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中我走上一座桥,此岸是往事,彼岸未可知。时间的河水流去,也许文字可以留下一些瞬间。一个人书写,另一个人阅读,就完成了默默的交流。或咫尺天涯,或渐行渐远,本是缘分或命运。

魏晋风度今不传

上一篇 / 下一篇  2008-02-17 14:20:16 / 个人分类:此刻我博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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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应网友约稿,给国内一家副刊写了八篇专栏文章,日前发的“矫情的传统与任性的修为”是第一篇,这是第三篇,所言大致自老庄而止于陶渊明,在我看来,那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最重要但久已湮没的非主流传统。柏桦兄提出逸乐的文学观,以对抗呐喊的或道德的文学观,我以为是有其道理的,但对历史解读或有不同

我偶尔写旧体诗,多是临屏之作。近来在网上颇见到一些高手,有时就忍不住去凑热闹和上一首。去年回京时,有些感慨比前几年忽然更深了许多,纷纷然不知从何说起。上班时又见数位诗友在唱和,就匆忙草就一阕。


口占步诸诗友原韵

半生湖海未还家
种菊悠然不设笆
雪夜浮舟思旧友
青梅煮酒话京华
人穷尤爱黄金梦
世盛偏多井底蛙
峨宇新城非故里
当年人面尽桃花

诗中第三句所用的雪夜访戴堪称即兴的滥觞,是我一直喜欢的故事。据《世说新语》: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那岸雪溪舟的一幅夜景,潇洒飘逸的一时即兴,举重若轻的一份友情,是已流传千古的佳话。

林语堂先生在他讴歌中国文化的大作里曾有文化是闲暇的产物之名言,我想,林语堂先生所说的文化,其实是要进一步界定的;该既非喜闻乐见的流行文化,也不是慷慨激昂的主流文化吧?延续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有很多层面,往往相反互斥,在不同的时期显示迥异的风格。在我看来,历史上闲暇文化的最高境界,还是魏晋风度,到了近世李渔的讲究食色已趋衰落,至于后来的遛鸟玩鼻烟壶则基本不入流了。

少年时读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对魏晋风骨不乏肯定,对于玄学却多有批判。风骨接近气节,一个有气节的人自然是高尚的人;玄学接近空谈,而空谈一向是误国误己的。范老先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但我觉得他为文为人的方正持重,更接近儒家风范。范老的评价,事实上也是继承了儒家、尤其是理学的思想统治地位确立之后,大多数史家对于魏晋的看法。大抵这种评价的思路,是把道德事功文章联系在一起的。论人要归结到人品,所以嵇康、陶渊明得到表彰;论思潮要归结到效益,所以高谈阔论只落得掉脑袋的何晏难免被低估。

伦理加功利的判断方式,早已浸透到国人的潜意识之中,然而我以为所谓魏晋风度,正是玄学时代的文人风气,两者密不可分,也无法分开评价。儒家思想在相对安稳的时代容易深入人心,而一到乱世礼崩乐坏时其地位就极大地动摇了。玄学在东汉末年到三国的战乱中兴起,上承老庄,提倡无为,批判礼法,崇尚自然。虽然空谈无用,消极遁世,但也是张扬个性,回归本真。用当代人熟悉的话语讲,魏晋时期是春秋战国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魏晋风度之所以令人神往,是因为其中有着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的气息。事实上,从魏晋到南北朝,一方面长期处于战乱中,另一方面,玄学盛行,佛学东渐,思想的多元化也类似东周时期。中国历史上,思想活跃的年代大都在乱世,近代的新文化运动亦然,这是思想史上颇值得思考的一件事。

个性的张扬,不仅表现在思想方面,更多表现在生活与行为方式之中。随意即兴,岂止是闲暇的产物,更不是只有贵族才能够享受的奢侈,陶渊明不就可以种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么?而王徽之从他的大名鼎鼎的父亲王羲之那里继承的,除了高贵的门第,还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与名士风流的气质。在那个时代,特立独行蔚然成风,精神的高贵为文人所追求。在那个时代,出世的倾向被相当普遍地认为高于入世猎取功名,这种价值观以及与之相伴的审美观使魏晋风度成为后世不可复现的文化风景。


