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虞氏世族的学术影响和历史文化意义
余姚虞氏世族,其实并非只是官宦意义上的世家。据《裴注三国志》引《翻别传》云: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前人通讲,多玩章句,虽有秘说,於经疏阔。臣生遇世乱,长於军旅,习经於枹鼓之间,讲论於戎马之上,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这就是说,虞氏世族的名声确立,依靠的是家传经学,并在当时的上流社会士大夫群体中奠定了相当高的学术地位。
在蔡靖泉先生编撰的《楚文化流变史》中,他提到“以虞翻之学为代表的吴国学术,因承汉末荆州学派的的学风而助长了以道统儒的玄风。”这就是说,虞翻作为大师级的学术人物,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当时的人民生活和学习习惯——这样的影响和改变,只有称得上“思想家和教育家”的伟人,通过毕生的努力才能做得到。
虞翻之后,有虞耸与虞昺继承了家传学说的衣钵;再后,又有虞潭,有虞喜、虞预。其中虞预的学术经历较为独特。
虞预(约280年—499年),为虞光虞国之后第七代、虞翻以后第四代虞氏后人。他所著述的《会稽典录》包含了大量虞氏世族的信息,甚至有族祖虞翻写给其弟的信件,为后世对余姚虞氏的考证、探索提供了相当有益的依据。虞预并编著了《晋书》(现已散佚)。他是虞氏家族中,有史以来唯一一个从事史志写作的人,他的《会稽典录》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虞氏家族,还为《三国志》等诸多历史典籍所引注。
虞喜虞预之后,不少旁支的虞氏后人,同样从事着文化活动,像南北时期的虞骞和虞羲,皆以诗文著称。
至隋末唐初,虞世基和虞世南一代,虞氏文化又一次得到发扬广大。《新唐书》载“帝(唐太宗)每称其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文词,五曰书翰。”世南之五绝,除道德之外,还包括博学、文词和书翰,因此得以悬画像于凌烟阁。
可考证的虞氏著作,几乎汗牛塞栋:虞翻,著有《周易注》九卷,《周易集林律历》一卷,《国语注》二十一卷,《论语注》十卷,《老子注》二卷,《太玄经注》十四卷,集三卷;虞耸,创有“穹天论”;虞喜,发现了“岁差”,并著有《安天论》、《毛诗释》、《尚书释问》等十余种;虞预,著有《晋书》四十四卷,《会稽典录》二十四卷,《诸虞传》十二卷,集十卷;虞炎,有集七卷;虞龢,著有《法书目录》六卷;虞羲,有集十一卷;虞通之,有集二十卷;虞世南,有集《北堂书钞》等三十卷,诗一卷。
余姚旧称“文献名邦”,自虞翻、虞耸、虞喜、虞预始,至初唐虞世南,占据了“文献”意义上的大半壁江山。旧有“一部余姚志,半部虞家史”的说法,其意义也在于此。故余姚之虞氏文化,实是成就了“文献名邦”称誉;上下历时五百余年的余姚虞氏文化,实是开导了“文献名邦”的最初源头。余姚虞氏,上承四先贤之子陵先生,下启四先贤之心学阳明先生,无愧于“江左学术世家”之名。昔郭沫若先生主编《中国史稿》,曾把余姚虞氏世族列为会稽虞、孔、贺三大家族之首,盖其上下历时五百年,如此长时间地维持着世族的学术传统,在国内亦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