常常可以转化为“温柔地杀人”的软刀子,让被其严重“愚化”和“奴化”的子民深受其害而浑然不知。如果生逢“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情况也许更可怕,当“与人斗”变得“其乐无穷”,当“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当“革命”成为国人乐此不疲的最大“时尚”,……“软暴力”可能就会升级为“硬暴力”,所谓“民主专政”,就可能沦为“多数人的暴政”,人们也就会失去罗斯福总统所说的“免于恐惧的自由”2。
同理,在消费主义时代,通过各种渠道“升堂入室”的时尚信息,大多也是不怀好意,这些“海量”的信息,不仅掏空了你羞涩的阮囊,而且,最终会把你塑造成一个——“不知道风在往哪个方向吹”的“稻草人”。
也许,对付各种时尚的最佳办法只能是——“非暴力”,但“不合作”。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在文学史的书写中,西晋的才子左思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的《咏史八首·其二》尤为著名: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山涧谷底的巨松苍翠挺拔,山顶上的小草细苗葳蕤茂盛,作为自然现象,这再正常不过。诗歌的头两句就这么展开了,意象匀称,画面平稳,情调和谐,“郁郁”、“离离”两个叠词,甚至给人一种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美好印象。
然而,三四句一出,诗歌的稳定感便被打破,“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两个意象之间一下子拉开了距离,形成了张力。小草细苗身子虽短,却要凭借它们的“海拔优势”,遮蔽(荫)涧底百尺巨松的阳光雨露,这时,“涧底松”和“山上苗”,不仅具备了人格,而且处于剑拔弩张的对立中了。“彼”“此”二字既是指代词,也包含着亲疏关系和价值判断,我们仿佛看见诗人无限爱怜地抚摸着“涧底松”的虬枝铁干,不时地向那高高在上、落地生根的“山上苗”,报以闪电般的冷眼。
只是一瞬间,“和谐的大自然”不见了,诗人大笔一挥,“不讲道理的社会”就凸现在我们眼前,“不公正的制度”成了批判之箭的靶子!
没有迂回,没有停顿,接下来,诗人索性把话挑明了,“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世胄”,即世家子弟,贵族后裔。他们即使平庸无能如那“山上苗”,却照样能占据高位,享受厚禄,而真正的英雄才俊哪怕再杰出,也只能仕途困顿,沉沦下僚,就如这高高的“涧底松”。“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点明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正是以门第定高下、以血统论英雄的选拔人才的制度,这无良制度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诗人唯恐大家不信,马上举出一正一反两个事例以为证明:“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金、张是指汉武帝时两个深受宠信的大臣金日磾和张汤,他们“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家族后裔七世为官,显赫无比。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有名的冯唐,他真应了“寿则多辱”那句话,虽有一身文韬武略,终究不能得到朝廷的重用。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发出“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应该就是受到这首诗的启发。
诗人的矛头,直接指向曹魏以来的“九品中正制”,这种选官制度在曹丕夺权伊始,稳定了世家大族,不能说没有一定的“先进性”,但其弊端很快就暴露出来,由于这一制度在操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按照门第高低选才擢官,保护的只是“既得利益者”,终于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荒唐局面。这种带有世袭性质的选官制度,其潜台词就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会打洞”,就是“王侯将相,当然有种”,就是“英雄必须问出处”等等,这样的制度,说穿了就是“种族歧视”的变种,就是后来的“血统论”和“出身论”的滥觞!这一制度犹如一张巨大的井盖,把庶族寒门的人才统统盖在逼仄黑暗的空间里,让他们尝尽怀才不遇、有志难伸之苦!故清代大儒王夫之说:“魏从陈群之议,置州郡中正,以九品进退人才,行之百年,至隋而始易,其于选举之道,所失亦多矣。人之得以其姓名与于中正之品藻者鲜也,非华族弗与延誉也。故晋宋以后,虽有英才勤劳于国,而非华族之有名者,谓之寒人,不得与于荐绅之选。其与公天爵于天下,而奖斯人以同善之道,殊相背戾,而帝王公天下之心泯矣(《读通鉴论》)。”
咏史诗肇始于班固,而大成于左思,后者把咏史与咏怀“勾兑”在一起,使这一题材境界大开,从而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重要一体。钟嵘论五言诗,将左思置于“上品”,称其“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诗品》),又引谢灵运评语云:“左太冲、潘安仁诗,古今难比。”王夫之也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选评》)?”显然是把左思的诗,当作“建安风骨”的隔代回响。这首咏史诗共十二句,没有一句闲笔,没有一句无力,既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愤懑之情,又能“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语),情文并茂,思艺俱佳,这在古诗中并不多见,体现了诗人杰出的创作才能。
出身寒门的左思,也是我最喜欢的西晋诗人。尽管他相貌丑陋,言讷口吃,才华和风骨却是当世一流,首屈一指。他历时十年写成的《三都赋》甫一问世,便闹得“洛阳纸贵”,连起初瞧他不起的陆机都叹为观止。他的八首《咏史诗》,犹如八道闪电,照亮了追求精丽华美、善于“巧构形似之言”的西晋诗坛,成为那个时代最具男性热力的“不平之鸣”。而左思声嘶力竭地喊出的那些诗句,诸如“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等等,归结起来也就是一句话:“不要问我从哪里来”!遗传基因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重要,让“出身论”和“血统论”的枷锁桎梏,统统见鬼去吧!
不禁想起几十年前,中国大地上流传的那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那个时候,“出身”有个十分怪异的代称,叫“家庭成分”,似乎人类是可以根据化学方法进行阶级分类和政治解析的特殊物种。于是就有“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之分。根据是什么呢?也不过就是“出身”和“血统”,就是“你从哪里来”。如果从“地富反坏右”那里来,你当然只能是“地富反坏右”,生下来就已经“盖棺论定”,且永世不得翻身!比起“九品中正制”,这种打着革命的旗号诛连九族的勾当,造成的灾难更其严峻。左思的痛苦尚且在于无法通过仕进之路施展抱负,可“黑五类”的痛苦在于不仅不能政治上谋发展,甚至被取消了人格,人权,人籍,甚至生命!
1970年3月5日,有个像左思一样“出身”不太好的青年,因为写了一篇《出身论》的文章,有理、有据、有节地指出“血统论”的荒谬和危害,提出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竟然被当局处死,年仅27岁。这个勇敢的青年,后来和顾准、张志新、林昭等人一起,被称为那个时代少数几个真正的思想者,他的名字叫——遇罗克。
从左思到遇罗克,其间横亘着长达一千五百多年的时光!而早在二千五百多年前,高举“有教无类”旗帜的孔子,就已对着那位出身贫贱而才华出众的弟子冉雍(字仲弓)说过两句话,一句是:“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另一句是:“雍也可使南面。”这两句话的意思,就是不以出身论英雄,就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可为什么仲尼之后,还是长夜漫漫?如果说“出身论”和“血统论”都是中世纪的荒谬理论,那么,为什么“走出中世纪”竟然变得如此“任重道远”?
(选自《今月曾经照古人:古诗今读》,留白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1月版)
【注释】
1 “服妖”指服饰怪异,古人以为奇装异服会预示天下之变﹐故称。
2 按:美国前总统罗斯福说过,民主社会,有四种自由是不能随意被剥夺的,即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前两个自由不能保障,则后两个自由只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