最近,作家李国文先生认定王徽之雪夜之行不过是因为身为贵族有条件玩潇洒,因为混得不得意而做秀以吸引眼球,我对这种根据当代文人流行的小阴暗心理推断古人的考证是怀疑的。许多当代文人,始囿于生存终囿于名利,需要考虑的现实问题太多,难以想象出古代悠容的生活中自然发生的即兴,或者是即使想象得出仍不免揣度猜忌。另外,动机是无从考证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也可以推测李国文先生的观点是以做翻案文章来吸引眼球,这也是当代文人常做的事。我雅不愿如此推测李先生,他大概只是借古讽今,挤兑他所鄙视的新贵暴富们罢了。

我也同意当代人的炒作背后,是精细的计算,多数连附庸风雅都谈不上。但由此就能比附出古人也会炒作,而且炒作得更高明吗?我更倾向于,先受斗争哲学熏陶后被拜金主义习染的人们,真的是很难看见古人的心境。今人有谁曾经在一个下雪的夜里泛舟江上,又哪儿能找到一条河流尚未被污染呢?


些美好的故事,虽然存在于文字,却往往已在人们心中失传了。所以说,当年人面尽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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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湛舸发布于2008-02-17 14:44:48
:)
我看了一个很无聊的电影,叫Once,讲街头卖唱的摇滚艺人的故事。
女主角是东欧移民,生活挺困顿的吧,她拿了个随身听听男主角自己写自己唱的歌,后来电池没了,她跑出去买,然后黑灯瞎火地走回家,一路上还在听歌,因为喜欢。
我觉得她很有魏晋风骨。哈哈。
那种感觉就是:老娘我就是喜欢!上金碧辉煌的音乐厅也好,用破随身听也好,风雅的雪夜也好,黑漆漆的破巷子也罢,老娘喜欢的东西就要一心一意地喜欢!
所以,我觉得。。。有些美好的东西,其实它自己是不会失去的,无论我们是不是看到。

[ 本帖最后由 倪湛舸 于 2008-2-17 15:05 编辑 ]
一梦的个人空间 一梦 发布于2008-02-17 15:53:55
所以,我觉得。。。有些美好的东西,其实它自己是不会失去的,无论我们是不是看到

认同!
梨花刑,丁南强的博客 丁南强 发布于2008-02-17 16:22:21
魏晋风度今不传
是有道理的
李丑牛的个人空间 李丑牛 发布于2008-02-17 16:46:16
我喜欢这篇。脉络清楚。
成都书童发布于2008-02-17 22:36:02
把在“诗作点评”对老兄的回复转过来
老兄所言的“令人难忘的断裂或跳跃”,很有研究的价值,虽然属于一种技巧上的衍生和可以。有的新诗人在这方面早熟,甚至不惜使用意象拼贴,使之达成一种断裂或跳跃尤其诡异的效果。这大约叫抽象表现主义吧。哈罗德·布鲁姆曾经说过:诗本质上是比喻性的语言,集中凝练故其形式兼具表现力和召唤力。比喻是对字面意义的一种偏离,而一首伟大的诗的形式自身就可以是一种修辞(“转换”)或比喻。“比喻性的语言”在字典上的一个常见的对等物是“隐喻性的语言”,但隐喻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特指的比喻(或对字面意义的转换)。我个人认为,还可以是行为上的一种特定转换,从而达到特指的意思或者意义。
像老兄在你的《魏晋风度今不传》一文中提及的“雪夜访戴”其实就是行为上的一种极端的修辞,一个很棒的注脚。如今的世人来看待,恐怕要归纳进行为艺术的范畴了。从某种程度上,诗歌要求我们诗意地活着,并把这种形态记录下来,并使之得以张扬,当然有的时候,不是那么显山露水似的明显,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只需在适当的时机(多半是尾部)顺带一提,并顺理成章。我在写作《求法记》时,就是这样处理的,不求断裂而求绵忍。这首诗的前面大部分全是过程的实录,犹如一部小小的记录片。《偶遇行者》也很类似。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种冒险。

