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的制衡 ——春晚现象启示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6-10-10 10: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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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春晚和“春骂”
    春晚已成为当今中国无与伦比的文化现象,每年骂春晚,也成为现象的一部分,也许可以称作“春骂”。以前骂的少,不一定是没有异议,而是网络不发达。如今不仅骂起来方便,而且身、心、手、眼合一,随看随骂,此呼彼应,过年几乎成了“骂年”。口水、歌舞和烟花,汇合成绚烂的、血性和火药味十足的年俗的洪流。
    与往年相比,今年骂得更厉害一些,其中的原因,很值得探究。对春晚的分析每年都有,对“春骂”的分析却很少。在表面上,“春骂”对春晚“如影随形,如蛆附骨”。实际上,作为社会心理对视听符号的应激反应,“春骂”的主体性似乎更强,春晚何尝不是对“春骂”的应和?两者都隐含相互催生和相互消解的意图。
    分析“春骂”,可以运用多种标准。如形式和内容、感性和理性、批判和建设、善意和“恶意”等。鉴于今年“春骂”有所增加,还可以借用经济学的“存量”和“增量”概念。“存量的骂”是指那些发生过的、每年都在重复的骂;“增量的骂”是专门针对今年春晚而发的,除了量的增加,还有内容的突破。


    二、 “存量的骂”和存量的差异
    骂无例外缘自差异,“存量的骂”或存量的差异,也许可以归为7类:
       1、集体阅历的差异。主要是“代沟”。年轻人喜欢时尚、奇幻和富于动感的;老年人喜欢节奏舒缓和传统韵味浓厚的;中年人练达一些,喜欢现实感比较强和语言风趣微妙的。
       2、艺术趣味的差异。喜欢杂耍的,不喜欢现代舞蹈;喜欢戏曲的,不喜欢流行歌曲;喜欢小品的,不喜欢西洋音乐;讲究品位的,不喜欢媚俗的噱头;口味通俗的,不喜欢“媚雅”的做派,等等。艺术是非常个性乃至任性的东西,喜欢这个就难免嫌弃那个。所有艺术形式都喜欢,就成了看热闹,没有真正的喜欢可言了。
       3、地域文化的差异。南方的精巧细腻在北方人看来淡而无味,不过瘾;北方的强悍奔放在南方人看来太粗粝,不舒服。加上诸多文化类型在历史上形成的风俗歧义和性格冲突,对异地节目便生出本能的反感。
       4、社会身份的差异。与通常的网络风气一样,从“草根”的身份意识出发,对官方操办的事,一向排斥。官方越在意的事,越不放过,春晚自然成为最过瘾的枪靶子。
       5、个体和群体的差异。春晚表面上是娱乐,背后却是“大一统”格局的自我认证,与现代意义的个性自由格格不入,理应有所抗拒。
       6、宗教信仰的差异。春晚相当于儒教的祭祀仪式,惟求其乐融融。但从其它宗教的角度看,这种“庸俗”的、诉诸肉身却不触及灵魂的异教徒狂欢,却是难以接受的,因而持抵触的态度。
       7、价值理念的差异。旧风俗是一切制度弊端的根源,诸如伦理至上、好大喜功、“阿Q精神”、无原则抹稀泥等。不应以春晚的名义,冠冕堂皇地沉溺其中,把社会进步一年一度地拉回起点。而应紧扣世界潮流和重大改革主题,不失时机地推进思想启蒙和现代转型。等等。
   显然,即使没有春晚,这些差异也存在。它们是时代问题和社会多样性的一般体现。但平日里,人们生活在各自的小环境中,接触较少。春晚将这些差异由隐性转为显性,集中展现出来,势必对感官和心灵构成冲击,“春骂”就产生了。毫无疑问,只要春晚办下去,“春骂”就会追随下去。


   三、 春晚的文化属性
   在世界任何地方,差异都是存在的,骂却未必“如影随形,如蛆附骨”。这不仅因为,其它地方没有将差异强行“归堆儿”的春晚;而且,对差异的理解、宽容和接纳,是现代文明倡导的素养,骂是犯忌讳的。此外,社会通过一系列机制,把差异带来的心理冲突宣泄掉了,如各种宗教节日和世俗狂欢等。
   这就涉及如何为春晚定性的问题,它究竟是一种世俗文化遗产呢?还是宗教仪式?如果是前者,态度可以随便一些;如果是后者,就具有一定的神圣性,不得轻慢。遗憾的是,春晚,以及春节,总在两者之间“晃荡”,归于哪一边都不合适。因为儒家传统始终未能界定到底属于宗教还是世俗文化。钱穆先生认为,儒家不是宗教,却有宗教的功能,巧妙地道出两者的关系。就像钳子不是锤子,却照样可以敲核桃一样。在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地位,以及类似宗教的场所、仪式、典籍、信众等,都能够印证这一点。
