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火辰水卅四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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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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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良
发布于2010-01-17 20: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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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不错，什么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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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1-17 20: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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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良兄读过吗？
这本是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1986年9月第一版
字数510000
页数726页
印数1-625000
定价4.65元
作者好像还在敏感词库里
人品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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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良
发布于2010-01-17 20:2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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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史，我读过，不是这个版本。
有一种十年史是禁书，据说在美国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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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发布于2010-01-17 20: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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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此书不如看
麦克法考尔的文革研究的著作.他的书中国早已翻译,到处都能找到.同时还可读史华慈的相关著作.这些书也非常容易找到,从中可见到西方人的特别研究视角.如你还有追根究底的兴趣,可读中国剑桥史系列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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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典
发布于2010-01-17 20:4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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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早就过时了。当时就看过，还买过一本。现在看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因为里面的东西太简单，而且资料贫乏，过去少见，现在则已到处都是。
“文革”不是一个独立的年代，要了解文革，即是不谈中国古代传统，也需要最起码从五四的历史开始读，才能真正懂得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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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多
发布于2010-01-17 21: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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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6# 的帖子
老兄，王明说过，延安整风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有一段时间对王实味事件很感兴趣，尤其是对其中文人前后不一的表现感兴趣，比如丁玲，我倒是对萧军在其中的表现很敬佩的。还看过一本王明写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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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典
发布于2010-01-17 21: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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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7# 的帖子