呵呵,我可以这样说吧:之所以这样写,因为我喜欢!
附录:
《求法记》

从大经堂里出来,慢慢地穿过大门,向左转弯
马上就是一条小溪,像我敬献上去的哈达。再往下,必须路过一片青稞地
再从一棵苹果树身边往下,有个小卖部
偶尔有羊子:一只,两只,三只,或者是一群
马上就到宗科小学了。不用去乡政府,继续,往下。水电站在右边
站在水的面前,千万不要多话
把心静下来,看着花朵照耀。如果还要更静一点,就去摸河里的石头
绝对能摸到水流的方向

(PS:佛法的修行有两种,一是向上,一是向下,地藏菩萨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让我敬佩有加。)
beautyofsadness发布于2008-02-18 18:30:05
陈寅恪先生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对于陶渊明思想的独特性和价值有很清晰的历史分析,特别是其对佛教"充耳不闻"和与儒家"并不矛盾"的论点,力图澄清一些对陶氏的误论.
柏桦发布于2008-02-18 22:33:04
对陶潜不能迷信
陶或许是大诗人或许就不是,据我所知现在正有顶尖级学者在全面梳理中国文学(指古典),如按他梳理过来,连杜甫也不是最伟大的,而他将举出另外的伟大诗人,并顺其理出一个另外的伟大传统。这正是孔子所说的“举逸民”,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应有他自己的一个传统。你只要是人,就不能人云亦云,即大家说李白,我亦说李白,大家说陶潜,我亦说陶潜。
张祈:群峰之上 张祈 发布于2008-02-18 22:39:18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鲁迅: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来源: 作者: 发布时间:2006-12-30   

——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我今天所讲的,就是黑板上写着的这样一个题目。

  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报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今天讲的题目是文学史上的一部分,也是材料太少,研究起来很有困难的地方。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

  汉末魏初这个时代是很重要的时代,在文学方面起一个重大的变化,因当时正在黄巾和董卓大乱之后,而且又是党锢的纠纷之后,这时曹操出来了。——不过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所以在秦朝,差不多在史的记载上半个好人也没有。曹操在史上年代也是颇短的,自然也逃不了被后一朝人说坏话的公例。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为容易了,因为已经有人做过工作:在文集一方面有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其中于此有用的,是《全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

  在诗一方面有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了福保是做医生的,现在还在。

  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

  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

  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

  董卓之后,曹操专权。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他的立法是很严的,因为当大乱之后,大家都想做皇帝,大家都想叛乱,故曹操不能不如此。曹操曾自己说过:“倘无我,不知有多少人称王称帝!”这句话他倒并没有说谎。因此之故,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他为什么要尚通脱呢?自然也与当时的风气有莫大的关系。因为在党锢之祸以前,凡党中人都自命清流,不过讲“清”讲得太过,便成固执。所以在汉末,清流的举动有时便非常可笑了。
  比方有一个有名的人,普通的人去拜访他,先要说几句话,倘这几句话说得不对,往往会遭倨傲的待遇,叫他坐到屋外去,甚而至于拒绝不见。

  又如有一个人,他和他的姊夫是不对的,有一回他到姊姊那里去吃饭之后,便要将饭钱算回给姊姊。她不肯要,他就于出门之后,把那些钱扔在街上,算是付过了。

  个人这样闹闹脾气还不要紧,若治国平天下也这样闹起执拗的脾气来,那还成甚么话?所以深知此弊的曹操要起来反对这种习气,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说甚么使说甚么的文章。

  更因思想通脱之后,废除固执,遂能充分容纳异端和外来的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引入。

  总括起来,我们可以说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

  所以曹操征求人才时也是这样说,不忠不孝不要紧,只要有才便可以。这又是别人所不敢说的。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还有一样,比方人死时,常常写点遗令,这是名人的一件极时髦的事。当时的遗令本有一定的格式,且多言身后当葬于何处何处,或葬于某某名人的墓旁;操独不然,他的遗令不但没有依着格式,内容竟讲到遗下的衣服和伎女怎样处置等问题。


  陆机虽然评曰“贻尘谤于后王”,然而我想他无论如何是一个精明人,他自己能做文章,又有手段,把天下的方士文士统统搜罗起来,省得他们跑在外面给他搞乱。所以他帷幄里面,方士文士就特别地多。

