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虞氏世族的经济实力

余姚虞氏世族的经济实力

    余姚虞氏世族，历时五百余年。在其鼎盛时期，世族的人口数量和财富数量，已达到富可敌国的程度。以致余姚一县的地望人气，都过早、过快地被虞氏一个家族耗尽。然后，自唐代虞世南至明代王阳明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余姚再没有出现像虞氏那样具有国家级声望的大世族，也没有出现过像虞翻、虞喜、虞预、虞世南那样能够以学术或文学著述流传后世的“宗师型”人材。

虞氏世族，自虞国虞光一代便确立了以家传经学辅助仕途发展的从仕传统，并日渐在仕途中积累了大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像虞国，归乡后在城南罗壁山营造了别墅，开创了汉末治墅隐居的风气。至晋虞喜时，虞氏世族已达鼎盛，当时发生的山遐被逐事件，在这短短数百字内，我们可以发现很多当时的社会问题，包括虞氏世族的敛财手段和政治影响力。

山遐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县人虞喜以藏户当弃市，遐欲绳喜。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言于执事，以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以遐辄造县舍，遂陷其罪。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捕逃，退而就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晋书》）

“江左初基，法禁宽弛”——也是当时优待世族的政策造成的，并导致了江左之地的世族豪门大量衍生和扩张，再有世族之间的联姻（像列入晋史列女传的虞忠之妻，为孙权族孙女）等因素，在江左形成一张巨大而又等级森严的关系网；

“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永嘉之乱后，北方豪门逐渐南迁，伴随着数量较大的难民潮。这些难民在迁居江左之后，大多依附在豪族羽翼之下。余姚虞氏世族期间也积聚了不少来自于异乡的迁居者，成为当时数量庞大的黑户口，世族利用这些黑户口进行农业生产，而且成立家族武装以维护自身利益，其后果就是使国家税收大量减少，并直接造成社会治安的恶化，《晋书•虞潭传》载：王含、沈充等攻逼京都，潭遂于本县招合宗人，及郡中大姓，共起义军，众以万数，自假明威将军。乃进赴国难，至上虞。明帝手诏潭为冠军将军，领会稽内史。潭即受命，义众云集。虞潭所招集的“万数”义军，绝大多数是世族制度下的家将家丁；

“到县八旬，出口万余”——仅仅八十天时间，山遐就查出了豪族所隐藏的一万多人黑户口；

“虞喜以藏户当弃市”——虞喜当弃市，说明虞喜私藏的人口数量，较之其他家族更为巨大。高士尚且如此，何况非高士呢？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藏户现象的普遍；

“以遐辄造县舍，遂陷其罪。……竟坐免官”——余姚虞氏世族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在此得到了完美体现，即他们能够通过自身的权力和势力，轻易地驱逐地方政府首脑。

《南史》载：自晋中兴以来，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改，竟不能行。帝（刘裕）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强肃然，远近禁止。至是，会稽馀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馀人。帝诛亮，免会稽内史司马休之 。

虞亮因藏匿亡命千余人（其实这些人和虞潭所招义军，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而遭诛，原因是世族豪门之间的“权门兼并，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其实诛豪门的真实原因，是因为豪门的存在，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偷漏税以敛财，影响社会稳定——都已经危胁到了皇权的政治威信和经济基础。所以，自宋、梁、陈等朝代开始，皇权对江左豪门的无限扩张已有所警觉，并通过政治手段逐步削弱，上文的“诛虞亮、免内史”就是实施的具体措施。

《梁书》载：（沈瑀）起为振武将军、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瑀到，非讼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阶下，以法绳之。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瑀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耶？”悉使著芒矰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棰。

至梁时，余姚虞氏大姓已达千余家，世族的庞大程度已接近饱和。其中所载“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不知道这“县南”是否是指江南，或是江北之最南端，即虞宦街之东西两侧。这时的虞氏世族，已成百姓之患，已从其鼎盛时期开始走向衰亡。

面临衰亡的虞氏世族，并没有意识到倾覆的危险，依旧一味地享受纵乐，声色犬马，完全丧失了“经学世家”的优良传统。像《南齐书•虞悰传》载：治家富殖，奴婢无游手，虽在南土，而会稽海味无不毕致……悰家富于财而善为滋味。文中用到了两个“富”字，一是治家富殖之富，二是富而善为滋味的富。前富为经济状况，后富指享乐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