   从外部,可以看得更完整一些。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为对抗森严的教会统治,曾将儒家当作科学理念和人文精神的源头来崇尚。也就是说,缔造了十几个世纪东方繁荣的儒家,一度是代表着“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而拥有极高学术威望的社会学家韦伯,为强调欧洲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主导作用,却将儒家视为混沌的宗教,甚至巫术。
   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将不同地域的文明,置于平等地位。儒家在其中,被赋予了宗教、伦理、哲学和心性自由舒张的诗化美学等多重属性。但这些属性,并非儒家独有,而是“轴心时代”各文明单元的共同特征。历史学家汤因比,基于对文明冲突的忧患,推荐儒文化为二十一世纪的领袖,看重的则是儒家的实践体系,等等。
   可见,参照系不同,属性就不同。只因儒文化成分比较复杂,不易进行简单归纳,也许是那些伟大学者的头脑太复杂了。其实儒文化的特征还是很明显的,它不过是以宗教的态度尊奉伦理,就像希腊文明以宗教的态度尊奉逻辑一样。虽然伦理和逻辑都属于世俗文化范畴,却不妨碍它们在历史上,始终披戴着神性的光芒。
   在这样的背景下,春晚就不仅是一场综艺节目了。将钱穆先生那句话稍作延伸,可以理解为,春晚不是宗教仪式,却有宗教仪式的功能。全年当中唯一的一天,中华民族共同守岁。这大概是讲究规矩的儒文化,最浪漫的时刻;同时也是注重亲情的儒文化,借助现代传播技术,实现集体本质的隆重回归。一个灵魂,如果是真正自由的,无论置身哪种文明“场域”,临近这个善与爱的大我的“熔点”,快乐一下又何妨?


   四、 春晚在儒文化中的位置
   春晚是儒文化的组成部分,却与祭孔、祭轩辕等文化盛典不同。前者较多地隶属民俗文化,或次文化;后者较多地隶属主流文化。然而,在儒文化系统中,民俗文化并不是那么“次”的。它的地位,有时还超过主流文化。天理、自然和苍生等观念,不仅处于价值序列的顶层,而且是个体和群体关系的起点和终点。君王、朝臣和儒生,均以此为恪守的信仰和行为准则。
   那些耳熟能详的箴言,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真佛只说家常”,“百姓日用既道”等。表达的都是对民众生活自在、自足和自为状态的敬重。这种状态较彻底的形式,是“剔除”社会生活附着的一切,干干净净回归宗族血脉。一般情况下,这是办不到的。唯一可行的场合,是“过年”。
   向冥冥中的祖先行一行礼,与襁褓中的婴儿论一论辈分。酒和食物,祝福和笑语,串联起千年的“主旋律”。此刻,官员和平民、鸿儒和白丁、富翁和乞丐、警察和罪犯等,都还原为无差别的“裸虫”。想得越明白,玩得越从容。这种场合,标榜官位、财富和虚名,以及亢奋的政见,就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和不通人情。
   这不仅是入乡随俗的礼貌问题,也是以大俗为至雅的境界问题。社会科学中,人类文化学的语境,与此最相近。再庞大的族群,也如苍天视野下的一个小部落,或孤独行进的小爬虫,蕴涵着社会和生命的全部奥秘。一念体恤,便周天慈悲;一念罔顾,便周天荒凉;一念愚妄,便脱鞋上去拍一鞋底。
   无论哪一门社会科学,都是从生活中撷取局部要素加以研究的。用所有社会科学诠释一个部落或一个家族,都注定不能穷尽,因为还将有新学科从生活中源源不断地产生。貌似无所不包的社会科学,其实盲点很多。“生活大于一切科学的总和”,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所以,没有任何学科和局部要素,可以凌驾于生活之上。这与儒文化“大一统”的世俗理念,非常一致。
   奇妙的是,米兰昆德拉在他的小说《庆祝无意义》中,也有类似的表述。他将政治、社会和私人生活的种种无意义,加以消解。借由街头少女露出的肚脐,构想出一幅恢弘的图景。每个人都由脐带连接,结成一棵参天大树。血脉、因果和谱系,这不正是生命之爱和伦常之爱的依据吗?同时也是儒文化的核心——仁。
   昆德拉并非有意解读儒文化,而是试图在分裂的基督文明背后,重塑生命伦理的同一性。他的构想,也许参照了伊甸园的苹果树,却揭示出人类的共同本质。任何文明的深处,都藏着这样一幅类似基因的恢弘图景,由血脉、因果和谱系组成,使表层的冲突失去意义。如此说来,春晚不也是一场“庆祝无意义”的狂欢?