  孝文帝曹丕,以长子而承父业,篡汉而即帝位。他也是喜欢文章的。其弟曹植,还有明帝曹叡,都是喜欢文章的。不过到那个时候,于通脱之外,更加上华丽。丕著有《典论》,现已失散无全本,那里面说:“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典论》的零零碎碎,在唐宋类书中;一篇整的《论文》,在《文选》中可以看见。

  后来有一般人很不以他的见解为然。他说诗赋不必寓教训,反对当时那些寓训勉于诗赋的见解,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所以曹丕做的诗赋很好,更因他以“气”为主,故于华丽以外,加上壮大。归纳起来,汉末,魏初的文章,可说是:“清峻,通脱,华丽,壮大。”在文学的意见上,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子建的文章做得好,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他的文章已经做得好,于是他便敢说文章是小道;第二,子建活动的目标在于政治方面,政治方面不甚得志,遂说文章是无用了。

  曹操曹丕以外,还有下面的七个人: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瑒,刘桢,都很能做文章,后来称为“建安七子”。七人的文章很少流传,现在我们很难判断;但,大概都不外是“慷慨”,“华丽”罢。华丽即曹丕所主张,慷慨就因当天下大乱之际,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于是为文就不免带着悲凉,激昂和“慷慨”了。

  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和曹操捣乱。曹丕《典论》里有论孔融的,因此他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不过在当时,他的名声可非常之大。孔融作文,喜用讥嘲的笔调,曹丕很不满意他。孔融的文章现在传的也很少,就他所有的看起来,我们可以瞧出他并不大对别人讥讽,只对曹操。比方操破袁氏兄弟,曹丕把袁熙的妻甄氏拿来,归了自己,孔融就写信给曹操,说当初武王伐纣,将妲己给了周公了。操问他的出典,他说,以今例古,大概那时也是这样的。又比方曹操要禁酒,说酒可以亡国,非禁不可,孔融又反对他,说也有以女人亡国的,何以不禁婚姻?

[ 本帖最后由 张祈 于 2008-2-18 22:47 编辑 ]
张祈:群峰之上 张祈 发布于2008-02-18 22: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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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曹操也是喝酒的。我们看他的“何以解忧?惟有杜康”的诗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他的行为会和议论矛盾呢?此无他,因曹操是个办事人,所以不得不这样做;孔融是旁观的人,所以容易说些自由话。曹操见他屡屡反对自己,后来借故把他杀了。他杀孔融的罪状大概是不孝。因为孔融有下列的两个主张:

  第一,孔融主张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是如瓶之盛物一样,只要在瓶内把东西倒了出来,母亲和儿子的关系便算完了。第二,假使有天下饥荒的一个时候,有点食物,给父亲不给呢?孔融的答案是:倘若父亲是不好的,宁可给别人。——曹操想杀他,便不惜以这种主张为他不忠不孝的根据,把他杀了。倘若曹操在世,我们可以问他,当初求才时就说不忠不孝也不要紧,为何又以不孝之名杀人呢?然而事实上纵使曹操再生,也没人敢问他,我们倘若去问他,恐怕他把我们也杀了!

  与孔融一同反对曹操的尚有一个祢衡,后来给黄祖杀掉的。祢衡的文章也不错,而且他和孔融早是“以气为主”来写文章的了。故在此我们又可知道,汉文慢慢壮大起来,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操父子之功的。但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

  这样下去一直到明帝的时候,文章上起了个重大的变化,因为出了一个何晏。何晏的名声很大,位置也很高,他喜欢研究《老子》和《易经》。至于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呢?那真相现在可很难知道,很难调查。因为他是曹氏一派的人,司马氏很讨厌他,所以他们的记载对何晏大不满。因此产生许多传说,有人说何晏的脸上是搽粉的,又有人说他本来生得白,不是搽粉的。但究竟何晏搽粉不搽粉呢?我也不知道。

  但何晏有两件事我们是知道的。第一,他喜欢空谈,是空谈的祖师;第二,他喜欢吃药,是吃药的祖师。此外,他也喜欢谈名理。他身子不好,因此不能不服药。他吃的不是寻常的药,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药。

