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翻的“自作孽”

虞翻的“自作孽”

孟子在《公孙丑》里说：“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虞翻在吴王孙权面前的一次次折腾，似乎印证了这一条古训。据《三国志》陈列其“作孽”经历，分别陈列，以作剖析：

孙权以为骑都尉。翻数犯颜谏争，权不能悦。又性不协俗，多见谤毁，坐徙丹杨泾县。——孙权登基后，曾以虞翻为都骑尉。“数犯颜谏争”中的“数”，盖有二三次以上。终于，有一次让孙权忍无可忍了，把虞翻踢出了建康，发配到丹杨郡泾县去做个芝麻官。幸亏日后吕蒙援手，以缺少医官为名，把他给解救出来。

他日，权乘马出，引禁并行，翻呵禁曰：“尔降虏，何敢与吾君齐马首乎!”欲抗鞭击禁，权呵止之。后权于楼船会群臣饮，禁闻乐流涕，翻又曰：“汝欲以伪求免邪?”权帐然不平。——这是关云长水淹七军，于禁投降东吴的故事。于禁降吴后，孙权用相当优厚的礼节待之。有一次出门，孙权与于禁并驾齐驱，虞翻看到忿忿不平，骂了不够，还想用鞭子把于禁抽一顿，被孙权阻止；孙权与群臣在楼船饮酒，于禁闻吴乐，思故土，眼泪鼻涕一大把，又引来虞翻的讥讽和嘲弄，这一次孙权没有阻止，只是“怅然不平”而已，却在内心埋下了愤怒的种子。

权既为吴王，欢宴之末。自起行酒，翻伏地阳醉，不持。权去，翻起坐。权于是大怒，手剑欲击之，侍坐者莫不惶遽。——这可能是君臣之间的最初一次冲突，作为虞翻“性不协俗”的典型案例，并记载在《三国志》中，这一经历可以和日后“死人神仙事件”相提并论。那是孙权刚刚登基为吴王的时候，设宴与群臣饮。孙权起身，向群臣一一敬酒，虞翻突然倒地而卧，似乎已喝得大醉了。待孙权敬酒一圈完毕，虞翻又翻身坐了起来——孙权怒不可歇，想借酒劲杀掉虞翻，后被大司农刘基死死抱住，才让虞翻免去一死。

权与张昭论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语神仙，世岂有仙人也!”权积怒非一，遂徙翻交州。——这是有史记载的最后一次“自作孽”。当孙权与张昭讨论神仙话题，虞翻插嘴败兴不够，更言“彼皆死人”。孙权“积怒非一”，非一者，多一之累积，直至最后的爆发临界点，遂把虞翻发配至岭南广州。

读《三国志》，发现虞翻在孙权之前，可不是这样一个混身长刺的人。至少他在孙策当权的时候，还没有产生过如此出格的言行，无论每一事、每一言都呈现出他的睿智、勇敢和忠心，言行有理有节。按理说，虞翻“犯颜谏争”的性格，是天生的，不可能只对孙权而论，可在孙策的年代，虞翻确凿没有这方面的不良纪录。是虞翻越老越糊涂了？还是有其它原因？或者是虞翻与孙策之间，原本就有着不同寻常的特殊感情？

虞翻早年为汉会稽太守王朗门下功曹，孙策征会稽，王朗不听虞翻劝谏，拒战败绩，亡走浮海。后虞翻归，孙策不计前嫌，重新任命虞翻为会稽郡功曹。《三国志》中有两句，十分值得推敲：“待以交友之礼”、“身诣翻第”。

“待以交友之礼”，就是在保持起码的君臣之道前提下，平等相待，以友相称。而“身诣翻第”，即是孙策亲临余姚城，准备了礼物，拜访虞翻及其家人，这可视作一种笼络的手段（类似于刘备七顾茅庐）。《三国志》之“江表传”并载“策书谓翻曰：今日之事，当与卿共之，勿谓孙策作郡吏相待也。”孙策来信的意图，即是不要让虞翻有什么君君臣臣的心理负担，“共之”即是共同承担或共同享受——很明显，孙策在信件中，把虞翻是作为一个知心朋友来看待。所以说，虞翻日后在孙策手下表现出来的忠诚和勇气，可以在此找到原由。