   五、 “增量的骂”和增量的差异
   “增量的骂”来自今年春晚与往年春晚的差异,可以归为4点:
       1、串场台词中,出现一些党政文件用语。因而整场节目在网络上,被戏称为“新闻联播”和“党代会”。
       2、部分语言类节目概念化痕迹较重,虽像往年一样针砭时弊,弘扬亲情、友爱、信任和宽容等,却给人一种“说教”的感觉。
       3、大阅兵节目加深了政治强势的印象,并将去年阅兵时的争议延揽下来。在欢乐、祥和的年俗场合,营造出宛如战争动员的紧张气氛,令一些观众很不适应。
       4、前年春晚上演红歌后,演职人员受到非常过分的围攻,去年春晚有所回避。今年不仅“卷土重来”,而且在怀旧的、情境化的红歌之外,加入旗帜鲜明的政治歌曲,像是对前年围攻的强硬“回敬”。从而在观众中,引发更激烈的“回敬”。等等。
   不可否认,今年春晚的大部分节目,与往年相比并不逊色。歌舞部分尤其突出,表现出优雅的格调、经典的形式感和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这些节目,不加甄别地被“增量的骂”淹没,很可惜。特别是“不远万里”从大洋彼岸赶来的女孩子们,为全球华人奉献一份单纯的美意,却也被捎进政治色彩很浓的纷争,十分无辜。


   六、正能量的向度和刻度
   今年春晚的主题,是“传播正能量”。但对正能量的理解,官方和民间有不小的出入。正能量的提法,来自微博刚兴起那一段,怨愤、焦虑、绝望和暴戾的情绪,以罕见的规模和速度传播,呈弥漫之势。出于对正常精神生活的需求,一些网民祭出正能量这个词,踊跃发布健康明朗的文字、图片和音像讯息,使网络风气逐渐扭转。官方顺势将这个词,纳入宣传口径。
   然而,民间的理解,正能量主要是心理学意义的,即趋向“生的本能”而非“死的本能”;官方的理解,正能量主要是政治学意义的。维护社会秩序和现行制度,就是正能量,反之就是负能量;另有一种理解,也是政治学意义的,相当于民间的“官方”。只要未实现民主宪政,社会就处于负能量状态。民众对正常生活的需求,也在负能量范畴,即甘为“犬儒”和“奴才”。
   毫无疑问,在年俗场合,正能量理应指向心理学意义多一些。如果指向政治学意义,性质就变了。那些“正确”的、概念化的、带有强行干预意图的正能量,对民众来说,更像是负能量,令人不快和生厌。以负能量的方式表现正能量,正能量也难免成为负能量。向度在这里,起着主导的作用。
   但这并不是说,一切以向度为转移,因为还有刻度的制约。比如语言类节目,说教的痕迹每年都有,一般来自台词和情节转折中的细节。如果所占比例较小,观众是可以忽略的。比例稍大,不适感便增强。比例再大,便有被强制和冒犯的感觉。一分潦草和生硬,足以颠覆九分精心制作,这是无法违背的创作规律。
   恐怕没有人认为,不应当推崇亲情、友爱、信任和宽容,而去推崇那些相反的东西,特别是年俗场合,关键在于刻度。比如文革的英雄人物,一个赛一个“高、大、全”,不带一丝负能量,但谁能说那是最具有正能量的时代?正能量是主体趋向“生的本能”,同时包含其它心理内涵的丰满自然状态,而不是过度亢奋的偏执造作状态。
   对于文革,通常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外部环境等方面找原因。事实上,心理学意义的漫长准备也是重要的一环。当“革命小将”们一跃而起,对昔日敬仰的英雄、师长和至爱亲朋痛下杀手,只不过是思维的标语口号化和正常人性的流失,已经水到渠成。正能量过头就是负能量,这不是逻辑推断,而是血的教训。
   所以,正能量是特定场合下的向度和刻度,而不是特指某种情绪。不论积极的正面情绪,还是消极的负面情绪,合度就是正能量,失度就是负能量。一旦达到狂热的歇斯底里状态,不仅不美,还可能转化为伤害。所谓合度,就是对情绪间离、消解和升华的分寸。全部功力和分量,都在那点火候上。


   七、走出红歌的迷局