王明那本《中共50年》，地摊上都是盗版。我读了。真假不谈，就文笔来说不好看，粗鄙，无趣味。而且对文革和毛的理解也很肤浅，大多是私人恩怨。文革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延伸，绝非仅仅某一个人的创造。这一点就不要展开谈了，在这个论坛上谈这些不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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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多
发布于2010-01-17 21: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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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8# 的帖子
恩，我看的不是这本，是一个研究中共党史的朋友发给我的电子书，具有另一种角度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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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发布于2010-01-17 21: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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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再给你推荐年轻学者祝勇的<反阅读>一书
我所讀過有關「文革」時期經歷中觀察最犀利，分析最透徹，文筆最精美，情感最親切的新書。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教授 董鼎山
作為一個一九六○年代出生的年輕學者，祝勇先生的《反閱讀》勇敢地進入了「文革」研究這一「畏途」，並以自己的新銳視角，對這一複雜的歷史現象——尤其 是紅色意識形態——進行了極具學術深度的梳理。這本書，是「文革」研究一本不可多得的佳作，也是祝勇獻給這個民族的一份答卷。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 刈間文俊
對祝勇和安東尼奧尼一樣，過去是個異邦。在世界加速變化的今天，試圖了解那段充滿狂暴熱情與烏托邦欲望的年代，只會讓它顯得更為難解。於是，祝勇把焦點放在歷史圖像上，以身體為媒介——如同安東尼奧尼，以相似的紀實精神，深厚的學術功底，從飢餓與疾病到欲望與夢想，就十年革命動亂對身體的影響進行系統研究，使身體成為溝通過去與現在的渠道。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教授 安德魯．鐘斯
這部回憶之書，這部個人思想史，通過對身體的重建和對歷史的再次經歷，有能力給出身體和歷史之間存在著的廣泛悖論……
——中國中央民族大學教授 敬文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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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江
发布于2010-01-17 21: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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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 10# 的帖子
多谢柏桦先生推荐
反阅读(3) 祝勇
第一章
二
当领袖多病的身体在巨大的床上艰难翻动，他的塑像正以石头的硬度粉碎着时间的阴谋。领袖本人曾经雄健敏锐的身体可以变得苍老迟钝，但塑像不会，在应付时间的问题上，它们比肉体更有自信，因而更符合意识形态的要求。身体本身具有某种不可取代的真实性，正是由于意识到这一点，身体才成为领袖的政治盟友。唤醒民众巨大的政治欲望的使命，只能由那个横渡长江的身体来担当，而不可能由一个身体模型来完成。领袖很好地利用了他身体的感召力，在1966年的大革命风暴之初，完成了一次极具象征性的游泳。这无疑是一次惊心动魄的表演，充满风险的长江是无须布置的舞台，主角是一个国家年龄高达73岁的精神领袖，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它的魅力将远盛于任何一部精心炮制的大片，因为它不是出自苦心孤诣的虚构，而是被无数目击者见证的事实。这绝不是一次普通的游泳，与个人嗜好无关，它是一个政治宣言，它表达了对所有政治对手的警示，也是他在走进角斗场之前的最后一次自我化妆。实际上，早在革命的启蒙阶段，毛就十分敏锐地意识到身体与历史之间的某种神秘的关系，并且主动对身体进行政治支配。而在马克思那里，身体大半是以隐而不显的方式存在的。《体育之研究》是我们今天能够读到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章之一，这篇在1917年发表于《新青年》的文章，对于传统社会中对身体的漠视，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强烈不满，他写道：
然昔之为学者。详德智而路于体。乃其弊也。偻身俯首。纡纡素手。登山则气迫。步水则足痉。故有颜子而短命。有贾生而早夭。王勃卢照邻。或幼伤。或坐废。此皆有甚高之德与智也。一旦身不存。德智则从而隳矣.惟北方之强。任金革死而不厌。燕赵多悲歌慷慨之士。烈士武臣。多出凉州。清之初世。颜习斋李刚主。文而兼武。习斋远跋千里之外。学击剑之术于塞北。与勇士角而胜焉。故其言曰。文武缺一岂道呼。顾炎武南人也。好居于北。不喜乘船而喜乘马。此数古人者。皆可顺也。（毛泽东：《体育之研究》，原载《新青年》，第3卷，第2号， 1917年4月1日）
在这里,毛明确表达了他对身体改造的强烈愿望。他试图使身体的方式超越传统的生物性存有方式,将身体纳入一个政治性的场域，使身体开始形成历史和政治的从属物。在文章中,他开门见山地表达了他的思想:”国力(艹+人+小)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育。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天命中致远。外部之事。结果之事也。体力充实。内部之事。就因之事也。体不坚实。以见兵而畏之。何有于命中。何有于致远。”（同上）在他的阐述中,个人专有的身体,已经开始经历向国家策略的转型。