  “五石散”是一种毒药,是何晏吃开头的。汉时,大家还不敢吃,何晏或者将药方略加改变,便吃开头了。五石散的基本,大概是五样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另外怕还配点别样的药。但现在也不必细细研究它,我想各位都是不想吃它的。

  从书上看起来,这种药是很好的,人吃了能转弱为强。因此之故,何晏有钱,他吃起来了;大家也跟着吃。那时五石散的流毒就同清末的鸦片的流毒差不多,看吃药与否以分阔气与否的。现在由隋巢元方做的《诸病源候论》的里面可以看到一些。据此书,可知吃这药是非常麻烦的,穷人不能吃,假使吃了之后,一不小心,就会毒死。先吃下去的时候,倒不怎样的,后来药的效验既显,名曰“散发”。倘若没有“散发”,就有弊而无利。因此吃了之后不能休息,非走路不可,因走路才能“散发”,所以走路名曰“行散”。比方我们看六朝人的诗,有云:“至城东行散”,就是此意。后来做诗的人不知其故,以为“行散”即步行之意,所以不服药也以“行散”二字入诗,这是很笑话的。  

  走了之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烧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

  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豫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

  还有,吃药之后,因皮肤易于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所以我们看晋人的画像或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的而宜于穿旧的,衣服便不能常洗。因不洗,便多虱。所以在文章上,虱子的地位很高,“扪虱而谈”,当时竟传为美事。比方我今天在这里演讲的时候,扪起虱来,那是不大好的。但在那时不要紧,因为习惯不同之故。这正如清朝是提倡抽大烟的,我们看见两肩高耸的人,不觉得奇怪。现在就不行了,倘若多数学生,他的肩成为一字样,我们就觉得很奇怪了。

  此外可见服散的情形及其他种种的书,还有葛洪的《抱朴子》。

  到东晋以后,作假的人就很多,在街旁睡倒,说是“散发”以示阔气。就像清时尊读书,就有人以墨涂唇,表示他是刚才写了许多字的样子。故我想,衣大,穿屐,散髪等等,后来效之,不吃也学起来,与理论的提倡实在是无关的。

  又因“散发”之时,不能肚饿,所以吃冷物,而且要赶快吃,不论时候,一日数次也不可定。因此影响到晋时“居丧无礼”。——本来魏晋时,对于父母之礼是很繁多的。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晋礼居丧之时,也要瘦,不多吃饭,不准喝酒、但在吃药之后,为生命计,不能管得许多,只好大嚼,所以就变成“居丧无礼”了。

  居丧之际,饮酒食肉,由阔人名流倡之,万民皆从之,因为这个缘故,社会上遂尊称这样的人叫作名士派。

  吃散发源于何晏,和他同志的,有王弼和夏侯玄两个人,与晏同为眼药的祖师。有他三人提倡,有多人跟着走。他们三人多是会做文章,除了夏侯玄的作品流传不多外,王何二人现在我们尚能看到他们的文章。他们都是生于正始的,所以又名曰“正始名士”。但这种习惯的末流,是只会吃药,或竟假装吃药,而不会做文章。

  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此中空论多而文章少,比较他们三个差得远了。三人中王弼二十余岁便死了,夏侯何二人皆为司马懿所杀(夏侯玄为司马师所杀——Dasha注)。因为他二人同曹操有关系,非死不可,犹曹操之杀孔融,也是借不孝做罪名的。

  二人死后,论者多因其与魏有关而骂他,其实何晏值得骂的就是因为他是吃药的发起人。这种服散的风气,魏、晋,直到隋、唐,还存在着,因为唐时还有“解散方”,即解五石散的药方,可以证明还有人吃,不过少点罢了。唐以后就没有人吃,其原因尚未详,大概因其弊多利少,和鸦片一样罢?