   正能量合度与否,有时是很难确定的,比如红歌。改革初,从官方到民间,都自觉地予以抵制。因为它们同历史的伤口粘连着,一触就痛。但没多久,“红太阳热”就流行起来。好像用气声唱法翻新一下,就完成心理上的“涅槃”,又开始乐滋滋地集体自娱了。八九激变后,伴随政治上的搁置争议,红歌也一并被搁置。
   现在看来,搁置是相当明智的。当时不仅集全社会之力,也很难清理汪洋大海般的冤假错案。清理本身,也容易易演变为清算。只不过政治正确的刀,从伤害方手里,转换到被伤害方手里。而且,全民对现代文明的知识和理论,所知甚少。思维和精神状态,并未随文革的结束而改变。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越争议分歧越大,火气也越大。如同在一片废墟上,清理废墟,比在空地上另建一个新世界,还要费力。何况错过全球产业转移的机会,将更难从废墟中走出。
   现在无论怎样争议,风险也小多了,现代经济体系和附属社会功能,已大致成型。人们可以在更高的起点、更开阔的视野和更从容的条件下,展开思索。并从自身的经验和事物的因果关系中,找到生存依据。尽管思维和精神状态,犹如从冰箱里取出,重新化冻一样,还保持着搁置前的本色,现实基础却不同了。环境的塑造力量,比空头思辨大得多。当今社会的最大断裂,不就来自新环境中自然生长的“鲜肉”,与重新化冻的“老肉”之间吗?除了观念和经验,还有心性。
   红歌无疑属于心性多一些,像血水一样,与争议主体一起化冻。但20年后再唱,已不是简单复归,而是固定词组般,与“打黑”绑在一起,好像两者有什么必然联系。发起者间或释义,“黑”是有泛指倾向的,整个改革,都有“资本主义复辟”之嫌。红与黑之争,就是两条道路之争。虽然临近换届的政府,对此严加批评,红歌仍爆发出野火燎原般的生命力。同期发生的,还有遍及44个城市的打砸风潮,好像文革也同争议和红歌一起化冻了。
   本届政府,是随着红歌声浪的逐渐平息而站稳脚跟的,红歌不言而喻应归入政治不正确的一边。但前年春晚,红歌再度唱响,遂产生“炸窝”的效果。既然已被官方和民间联手“搞臭”,突然又翻上来,不知是何缘由。好像极左势力的幽灵,按捺不住地想出头;又好像与“打黑”一样,“反贪”也需要“唱红”来辅佐。以“唱红打黑”威慑中央的地方势力被瓦解,但由“唱红”意外实现的全民检阅,却促成对国情的再认识。
   由刚接班的新人,向曾经的同僚和上司全面发难,难度和凶险性可想而知。“唱红”有点类似“重心下蹲”,与文革的原理如出一辙。无论怎样,贪赃和枉法都不得人心。地方势力威慑中央的手段,同样可以拿来威慑整个官僚集团。“唱红”可以和“打黑”结成固定词组,也可以和“反贪”结成固定词组。虽然在舆论上,红歌被部分网民的骂声暂时压下去。但在民间,新班子与红歌“暗通款曲”,已是了然于心。
   红歌重新被社会接受,也由于几度泛滥后,冲淡原有的禁忌,达成心理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的剥离。公共场合唱红歌,不再有引发恐慌的效果。在红歌中度过青春的一代,也可以藉此轻松抒发怀旧之情。而且,中国现代最艰难的那段历史,是他们这一代扛过来的。不准他们发声,或一听他们发声就像红卫兵“破四旧”一样,试图清剿,也不合情理。
   红歌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专门为政治运动写的,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等。其余部分,表现的只是日常生活情境。那个时期的作者,首要功课是“体验生活”和“采风”。将特定人群的劳动场景、精神面貌和当地民俗音乐传统,像榨汁机一样榨出来,加工流程非常短,以保留原汁原味,否则便背离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
