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毛泽东的三种心态

作者：单世联



1、紧张：“决不当李自成”

　　唤起工农千百万，斧头镰刀打江山。在欢庆的海洋中，天安门上的毛泽东久久地沉思着红色江山如何永不变色的问题。3月23日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时，毛提出了“进京赶考”的问题，他表示：“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1

　　1949年，短暂辉煌而又迅速败绩的李自成，始终萦绕在毛泽东的心头脑际。这一警觉至少可以追溯到1944年。那年3月，郭沫若发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毛读后极为欣赏，并立即使之成为党内整风和意识形态整合的工具。其实，郭文虽然肯定了农民革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但其重心却是强调李岩的“入伙”之于李自成的重要性，全文充满对李岩命运的悲慨（涉及李岩的文字占全文的70%），且基于农民起义成功后迟早“变质”、功臣多遭屠戳的惯例，郭认为李自成即使成功了也必然会做到汉高祖、明太祖藏弓烹狗的“德政”，而李岩的结局也不会更好的观点。但是，毛泽东从郭文读出的却是得天下后能否守得住天下的问题，因此把郭文列为整风的文件之一，意在提醒其同志“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胜利后的骄傲是不是“大顺军”退出北京的根本原因可以讨论，但骄傲自大、腐化颓败却是农民得天下后的习惯，取得天下后的毛泽东当然不能不万分警惕。从楚汉争霸（“不可沽名学霸王”）到伊索寓言（“农夫与蛇”），毛在49年一再向全党宣讲各种历史教训，而李自成则好最好的反面典型，毛借此动员全党全军追穷寇、打落水狗。

　　如何在北京站住脚？毛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回答是“两个务必”，其意深远。当然，要掌权者像夺权时期那样苦斗是不大现实的，要国家领导人再像江西时期那样穿打补丁的裤子也是不必要的。其实不必等到革命成功，国共合作开始抗战后，就有人改善生活了。1937年彭德怀在山西告诉薄一波：我从延安来的时候，路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发现他们把房子装潢一新。你把钱花在这个上面干什么嘛！2抗战胜利后，物欲享受更加抬头。谢觉哉的日记就这样记下1946年8月6日一次会议是反映的情况：“参加西北局完全座谈会，讲各级上面铺张浪费，下面贪污腐化，患者绝大多数是老干部。”3如此，则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专门派剧团到会演出《宋江杀妻》、《王佐断臂》、《失空斩》等京剧剧目，虽然这是此前的中央会议所没有的，但似乎没有人提出疑义，而且为领导唱戏成为各剧团的光荣传统。离开西柏坡后，毛泽东先住的是淡雅幽静的双清别墅，后来是中南海的菊香书屋，这两处都不能说是俭朴。1952年，毛还把昔日的师友接到北京，一住数十日，专车服务，专人陪同，卫生部副部长为他们检查身体，呢大衣、零花钱等一应俱全，还乘坐飞机观赏北京城貌。回湘后，几位老人又被安排为省参事等职务。当年湖南第一师范的校长张干就在日记中说：“毛主席优待我们，可谓极矣，我们对革命无所贡献，而受优待，心甚惭愧！”4如此等等。这表明，“两个务必”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而不是说一成不变，继续过苦日子，永远过苦日子。

　　郭沫若在总结李自成的教训时认为：“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道理谁都懂，但要一个志在天下、又成功地得天下的领袖听得进不同意见是很困难的。1949年6月，毛派邓颖超携其亲笔信到上海恭迎宋庆龄到北京，“以便就近请教”。8月28日，毛亲到火车站迎宋。此后，当其他一些参加新政协的高级民主人士或被划为右派、或在“文革”中受到迫害时，宋也一直受到礼遇，其参政议政也就像模像样。比如1955年11月宋就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者及其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1957年，宋又写信给毛：“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的人士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人士为了新中国的解放，做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年青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文革”中，宋再写了七封信，提出自己的意见。毛对这些信的反应现在还不得而知，但一而再、再而三地搞“扩大化”的阶级斗争确是事实。所以吴江在引用了这些信件之后说：“宋庆龄的信表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到文革期间，我们办大事既无真正的政治协商可言，亦不接受其监督。”5毛泽东时代，几乎所有重大决策，如批《武训传》、反胡风、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反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等等，基本上都由毛乾纲独断，既没有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也没有充分听取宋庆龄等民主人士的意见，而且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其实，对于获得政权的现代革命党来说，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目的不是为了稳住“坐天下”，更不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力和地位，而是为国为民负责，把国家建设好，是让每个公民都拥有宪法规定的权利。1945年在回答黄炎培提出的“兴亡周期率”时，毛就毫不犹豫地说：“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这条路，就是民主。”就世界范围而论，以民主求长治久安，已经由不少国家探索并成功地实践了。毛泽东之“新”，在于他认为，旧民主，即近代西方以三权分立为标志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已经腐朽、已经过时了，中国要的是“新民主”。这就是“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的：“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显然，这仍然是以阶级论民主，以民主为坚持人民独裁和阶级斗争的手段。因此，虽然有不少官员次第落马，毛在1950年代后期也认识到党可能背离自己的初衷，但除了发动一场又一场的运动，毛始终未能使其主导的政治权力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他的“民主”实际上是发动群众清除“敌人”。

　　谦虚不是革命者的美德，谦虚也不是一定是守住江山的前提。承平岁月，毛喜欢在西湖之滨优游潇洒，也喜欢书房静读，但他从来没有像李自成那样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一刻也没有疏忽对权力的敏感和捍卫，一刻也没有忘记被打倒的敌人人还在心不死。通过频仍地发动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他成功地推行了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不但各种公开的、潜在的“反动派”被彻底打倒并被踏上一只脚，而且对所有他认为有可能挑战他的权威、有损于他的尊严的革命战友及党/国领导人，毛也动辄发动批判斗争，加以严厉处置，意在让任何一个意图对其权力挑战的敌人死心断念，把任何潜在的、可能的反对行为都扼杀在萌芽之中，确保对最高权力的垄断。对于毛泽东这种高度警惕性，熟悉他的人领导人都是明白的。1954年，叶剑英就在“青岛浴感”一诗中把毛比作刘邦。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的：“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61971年12月，也许是因为林彪事件的打击，毛重病一场，周恩来闻迅即去探视。当毛的眼睛慢慢睁开时,周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毛的手，满含着泪水说：“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此情此景令身边的人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7

　　毛泽东避免了李自成的悲剧，但他演出了另一场悲剧。毛没有麻痹大意，但对权力的顽强执着和对敌人的高度警觉，引发了持续的神经紧张和心理焦虑。黄克诚大将在分析毛晚年的错误时认为：毛过于紧张。“1958年我同他接触时，就感到他脑子已经紧张过度了。脑子紧张过度了，就容易出差错。8“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无数的英雄都想在如画的江山上纵横驰骋，无数的豪杰都想把自己的意志刻在神州大地。对毛来说，“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不但就躺在他身边，也总是压在他的心灵上。一个处于这种精神状态下的人当然会有种种奇思异想，当然就容易出乱子。胡乔木在谈到“文革”时认为：“毛主席那个时候的思想可以说是不正常的，完全是一种冲动，说不上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逻辑的思维。”9毛权力和权威确实在紧张的气氛中如日之升，但因为阶级斗争不断的“扩大化”， 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公民权利受到严重践踏，以至于冤狱遍于国中。仅十年“文革”，据叶剑英1978年说：“包括牵连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