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姚虞氏世族的政治实力

余姚虞氏世族的政治实力

 

    在《二十四史》中，出身余姚的虞氏官宦，有具体姓名者近百人，并有大量位列九卿的高官权臣。较为著名的有日南太守虞国、零陵太守虞光、平舆令虞成、日南太守虞歆，骑都尉虞翻、散骑中常侍、宜都太守虞汜、交州刺史冠军将军、馀姚侯虞忠、河间相虞耸、济阴太守虞昺、卫将军虞潭、右将军司马虞仡、吴征虏将军虞察、吴兴太守金紫光禄大夫虞騑、除散骑常侍及著作郎虞预、吴国内史虞啸父、吴国内史虞谷、永嘉太守廷尉卿虞权、大著作兼东扬扬州二州大中正虞荔、太中大夫虞寄、金紫光禄大夫虞世基、银青光禄大夫及弘文馆学士虞世南等等。

    余姚虞氏官宦之活跃时间，大约自西汉初年的虞国虞光始（公元一世纪左右），至初唐虞世南（公元六世纪初）的五百年时间内。但虞氏世族的最繁荣期，当属东、西晋至侯景之乱的三百年间，从中诞生的虞氏官宦约占总数的八成以上。

    在光绪《余姚县志》之选举和列传部份，由汉至唐，几乎是虞氏一家的天下。究其原因，应是当时政治制度对于世族的优待，给世族的发展提供了迅速膨胀的土壤。尤其是在晋元帝司马睿在经营江左时期，他大量笼络因永嘉之乱南迁到江左的豪门世族，而原本就生存在江左的虞氏世族（所谓土著旧族），因根基久远，人脉深厚，更得东晋王朝眷顾。

其实，司马睿并非笼络江左世族第一人。早在太宁元年时，（西）晋武帝司马炎就发布诏书：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自司马睿迁都建康后，后继者晋成帝司马衍在太宁元年八月发布的诏书，对江左世族更是优待：“吴时将相名贤之胄，有能纂修家训，又忠孝仁义，静己守真，不闻于时者，州郡中正亟以名闻，勿有所遗。”这就是说当时的，东晋王朝因急需在江左立足，想从东吴或西晋时的官宦世族里去寻找和提拨官员——东晋王朝对所提拔的世族成员，要求也不是很高，仅是能篡修家训、能忠孝仁义、能静已守真即可（最后二条几乎是录用标准）。

此类优待豪门世族的“中正”官吏选拔制度，早在东汉延康元年就开始了。其先拔方式可分为三个步骤：

先在各郡、各州设置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郡中正最初是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手里。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其次，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的权力，其标准亦有三：家世（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道德、才能。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类别却只有上品和下品。通常情况下，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二品为最高品。三品在西晋初期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最后，中正评议结果须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任官者的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较快，且受人尊重；乡品卑者，被称为“浊官”，升迁慢，受人轻视。

中正评议人物，按照惯例每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的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其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但中正假如定品违法，政府是要追查其责任的。

九品中正制在它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门第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标准，至西晋时终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评议中，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就可以了，中正的品第反而成为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直至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所以说，当时的中正选举制度，对整个江左世族力量的速度扩大，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正选举制度，是因巩固皇权需要而产生的。皇帝笼络大量世族，以得到更多资本世家的财力支持，和官宦世家的政治支持，这在皇权的巩固初期，确是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如此选举制度一旦长久执行，就暴露出它的诸多弊端来。

《晋书》载，刘毅曾上书朝廷，陈列九品中正制的八种厉害，极为条理地列出了中正选拔制度的各类弊端及造成的后果：

臣闻立政者，以官才为本，官才有三难，而兴替之所由也。人物难知，一也；爱憎难防，二也；情伪难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爱憎决于心，情伪由于己。公无考校之负，私无告讦之忌。用心百态，求者万端。廉让之风灭，苟且之欲成。天下讻讻，但争品位，不闻推让，窃为圣朝耻之。

夫名状以当才为清，品辈以得实为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政化之美也；枉滥者，乱败之恶也，不可不察。然人才异能，备体者衅。器有大小，达有早晚。前鄙后修，宜受日新之报；抱正违时，宜有质直之称；度远阙小，宜得殊俗之状；任直不饰，宜得清实之誉；行寡才优，宜获器任之用。是以三仁殊途而同归，四子异行而均义。陈平、韩信笑侮于邑里，而收功于帝王；屈原、伍胥不容于人主，而显名于竹帛，是笃论之所明也。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备随爱憎。所欲与者，获虚以成誉；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暨时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时，实为乱源。损政之道一也。

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议，咸所归服，将以镇异同，一言议。不谓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审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牺，莫不有失，则皆不堪，何独责于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选。今重其任而轻其人，所立品格，还访刁攸。攸非州里之所归，非职分之所置。今访之，归正于所不服，决事于所不职，以长谗构之源，以生乖争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主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复选以二千石，已有数人。刘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驳违之论横于州里，嫌雠之隙结于大臣。夫桑妾之讼，祸及吴、楚；斗鸡之变，难兴鲁邦。况乃人伦交争而部党兴，刑狱滋生而祸根结。损政之道二也。