   由创作方法决定,红歌的曲调,大多悠扬简朴,有真切的生命感,其中包含的正常人性元素和文化元素,是抹不掉的。对红歌做笼统的政治批判和文牍式解读,无法面对几亿人经验和心灵的存在。将红歌等同于纳粹军歌,也是不恰当的类比。纳粹军歌充斥着征服的意志和战争狂热;大部分红歌则洋溢着对和平生活的专注和热爱。何况现在的作曲家,不屑于为那个年龄段的人写歌。他们除了这些“老歌”,也没什么可唱的。
   善于揣摩弦外之音的人,还从今年春晚的红歌中,听出其它内涵。《我的祖国》是电影《上甘岭》插曲,记载着中美之间一段错误的厮杀。由于美国事先公布,航母战斗群将于大年初一启程,向中国方向驶来。歌词“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便有了政治隐喻的意味。如果中国的航母战斗群,于圣诞节当天向美国方向驶去,是不是文明冲突的意味也很明显?不知这新一轮较量,又有什么正确可言。
   按这个思路,《过雪山草地》表现的是不畏艰险、置死地而后生的姿态。但民众的感知,还没到那个份上。中美贸易额是世界最大的,标志着彼此的需求程度,有什么必要搞得你死我活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意欲彰显强大的骨干力量。但脱离歌曲创作时期,党和民众热烈而融洽的气氛,就显得自我感觉太过良好了。“谁横灭谁”的年轻人,尤其接受不了。在随后播出的春晚节目选粹中,这首歌被悄然拿掉,不失为动作很快的调整。
   不可否认,红歌在中国,尚未彻底完成心理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的剥离。“借歌还魂”的企图,肯定是有的。但将“唱红”视为拥护文革,或表达类似文革的政治诉求,就夸大其辞了。在心理学意义和政治学意义之间,来回偷换概念,是一种谋生策略。但更多情况下,这种“偷换”,只是条件反射式的记忆重现,总不能要求老人们,把记忆都删除吧。
   如果计较的话,在老人们眼里,流行歌曲的毛病也不少。曲调干燥琐碎,像嚼木头渣,引不起情绪的共鸣。内容也期期艾艾、矫揉造作。唱起来没个整句,自恋和豪迈的劲头,却一点不比当年少。不同的是,当年是被政治宣传弄傻了,如今是被空气污染、食品添加剂、生态退化、道德危机和竞争焦虑弄傻了。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对人性和生命机能的损伤,不亚于政治运动。歌曲有向宿命妥协的一面,也有以心性的如意,对抗环境不如意的一面。每个年代的人,都有各自的辛酸和将错就错,也都有转存在歌曲中的纯真,何曾见老年人限制年轻人唱?其实每代人和每个人,都立足于自身的荒诞性之上,沉浸于对荒诞性的粉饰之中。就看谁粉饰得好,势力足够大,并占有话语权。一时的流行和热闹,不必太当真。

   当年仅凭气声唱法,就可以完成心理间离,何况他们是切身受害者。如今间离的难度反而加大了,计较最厉害的,却是和文革不相干的人。扪心而论,是不是也有“弑父情结”蒙混其中?老的就是坏的,应当无条件摈弃的,是一种偏见。事实上,老的未必是坏的,也不一定是过时的,完全可以拿来“啃”。大量的文革视觉符号,已纳入波普艺术,声音符号为什么不可以?所谓“移形换影”,既是智力和艺术幻想的超越,也是人道层面的省察和体谅。体现着突破神化、妖魔化禁忌,平等开明、多元共存的现代精神,以及尊重父母长辈的传统美德。既然化冻,就应当持续化下去,谁也没办法把红歌重新放回冰箱。而且,是放回去更像红卫兵,还是取出来更像红卫兵?这个问题,即使容不下红歌的人,也不是那么好回答的。


   八、民语、国语和党语
   春晚结束后,主创人员接受采访,屡屡将党和国家的概念弄混。不知是认知局限,还是有意制造这种局限。如果主创人员对今年春晚的节目,还是说了算的。那么,“增量的骂”产生的根源,可能就在这里。把民众和传统文化的节日,办出党的节日的味道来,岂有不引发错愕和非议的道理?