[ 本帖最后由 张祈 于 2008-2-18 22:50 编辑 ]
张祈:群峰之上 张祈 发布于2008-02-18 22: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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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名人皇甫谧作一书曰《高士传》,我们以为他很高超。但他是服散的,曾有一篇文章,自说吃散之苦。因为药性一发,稍不留心,即会丧命,至少也会受非常的苦痛,或要发狂;本来聪明的人,因此也会变成痴呆。所以非深知药性,会解救,而且家里的人多深知药性不可。晋朝人多是脾气很坏,高傲、发狂、性暴如火的,大约便是服药的缘故。比方有苍蝇扰他,竟至拔剑追赶;就是说话,也要胡胡涂涂地才好,有时简直是近于发疯。但在晋朝更有以痴为好的,这大概也是服药的缘故。

  魏末,何晏他们以外,又有一个团体新起,叫做“竹林名士”,也是七个,所以又称“竹林七贤”。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

  这七人中,脾气各有不同。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

  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

  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

  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带。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即如刘伶——他曾做过一篇《酒德颂》,谁都知道——他是不承认世界上从前规定的道理的,曾经有这样的事,有一次有客见他,他不穿衣服。人责问他;他答人说,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们为什么进我的裤子中来?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嵇康做的《难自然好学论》,却道,人是并不好学的,假如一个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饭吃,就随便闲游不喜欢读书了,所以现在人之好学,是由于习惯和不得已。还有管叔蔡叔,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诛,一向公认为坏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论》,就也反对历代传下来的意思,说这两个人是忠臣,他们的怀疑周公,是因为地方相距太远,消息不灵通。


  但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是《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司马懿(杀嵇康者司马昭也——Dasha注)因这篇文章,就将嵇康杀了。非薄了汤武周孔,在现时代是不要紧的,但在当时却关系非小。汤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辅成王的;孔子是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教司马懿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是好呢?没有办法。在这一点上,嵇康于司马氏的办事上有了直接的影响,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见杀,是因为他的朋友吕安不孝,连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杀孔融差不多。魏晋,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杀。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为天位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他们的立脚点便不稳,办事便棘手,立论也难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实行不孝,其实那时倒不很要紧的,嵇康的害处是在发议论;阮籍不同,不大说关于伦理上的话,所以结局也不同。

  但魏晋也不全是这样的情形,宽袍大袖,大家饮酒。反对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们还可以看见裴頠的《崇有论》,孙盛的《老子非大贤论》 ,这些都是反对王何们的。在史实上,则何曾劝司马懿杀阮籍有好几回,司马懿不听他的话,这是因为阮籍的饮酒,与时局的关系少些的缘故。  

  然而后人就将嵇康阮籍骂起来,人云亦云,一直到现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说:“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季札应为温伯雪子,引语见《庄子·田子方》——Dasha注)这是确的,大凡明于礼义,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许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数.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黩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现在说一个容易明白的比喻罢,譬如有一个军阀,在北方——在广东的人所谓北方和我常说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称山东山西直隶河南之类为北方——那军阀从前是压迫民党的,后来北伐军势力一大,他便挂起了青天白日旗,说自己已经信仰三民主义了,是总理的信徒。这样还不够,他还要做总理的纪念周。这时候,真的三民主义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说你反对三民主义,定罪,杀人。但既然在他的势力之下,没有别法,真的总理的信徒,倒会不谈三民主义,或者听人假惺惺的谈起来就皱眉,好像反对三民主义模样。所以我想,魏晋时所谓反对礼教的人,有许多大约也如此。他们倒是迂夫子,将礼教当作宝贝看待的。

