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氏史料所反映的魏晋南北朝社会问题
自东汉末至唐中叶的近四五百年时间里，虞氏家族一直占据着余姚世族的头把交椅。《南史》云“大姓虞氏千余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郭沫若曾在《中国史稿》里将虞氏列为会稽三大家族虞、孔、贺之首，冠之以“江左豪族”。彼时的虞氏家族，在余姚县城，几乎能一手遮天，权势盖过了当时的县级地方长官，时有县令被虞氏大族驱逐、免官的事件发生。录三则：
《晋书•卷四十三•列传第十三》：（山）遐字彦林，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县人虞喜以藏户当弃市，遐欲绳喜。诸豪强莫不切齿于遐，言于执事，以喜有高节，不宜屈辱。又以遐辄造县舍，遂陷其罪。遐与会稽内史何充笺：“乞留百日，穷翦捕逃，退而就罪，无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 ——山遐为山涛（字巨源）之孙，按说也是豪门大阀之后，仍不免去官下场。这是虞氏家族鼎盛之时，通过权、钱，或是权、权之间的关系，轻松地把一个县令陷罪免官。这同时说明，当虞喜这等高士都有偷漏税之举时，当时魏晋时期“藏户”现象之普遍，偷税漏税之通行，已是触目惊心的地步。
《南史•卷一》：自晋中兴以来，朝纲弛紊，权门兼并，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桓玄颇欲釐改，竟不能行。帝既作辅，大示轨则，豪強肃然，远近禁止。至是，会稽馀姚虞亮复藏匿亡命千馀人。帝诛亮，免会稽內史司马休之 。——虞亮因藏匿亡命徒而被诛杀，其实有不少怨屈的成份。虞亮所蓄亡命，必然会给余姚县城造成暗无天日的社会环境。但当时社会动荡，流寇肆行，当时豪门巨族大都养蓄数以千百计的亡命徒为其卖命，时局致使而已。而虞亮一族能养亡命徒千人，其财力和势力可想而知。
《梁书•卷五十三•列传第四十七》：（沈瑀）以母忧去职，起为振武将军、余姚令。县大姓虞氏千余家，请谒如市，前后令长莫能绝。自瑀到，非讼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阶下，以法绳之。县南又有豪族数百家，子弟纵横，递相庇荫，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为石头仓监，少者补县僮，皆号泣道路，自是权右屏迹。瑀初至，富吏皆鲜衣美服，以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县吏，何自拟贵人耶？”悉使著芒矰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棰。瑀微时，尝自至此鬻瓦器，为富人所辱，故因以报焉，由是士庶骇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当时县内虞氏，竟有千余家之多，以往县令疲于应付交际，并产生大量的权钱交易。新任县官沈瑀，不允许“非讼所通”的人员来县衙走动，若有请谒行贿者，则系于阶下。沈瑀甚至看不惯鲜衣美服的县政府下级官员，令他们“芒矰粗布，侍立终日，足有蹉跌，辄加榜棰。”据说这种极端的行事作风，源自沈瑀落泊时，曾受富人污辱，因此一旦稍显，就要大加报复了。可能是沈瑀在行事上要谨慎得多，或者是当时的政府体制已发生了改变，他没有像山遐那样让虞氏家族抓到治罪的把柄，也没有因与世族的冲突而被朝廷革职。
近读蒙思明先生遗著《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其中论及世族之形成、发展的过程极为精辟，并例举了世族支配下的政治、世族垄断下的经济等诸多社会现象。从《魏晋》一书的几条目录中，就可以看到蒙思明先生对世族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能力进行的归纳：世族潜在实力雄厚、世族腐蚀了选举制度、世族把持了中央政柄、世族操纵了地方政权。
世族的形成和消亡，既依赖又局限于当时的政治土壤。虞氏世族的消亡，在南北朝后期就开始了，因为封建政治和法律制度的改革，在中央高度集权后的狭小空间里，世族再也没有能力去维护原有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并且在严重的战争、流寇、天灾因素下，渐渐消亡和分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