   串场台词看起来所占比例很小,却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几句党政文件用语抛出,演职人员就不是载歌载舞地欢度春节了,而是以文艺形式诠释党的工作精神。他们的地位,也从自由舒展的文艺骄子,变成“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邀宠子民。民语、国语和党语,各有各的语境。一旦错位,便生出荒诞来。就看在场的人,是否愿意计较,或是否有能力计较。
   试想,如果在党代会上,主持人不使用规范的党语,而是错位地使用民语,会怎样呢?比如:“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他们精彩的表演!”这是再常见不过的串场台词,但会场的庄重气氛,就被打破了。尽管在座的人,阅历、能力和业绩,应当称得上精彩,话却不是这么说的,听起来就像不怀好意的调侃。
   与民语和党语相比,国语更容易被无视,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势力集团承托。比如《六尺巷》,是纯粹的说教节目,听起来却比党语好接受,因为是正宗国语。历代子孙,耳提面命,敬仰浸润,克谨践行。所谓“灿烂文明”,不过是这种生存方式留下的“副产品”。将国语视同党语,是明显的错位。党语可以上溯数百年,国语却可以上溯数千年。
   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民语集团和党语集团,国语集团在哪里?虽然中产阶级也号称规模最大,但也是最年轻的,在文化上尚未找准位置,话语有些迷乱和夹生。中不中、洋不洋,好像牡丹花不断给自己撒玫瑰花香水,或其它香水。国语轮廓不清,也难怪别人弄混。中产阶级在文化个性和档次上,都有待成熟和担当,如此才能和强大的民语和党语制衡。
   国语区别于民语之处,在于结构和功能的科学性、理论性和文化性;区别于党语之处,在于它不隶属任何政治集团,即使在政治领域。政治集团可以借鉴政治科学,也可以用自己的实践,为政治科学提供范例,却不可以用一家之党语,涵盖或替代政治科学,其它科学就更不能涵盖或替代了。并不是一个政治集团提倡什么,什么就隶属该集团。主创人员大概觉得,既然党和国家的领袖由一人兼任,党语和国语就是一回事了。
   体制的确是发生混淆的一个原因,却不是主要原因。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不论什么体制,党和国家的领袖由一人兼任,是常有的事。中国虽然一党执政,党和国家的领袖,一度也是分设的。但党语和国语出发点不同,分歧不可避免。一种观点认为,文革就是党语和国语难以调和,上升为恶斗的产物。改革后,国家领袖由党的领袖自动兼任,成为惯例。
   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的罪状之一,是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引用了孔子和孟子的言论,可见当时的党语,原教旨到什么地步。反右是更早一点的党语整治国语的运动,据“过来人”讲,一般的印象是,党务干部整治业务干部和知识分子。党务干部大多政治可靠、思想坚定、纪律严明,掌握着组织、干部、人事和意识形态大权,主宰着每个人的政治生命、社会生命乃至自然生命,是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然而,在民众看来,业务干部才是有“真才实学”的栋梁,党务干部顶多起着监督作用。说得不好听些,是以“背后整人”为业的。这显然是一种误解,业务干部却当真了。而且政权草创,缺乏历练,业务干部大多底子薄、根性浅,一受宠就“翘尾巴”。尤其是动不动就引经据典,以科学或国语的名义,质疑党语,触犯党务干部的职业信仰,制裁之心早已有之。