[ 本帖最后由 张祈 于 2008-2-18 22:52 编辑 ]
张祈:群峰之上 张祈 发布于2008-02-18 22: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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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实证,凡人们的言论,思想,行为,倘若自己以为不错的,就愿意天下的别人,自己的朋友都这样做。但嵇康阮籍不这样,不愿意别人来模仿他。竹林七贤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样的饮酒。阮籍的儿子阮浑也愿加入时,阮籍却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够了。假若阮籍自以为行为是对的,就不当拒绝他的儿子,而阮籍却拒绝自己的儿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办法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绝交书》,就知道他的态度很骄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铁——他的性情是很喜欢打铁的——钟会来看他了,他只打铁,不理神会。钟会没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时嵇康就问他:“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这也是嵇康杀身的一条祸根。但我看他做给他的儿子看的《家诫》 ——当嵇康被杀时,其子方十岁,算来当他做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的儿子是未满十岁的——就觉得宛然是两个人。他在《家诫》中教他的儿子做人要小心,还有一条一条的教训。有一条是说长官处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长送人们出来时,你不要在后面,因为恐怕将来官长惩办坏人时,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条是说宴饮时候有人争论,你可立刻走开,免得在旁批评,因为两者之间必有对与不对,不批评则不像样,一批评就总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见怪。还有人要你饮酒,即使不愿饮也不要坚决地推辞,必须和和气气的拿着杯子。我们就此看来,实在觉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所以批评一个人的言行实在难,社会上对于儿子不像父亲,称为“不肖”,以为是坏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像自己的父亲哩。试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这是,因为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他们的本态。但又于此可见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

  不过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为他们的名位大,一般的人们就学起来,而所学的无非是表面,他们实在的内心,却不知道。因为只学他们的皮毛,于是社会上便很多了没意思的空谈和饮酒。许多人只会无端的空谈和饮酒,无力办事,也就影响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计”,毫无实际了。在文学上也这样,嵇康阮籍的纵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来到东晋,空谈和饮酒的遗风还在,而万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却没有了。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这“师心”和“使气”,便是魏未晋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灭后,敢于师心使气的作家也没有了。

  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潜。他的态度是随便饮酒,乞食,高兴的时候就谈论和作文章,无尤无怨。所以现在有人称他为“田园诗人”,是个非常和平的田园诗人。他的态度是不容易学的,他非常之穷,而心里很平静。家常无米,就去向人家门口求乞。他穷到有客来见,连鞋也役有,那客人给他从家丁取鞋给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虽然如此,他却毫不为意,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样的自然状态,实在不易模仿。他穷到衣服也破烂不堪,而还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的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现在有钱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种数十盆菊花,便做诗,叫作“秋日赏菊效陶彭泽体”,自以为合于渊明的高致,我觉得不大像。


  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使博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还有一个原因,先已说过,是习惯。因为当时饮酒的风气相沿下来,人见了也不觉得奇怪,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进,往往详细写着,再仔细一看,他是已经经历过两三个朝代了,但当时似乎并不为奇。

  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爱,杨子为我。墨子当然要著书;杨子就一定不著,这才是“为我”。因为若做出书来给别人看,便变成“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

  自汉末至晋未文章的一部分的变化与药及酒之关系据我所知的大概是这样。但我学识太少,没有详细的研究,在这样的热天和雨天费去了诸位这许多时光,是很抱歉的。现在这个题目总算是讲完了。
 

  * 本篇记录稿最初发表于1927年8月11、12、13、15、16、17日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173至178期;改定稿发表于1927年11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号。

  * 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 国民党政府广州市教育局主办,1927年7月18日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礼堂举行开幕式。鲁迅这篇演讲是在7月23日、26日的会上所作的(题下注“九月间”有误)。鲁迅1928年12月30日致陈濬信:“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
(全文完)

[ 本帖最后由 张祈 于 2008-2-18 22:54 编辑 ]
空手道的个人空间 空手道 发布于2008-02-19 10:01:55
魏晋风度和九品中正制的确立背景是审美经济学思潮
文化审美,故事审美,行为审美构成了一个独特的世风形态,人在营建自我的行为故事时投入了极为真诚的价值评判和自我的内心审核体系,过程美感体验和人的群性理想主义在那时闪烁着光芒
李丑牛的个人空间 李丑牛 发布于2008-02-19 12:07:10
魏晋风度对饮食、服饰、举止的改造,对生活观念与方式的影响,可从社会文化学角度来考察。作为诗人,这种与内心直接契合的古典行为艺术,对后工业社会本应有积极的影响。
风之桥—李大兴的博客 李大兴 发布于2008-02-19 13:25:58

QUOTE:

