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氏家族的影响

虞氏家族的影响

虞氏家族在东汉末至南北朝的从仕大潮，从根本上改变了余姚历史上自严子陵以来的隐士风尚——尽管有史可载的虞氏始祖（虞光虞国）距离严子陵并不太久，当子陵先生在富春江畔垂钓之时，最初的虞氏族人可能已在余姚江北的东虞西虞定居下来了。而子陵之后百多年，虞氏就开辟了余姚历史上最初的从仕风气——从东汉末，直至中晚唐，县志中的仕宦列传，都是清一色的虞姓。故有“一部余姚志，半部虞家史”的说法，虽然“文献名邦”的说法虽然夸大了些，但虞氏文献确实不少，同样占去文献总数的五成以上。

隐士风尚，只可体现在个别者身上。如果社会精英都去隐居山林，那么整个社会如何去治理和发展呢？隐士，或许只体现在个人的性情上，或是懒散，或是不羁，或是难容官场习气。从现有的史志中，很难去理解子陵先生这个人。从他的作为或事迹上，似乎以上三者都有一些。

余姚虞氏一族，除了虞喜，似乎就没什么隐士了（或者还有，因为隐士，所以不为人知）。隐士的前提，是士，是高士，如此生活民间，才算是真正的隐士。虞喜的隐士生活，究竟以哪一个事件为转折点，很难去判断。被迫做官，或许是一个因素；他私藏黑市户口数量巨大，后被官通缉流窜在外，不知道是否为隐居的契机。总之，虞喜也隐居了，像严子陵那样，避入山林之间。子陵除了钓鱼，没有其它爱好，也没有著书立说，仅仅因为不愿做官，仅仅因为把脚搁在皇帝的肚皮上，成就了“高风亮节”的名声（有沽名钓誉的嫌疑）。而虞喜的学说和著作颇丰，似乎要比子陵先生更称得上隐士。虞喜之后，余姚就无真正的隐士了。

无论怎么说，余姚虞氏，给后来的“学而优则仕”的风气开了个好头。包括他们在去官归乡后，大量营造居宅的实用主义，大大地拉动了当地的生产力，解决了大量的农村闲余劳动力（这一点，钓鱼的严子陵恐怕是做不到的）。而且在巨型世族形成后，逢小范围的兵乱或盗贼之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余姚百姓起到安全和稳定的作用（鱼肉百姓的小事当然也大有发生）。

余姚虞氏的败落乃至消亡，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遭遇侯景之乱，导致族人大量迁移，包括那些在外为官的虞姓族人，也违背先祖们的做法，把大量的家庭和财产都转移到了当时被认为安全的地方。所谓分崩离析，所谓树倒猢狲散，就是这么个令人恐惧的萧条状态。这个时候，距离虞世南的出生还有好几百年时间——虞世南差不多算得上余姚虞氏的“末路狂花”，世南之后，余姚虞氏似乎消失在空气里，只有一些传说和古迹留了下来，包括县衙西侧的虞宦街。当赵宋朝廷建立后，余姚科举名目上，产生了许多以前从未在史书中出现过的姓氏，这些新贵们的崛起和轮换，在时间中起伏着，将抵达明代的瑞云楼——王阳明诞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