吴郡太守许贡手下三门客的复仇行动，虽是孙策死亡的直接原因，但主要与他生性好猎有关。这一点，虞翻曾劝说过他：明府用乌集之众，驱散附之士，皆得其死力，虽汉高帝不及也。至于轻出微行，从官不暇严，吏卒常苦之。夫君人者不重则不威，故曰龙鱼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刘季害之，愿少留意。孙策执意绞杀许贡，播下了生死因果的种子。另一个原因，是孙策的乘马太过精骏，从骑不能及，孤身一人游荡在山岭间，卒遇三人，孙策虽射杀一人，但为其余二人射中面颊。

孙策负伤回营后经过包扎，好好调养一番，应该能够康复（医官言：好自将护，百日勿动）。可孙策不是个能静得下心来，好好养伤的平凡人——他一生下来就是个战士，是个完美主义者。有一种说法，孙策照镜，谓左右曰：面如此，尚可复建功立事乎？——面对自己如此面目，内心突发暴怒和悲伤，于当晚创裂而亡。另一种说法，是每每照镜，看到镜子里是被他杀掉的于吉老道，而回过头来看，身边又无人，如是再三，所以扔掉铜镜大叫，创皆崩裂，须臾而死。

孙策负伤，直至创裂而亡的这一段时间，虞翻都不在身边。之前，虞翻被孙策安排到孙氏老家富春去做县令——这职位虽然不优厚，仅县令级别，却是作为孙氏家族的嫡系亲信而任命的，并且只是又一次提拔前的短暂调研任务。而虞翻在富春长职位上，得到突如其来的噩耗，并没有因此失去方寸，为了维护富春县内孙氏家族的安全，他冷静地处理了举丧礼仪，未给敌对势力和盗贼以可乘之机。

相信孙策的亡殒，给虞翻的打击是多么巨大——因为从没有一个上级或君主，能给虞翻这么多信任和情谊。虞翻给予这一段君臣感情的投入是全身心的，无论“日可二百里”、“善用矛”，还是数次为孙策充当说客（具有极高的危险系数），包括苦口婆心地劝说开导孙策，都发自内心地付出了他的心力。可是，孙策最终没有听从他的劝告，仍喜骑马狩猎，最终死于此好。

不可否认，虞翻登龙泉山时告诫子孙应居江北的前瞻性，和虞翻劝谏孙策不要随意外出打猎、防止意外发生的警告，都充分说明了他的预见事物结果的能力——这一些类似于先知、预言家的能力，是虞翻经过长期家传学说的熏陶和实践之后才拥有的。在虞氏家学中，《易》是一门特别光荣的专长，无论高祖虞光，祖父虞凤，还是嫡孙虞潭，从孙虞喜，都有所著述，并各自发扬了《易》学中的各个门类。虞翻在他那个年代，既是当时一致公认的易学大师，又是可以和诸葛亮相提并认的杰出预言家——但他怎么可能没有预见到自己的命运呢？怎么不能预见到将会被发配到交州，并在那里度过一生中的最后十余年呢？

也许虞翻已经预见到这个结果了——他所做的，就是为了这个结果而去的。当最后孙权发配号令的颁布，契入了他对于自己命运的预见。

虞翻在孙权面前如此放肆地张扬着他的个人性格，或许就是为了早卒的孙策，为了知遇之恩，为了朋友之爱，为了救赎，为了忏悔，为了拯救自己灵魂的不安——因为，虞翻认为，如果有他在孙策身边，是不可能让孙策遭遇如此厄运的，即使遭遇上，因他虞翻在，也能轻松化解；他认为孙策没有听从他的劝告，若是常伴随左右，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他觉得自己能有效地阻止孙策的狩猎爱好；他也是个有名的医师，即使在孙策受伤之后，觉得这点小箭伤应该不在话下。——这些想法对于虞翻来说，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煎熬。渴求苦行以获得心灵求赎——这就可以解释他在日后在孙权面前的异常行为——已与自杀没什么区别。

早年，虞翻曾对孙策说：“翻是明府家宝。”明府，是对上一级官员的尊称；而家宝，却有个人私有财产的意义。此句话的另一层意思，就是他的身家性命皆为孙策所有，若孙策需要，他可以做任何事，包括死。而一旦孙策命归黄泉，虞翻就失去了真正的精神依靠——根据孙权的个性和办事能力，偏安一隅尚可勉强，论作战和豪迈性气，都远远及不上其兄孙策——所以，他只能依靠着一次次的“自作孽”，和最后一次的“不可活”，用自己的命运来祭奠唯一的、和死去的孙策。

谋士张纮曾说：虞仲翔前颇为论者所侵，美宝为质，雕摩益光，不足以损。——但张纮没料到虞仲翔日后会被“自身”所侵，即使美宝为质，然其内心已死，雕摩之下，只是加剧了他命运的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