可以看出，毛在早年思想中就对于身体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功能性期待与想象。后来的革命实践也最终成为身体发展的主要依据。本书无意对毛的身体史展开论述，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毛对身体的利用是具有极强目的性的。
从毛畅游长江的纪录片中可以看到，他的游姿并不规范，本身并无美感可言，但事情妙就 妙在不规范，妙在不按常理出牌，妙在举重若轻。毛从不掩饰他的自信：“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毛泽东：《畅游长江时的谈话》，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原话最早出处为1966年7月25日《人民日报》新闻稿《毛主席畅游长江》。）“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同上）负责领袖安全的罗瑞卿数次阻止这一计划，说明他对其中的政治含义认识不够深刻。这一举动使得民众亲眼目睹了领袖的超常之处，使那些过去岁月里的传奇得以证明，使所有的颂歌都显得恰如其分。这是一次具有冒险性的表演，时间是公元1966年7月16日，地点是武汉，历时一小时零五分钟。（插图：P129）传媒对此作了大量报道，而长江的风浪与领袖的身体，在这些报道中无疑都具有了象征意义。这次亮相的威力超过了一百篇社论。其中一篇社论满怀豪情地写道：“毛主席身体这样健康，精力这样充沛，这是全中国人民的最大幸福！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最大幸福！……毛主席说：‘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阶级斗争的风浪是永不停息的。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人民日报》1966年7月26日社论）一个月后，当这个身体出现在城楼上的时候，数十万人潮向他涌去，就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除此，每年7月16日，武汉都有数十万人参与“横渡长江”活动，并且，每次都有一些人溺毙于江底。
但在更多时候，领袖的身体秘不示人，它的性能是一个国家的最高机密。这时，作为领袖身体的替代物，塑像的优势便显现无余。年龄的差距，使得我眼中的领袖与红卫兵们有所不同。我至今还记得，自己小时候搬着小板凳去大操场上看露天电影的景象。在正式电影开始之前，经常先放《新闻简报》。由于当时一般人无法看到电视，《新闻简报》就承担了电视新闻的功能。领袖在他的书房里，会见来自朝鲜，或者非洲的外宾。当领袖的身影在银幕上出现的时候，整个操场都会响起掌声。但掌声里的领袖已显得无比苍老和虚弱，不再有横渡长江的豪迈。他佝偻着腰，困难地呼吸，表情艰辛，与宣传画的描述相脱离。那种拔地而起的巨大力量似乎正在逃离他的身体，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老人，看到时间对于英雄的捉弄。
领袖塑像是一套自成体系的语义系统，有它特有的规范、程式和制度。它注定超越物理意义上的复制与生物意义上的繁衍，而成为特定时代里的精神模型。不能指望领袖亲自为艺术家充当模特，因而也不必对那个被复制的身体的客观性太过当真。如同社论中的语言无法在生活中重复，那只是一个被意象化的身体，在现实中永远无法找到对应物。因而，无论塑像多么具象，姿态多么亲切逼真，它的本质是抽象的，它不是身体，没有神经组织，并且拒绝任何形式的新陈代谢，它是思想，是另一种形式的社论，发表在城市最显著的版面上，被所有的瞻仰者高声朗读。
领袖塑像的巨大阴影将我覆盖，那影子匐匍在整齐的花岗岩地面上，右手仍然保持着向前的姿势。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那伸出的右手都是身体上最显著的部分，因为它决定着多数人的思想、方向和命运，因而它比其他任何器官都更加重要。这样的姿势出现在生活中，不仅荒诞，在技术上也不易持久。我曾在新闻纪录片中目睹领袖在城楼上向广场上的红海洋挥手的镜头，我注意到他的手不是举向空中，而是手抓军帽，向下左右摇摆，做出类似舀水的动作。我认为，在塑像中被普遍使用的这一挥手动作是臆想出来的，这一点让我很容易联想起佛教造像中那些法力无穷的手势，它们无一不是被能工巧匠们虚构出来的。由于这一动作是对领袖造型的最佳设计，因而，即使我们偶尔从新闻照片上看到领袖做出类似的动作，也可以把它当作对这一设计的模仿和应用。它的版权属于革命文艺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而不属于领袖本人。
厚厚的军大衣把领袖的身体遮蔽起来。不论春夏秋冬，这套行头始终如一。这使领袖的身体处于被弱化的地位，只有面孔和右手，成为领袖身上最显著的标记。与手的果断坚毅不同，领袖的面孔上始终带着微笑。在经过严格的设计之后，他微笑得恰到好处，既不显得夸张，也不过分隐蔽。这一微笑绝不是他身体上可有可无的饰物，而是对手势的最佳诠释，既包含价值判断，也暗示着对结果的预期。所以，他的手和微笑被放置在一个水平高度上，以表示它们具有相同的地位。
鉴于塑像在技术上的难度，领袖的微笑需要借助另外一种更加通俗的材料来进行普及。从1966年开始，中国的大量铝资源被用于制造领袖像章。在那种圆形像章上，领袖的面孔和手势被以浮雕的形式再度确认。人们把它们别在衣襟、甚至肌肉上。领袖借用了大众的身体，所以他无处不在。这是一个颇具隐喻性的事件，它表明了那虚构的身体对真实肉体的深切渴望。这是一种奇妙的肉体关系，是真假肉体之间建立的某种契约，它们分别从对方身上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领袖的微笑早已对这种合作的前景做出评价。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雕塑或者像章的流行，解读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一种符号经济学。类似今天的卡通技术，它们几乎用最简单的视觉符号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它的头发、前额、鼻梁、下颌、胸膛、肚子……无不特征明显，极易模仿和复制。这使它们从传播学的角度占有了先天优势。它首先是一张极易识别的面容，一个孩子除了识别自己的父母之外，唯一能够叫出名字的人，就是他的伟大领袖了；其次，它几乎适应了所有人的审美趣味，所以，这是一幅适合成为领袖的形象。如果换成林彪，技术难度可能就会增加许多。这也是人民爱戴这位领袖的一个隐秘的心理动因。