原帖由 成都书童 于 2008-2-17 22:36 发表
老兄所言的“令人难忘的断裂或跳跃”,很有研究的价值,虽然属于一种技巧上的衍生和可以。有的新诗人在这方面早熟,甚至不惜使用意象拼贴,使之达成一种断裂或跳跃尤其诡异的效果。这大约叫抽象表现主义吧。哈罗德·布鲁姆曾 ...
书童兄的回帖和短信,这么久才回,请谅。在公司上8小时班,照看两个论坛,每日匆匆,能够静心回复的时间不多。

同意所言,佛法有向上向下的分别,我个人从审美角度而言,也更倾向舍身向下的选择,虽然并无高下之分。同样,诗无定法,不同流派,亦无高下之分。我素来不喜在提倡一种写法时要把另一种写法贬得一无是处的做法,进一步讲,我对刻意追求某种写法或追随某位诗人都深为怀疑。自古以来,一个流派的开创者大多蔚为可观,而追随者泰半乏善可陈。写诗一道,说到底恰似修行,终究要听从内心的导引。
成都书童发布于2008-02-20 01:39:09
刚陪几个同学打牌回家
这么多年来阅读了各式各样的诗歌,早已不按对方的名气大小和自己关系的亲近远疏来取舍和追捧。
我自己则更喜欢诗歌是和自己的内心对话,这种节奏更加舒缓,切合我的生性闲淡的习惯。在写作的时候,我不大喜欢加以过多的修饰,也不大喜欢过多的形容词出现。而且,我一直认为我们的本性是简单的,朴实的,无华的,只不过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学会了各种形容修饰词,借以表达和掩盖内心的真实。于我来看,这是舍本逐末,反倒丧失了自身最初的清明,清明也就是我们的自性,也是对我们自己的尊重。
我的一切写作,皆以此为基础衍生,更多的时候尽力在抓着微妙的细节不放,希望通过这个细节来放大,达成我所要的效果。
曾有一藏区大活佛对我讲叙佛法的修行。这些道理放在诗歌里也是一样的,大道毕竟相通。当我们的心量达到足够的时候,就可以容山容水容天下,诗歌流派和技法更不在话下。但说到底,我们得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不断地剔除障碍(原谅我再次提到有的知识有时也是障碍),这个时候内心的光明大于一切。诗歌的写作,就成为了内心的修行。
风之桥—李大兴的博客 李大兴 发布于2008-02-20 04:41:01
呵呵,书童兄是搓麻么?我从七岁打麻将,技艺比诗艺高明多了——惭愧
“有的知识有时也是障碍”说得有理呀,其实知识与理性都是有限的,人的怀疑精神正是基于对于人认知能力局限性的了解。
梨花刑,丁南强的博客 丁南强 发布于2008-02-20 08:58:41
惭愧啊,书童、大兴兄,两位都是搓麻高手,我自小(8、9岁)被一大孩子以打牌方式骗走父亲送给我童年唯一的生日礼物——口琴,和父亲画的送给我班主任的一副猛虎画,而父亲去世多年了,他老人家还不知道……因为童年的这次欺骗和说谎,我发誓不赌,哪怕一分钱。不会搓麻。打牌也极极少。歌也不会唱。
                         ——题外话
成都书童发布于2008-02-20 12:02:38
我也是常打常输,所以爱叫上我玩。至于输赢倒无所谓,赢者赢得光荣,输者愿赌服输。
一梦的个人空间 一梦 发布于2008-02-20 12:59:19
大道毕竟相通。当我们的心量达到足够的时候,就可以容山容水容天下,诗歌流派和技法更不在话下。但说到底,我们得坚持自己的独立判断,不断地剔除障碍(原谅我再次提到有的知识有时也是障碍),这个时候内心的光明大于一切。诗歌的写作,就成为了内心的修行。

才看到。讲开诗歌啦。

知识有时也是障碍。知识,认知,可能都会成自我拘泥的框子。但我还处于学习阶段,还要多学习一些吧。
Jojo发布于2008-02-23 03:30:32
回大兴兄的话
我在外面贴了一个《魏晋风度和明清小品》,原来是想在这里跟贴的,一不小心搞错了,自立了门户......

魏晋风度之所以不存,因为魏晋的家伙们都是“封建主”,明清的家伙们都是些“封建地主”,所以那些“厮”们没有“魏晋风度”。
我来说两句

(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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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新时间: 2008-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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