本立格之体，将谓人伦有序，若贯鱼成次也。为九品者，取下者为格，谓才德有优劣，伦辈有首尾。今之中正，务自远者，则抑割一国，使无上人；秽劣下比，则拔举非次，并容其身。公以为格，坐成其私。君子无大小之怨，官政无绳奸之防。使得上欺明主，下乱人伦。乃使优劣易地，首尾倒错。推贵异之器，使在凡品之下，负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损政之道三也。

陛下践阼，开天地之德，弘不讳之诏，纳忠直之言，以览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尝罚，自王公以至于庶人，无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国之重，无尝罚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讼者众。听之则告讦无已，禁绝则侵枉无极，与其理讼之烦，犹愈侵枉之害。今禁讼诉，则杜一国之口，培一人之势，使得纵横，无所顾惮。诸受枉者抱怨积直，独不蒙天地无私之德，而长壅蔽于邪人之铨。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闻。损政之道四也。

昔在前圣之世，欲敦风俗，镇静百姓，隆乡党之义，崇六亲之行，礼教庠序以相率，贤不肖于是见矣。然乡老书其善以献天子，司马论其能以官于职，有司考绩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党有德义，朝廷有公正，浮华邪佞无所容厝。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异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采誉于台府，纳毁于流言。任己则有不识之蔽，听受则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遂使进宫之人，弃近求远，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由行立，品不校功，党誉虚妄。损政五也。

凡所以立品设状者，求人才以理物也，非虚饰名誉，相为好丑。虽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门外之事，以义断恩。既以在官，职有大小，事有剧易，各有功报，此人才之实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则反之，于限当报，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是为抑功实而隆虚名也。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损政六也。

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能则成，失其能则败。今品不状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长；以状取人，则为本品之所限。若状得其实，犹品状相妨，系絷选举，使不得精于才宜。况今九品，所疏则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则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理，万机何以得修？损政七也。

前九品诏书，善恶必书，以为褒贬，当时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废褒贬之义，任爱憎之断，清浊同流，以植其私。故反违前品，大其形势，以驱动众人，使必归己。进者无功以表劝，退者无恶以成惩。惩劝不明，则风俗污浊，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锐人事？损政八也。

由此论之，选中正而非其人，授权势而无尝罚，或缺中正而无禁检，故邪党得肆，枉滥纵横。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或恨结于亲亲，猜生于骨肉，当身困于敌雠，子孙离其殃咎。斯乃历世之患，非徒当今之害也。是以时主观时立法，防奸消乱，靡有常制，故周因于殷，有所损益。至于中正九品，上圣古贤皆所不为，岂蔽于此事而有不周哉，将以政化之宜无取于此也。自魏立以来，未见其得人之功，而生雠薄之累。毁风败俗，无益于化，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愚臣以为宜罢中正，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疏奏，优诏答之。后司空卫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复古乡议里选。帝竟不施行。

 

《晋书》卷四十八，载段灼上疏：今台阁选举，涂塞耳目，九品访人，唯问中正。故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卷三十六，载卫瓘上疏：如此，则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尽除中正九品之制，使举善进才，各由乡论。然则下敬其上，人安其教，俗与政俱清，化与法并济。人知善否之教，不在交游，即华竞自息，各求于己矣。今除九品，则宜准古制，使朝臣共相举任，于出才之路既博，且可以厉进贤之公心，核在位之明暗，诚令典也。——武帝善之，而卒不能改。如同刘毅的下场，皇帝对于卫瓘的谏言没有进行采纳。

余姚虞氏世族官宦，通过九品中正选拔方式而获得仕途，并载在《县志》的有如下一些：

虞潭清贞有检操，州辟从事、主簿，举秀才；

诸葛恢临郡，（虞喜）屈为功曹。察孝廉，州举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又以博士徵，复下诏徵之，辞疾；

宗人共荐（虞）预为县功曹；

州辟（虞悰）主簿，建平王参军等等。

 

除中正选举，还有一部份是通过祖荫而获得，像虞仡、虞啸父等。虞世南之父虞荔，在陈朝时，还担任过东扬、扬州二州大中正的官职。

但余姚虞氏在东吴至南北朝期间的仕宦，何止是见诸于史志的一些——能见诸史书的，毕竟是绝少数，更多的大小官员，都被时间之大浪淘汰了。

 

中正之官，名之“中正”，谓其在选举时务必客观公正，没有偏倚。但是，在当时以世族为重心、又以世族成员为中正选拔官的政治环境中，是无“中正”可言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晋成帝司马衍的诏书中可能发现：有能纂修家训，又忠孝仁义，静己守真，不闻于时者，州郡中正亟以名闻，勿有所遗。——连朝廷都这样认为了，何况对自己利益休切相关的世族呢？

因政治和经济实力的互为补充和促进，江左世族的权力和财力，在魏晋时期达到一个鼎盛时期。《晋书》载：山遐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县人虞喜以藏户当弃市，遐欲绳喜。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言于执事，以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以遐辄造县舍，遂陷其罪。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捕逃，退而就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这就能说明当时余姚虞氏世族的政治能量，已经达到可以左右、乃至驱逐一个地方政府首脑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