我仔细研究过领袖的相貌，可以说，他的相貌引起我的极大兴趣。应当承认，领袖青年时代的面孔英俊逼人，即使在偶像如林的当下，他也难以找到一张如此完美的面孔。领袖的特型演员，撇开性格气质，仅就五官的资源配置而言，就与领袖本人相去甚远。（有趣的是，几十年后的中国，居然是被几位美男子所统治。）但是，有一个我所喜爱的演员，却与领袖青年时代的外型有着天然的接近。似乎没有人想到过这一点。有一次，我长久地凝视刘春华的著名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突然就想起了他——张国荣。他在许多部电影中都穿过油画里的那种灰布长衫，而且，在《红色恋人》中，他尝试过革命者的角色，如果再向前走一步，比如让他的头发中分，下巴黏上那颗著名的痣，他就逼近了那个在中国妇孺皆知的青年革命者了。与领袖的青年时代一样，张国荣具有一种介乎两性之间的美，所以，他能够同时成为两性的偶像。尤其的革命女青年，在面对《毛主席去安源》这幅油画时，内心深处会有一种秘而不宣的复杂冲动。对此，刘晓庆在《我在毛泽东时代》一文里曾有大胆的表露：“在我的少女时代与青年时代，我最热爱、最崇拜的男性是毛泽东。我把所有纯真的爱情、全部的憧憬和希望，都奉献给了他，他是我顶礼膜拜的偶像。毛主席，他拥有我全部的初恋！”（转引自《中国作家》1993年第3期，这段文字在收入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的《刘晓庆文集》时被迫作了修改。与革命女青年的情感相呼应，毛通过他的诗句“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表达了他对女性的审美情趣。笔者推测，江青在“文革”中多以军人装束出场，除了与革命语境相得益彰，亦与毛对女性的审美情趣有关。）张国荣与毛的眼睛极为相似，是那种具有叙事功能和煽动性的眼睛，只不过张国荣的美更加脆弱，更容易被粉碎而已。因此，在身体缺席的年代里，领袖成为所有的人偶像，原因之一是他的身体（包括面孔）具有某种美学上的典范作用。它挑动了人们对于身体的原始情欲，尤其在宣传画、雕塑的介入之下，身体的叙事功能一再得以加强。（据“文革”时期红卫兵报纸透露：“在人民美术出版社和兄弟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在年（即1966年――引者注）一年之内出版的毛主席像，印刷数量已大大超过了前16年的总印数，印制质量显著提高，印刷品种大为增加。至今年（即1967年――引者注）第一季度为止，在十几个月的时间里共计出版毛主席像（包括画像和生活像）三亿二千多万张，毛主席单页语录近一千七百万张。”另外，除了数量上的大量繁殖，领袖的形象还被一再放大，以无比巨大的篇幅，显示他的身体优势：“为了进一步满足各地厂矿、机关、部队、学校等单位需要的巨幅毛主席像，我们在上海印刷工人同志的通力合作下，克服了种种困难，成功地创制了高两公尺半，宽两公尺，四全张的巨幅毛主席画像。这是印刷史上的空前创举，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也是我国出版界革命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胜利成果。”《一定要让毛主席画像传遍全中国和全世界》，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风雷》，1967年5月22日。）在人们看来，这种身体与某种丰功伟业的联系不是偶然的，所有惊世骇俗的事件在穿越历史的迷宫之后必然与这样的身体狭路相逢。（从史料看，毛本人对个人崇拜的看法颇不一致。根据埃德加 斯诺的记录，毛曾“文革”前的1965年1月对他说，需要有个人崇拜。“毛直率地诉诸自己巨大的个人魅力和声望，以之作为他争取全面恢复指引革命航向的权力的重要武器。”他认为“中国人有个人崇拜的情感和惯例”，“赫鲁晓夫先生之所以下台，可能就是因为他根本不搞个人崇拜”。柯庆施说：“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目的程度。”1971年，毛则对斯诺说，个人崇拜搞过火了，“今天，情况不同了，主席说，要人们克服3 000年的崇拜皇帝的传统习惯，是困难的。所谓的‘四个伟大’（赞颂毛的称号：‘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毛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甚至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他就是长沙的一个小学教员。其他的称号一概辞去。”见[美] 埃德加 斯诺：《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第17、191、161页，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毛泽东塑像在“文革”中也经历了戏剧化的命运。1967年7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通知写道：林副主席于6月28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副主席的指示执行。7月10日，林彪将通知稿转送毛泽东审阅，毛批：“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7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毛所提到的“中央已有指示”，是指毛7月5日批转的中央指示稿。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于1967年7月4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280期上刊载《全国各地群众正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一文，5日，毛批：“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盖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中央指示稿将毛上述批语转发各地，指出：”建造毛主席塑像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只能由中央统一规划，在适当时机，适当地点建造”。“ 现在某些群众组织那种匆匆忙忙的做法，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 而且会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你们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加以制止。” 见毛泽东：《 关于制止建造毛泽东塑像等问题的批语》，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368页 及369 页 注 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http://blog.sina.com.cn/zhu_yo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