   一位评论家,有感于这种矛盾,曾写了一首小诗。大意是:春天,原野上的花开了,游春的人,争把花来夸,根在下面听得委屈,忍不住往外爬,看花的人笑掉了牙……。没多久,矛盾就爆发了。反右预计五千人,后来却扩大到五十五万人,可见党语系统的厉害,当然也少不了民语系统的辅助。我们可爱的民语系统,经常是谁倒霉就朝谁欢呼起哄的,国语系统几乎一击即溃。
   文革“造反夺权”,聪明人都是直奔党语系统去的。国语系统辛勤攻读、刻苦钻研、“温良恭俭让”,到头来还不是被当作工具和奴才使唤?不如一步到位,直接当主子,掌握生杀大权,以及短缺物资支配权。先是扳倒国语,然后收拾民语,最终全民皆党语。“狠斗私字一闪念”,无非就是狠斗国语和民语一闪念。别出心裁的“改朝换代”,为民众提供了巨大的阶层流动机会。却在党语阶层,形成更坚固的板结。
   改革是什么?就是从混沌一体的党语中,将国语和民语重新“拖”出来,恢复本来面目,焕发应有的生机;开放是什么?也是使党语、国语和民语各归其位。既是种类的归位,也是档次的归位。世界不认党语,只认去党语化的国语和民语。中国可以在世界各地办孔子学院,却不可以办党校,就是这个道理。全球每年十几亿人出境旅游,感兴趣的,也是历史人文的国语和风土人情的民语。其中,中国人约占十分之一,有几个是欣赏党语去的?同样,每年到中国来旅游、学习、工作、办企业、做生意的外国人,超过五千万,个个我行我素,视党语如无物。如果党语仍像以前一样,施展“污浊的欲望”,控制国语和民语。人家就不来,或者离开了。花朵美妙,根的功效和荣耀不言自明。如果根与花争宠,或以花为敌,必然连根带花一同凋敝。
   改革后,历届政府为拓展民语和国语的空间,做出很大贡献。网络技术的贡献,可能更大。作为民语的载体,网络在别处也许只是交际媒介和交易工具,在中国却如同造物送给儒文化的昂贵礼物,一个游行和集会的辽阔广场。既表达了意见和性格冲突,又不至对日常秩序和社会机体造成损伤。只要党语虚心聆听、竭诚修正,就可以促进儒文化的柔性蜕变和现代转型。同时,这比历史上民众彼此隔绝、分而治之的危险也大得多。如果掉以轻心、执意妄为,一旦崩盘就不可收拾。
   本届政府的一个举动,虽未引起民众广泛关注,却在老一代知识分子和海外学人中,引发热议。即用儒家经典,将党政要务统统诠释一遍。这与仅仅引用只言片语,就蒙难的前国家主席,形成鲜明对比。有人认为,这标志着一个反孔起家的党,告别偏执的实验,重新认祖归宗了。也有人认为,执政党一直扮演着儒家分支的角色,党语和国语一明一暗,“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但碍于经典理论的制约,以及对前任遗产的尊重或忌惮,在表述上有所回避。如今只不过以显赫的业绩为资本,有勇气承认现实,正式确立与国语的“互文”关系了。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就是儒家化。不仅计划经济与传统国有经济相似,改革后的市场经济部分,也常被称作“儒家资本主义”。以前讲“接地气”,比较强调接民语,其实国语接的更多。前苏东集团社会主义实验失败,中国却以异乎寻常的活力延续下来,并不是党语有通天彻地之能。有此异能的,是国语和民语。一个物种能够存活,首先要合乎自身的生态基础和因果律。中国当代实践,儒文化遗传和变异的成分,大于马克思主义遗传和变异的成分,应是毋庸置疑的。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是夺取政权和一党执政的理论合法性;儒文化提供的,则是超越政党政治的智慧和经验体系,以及熔铸于民众骨血中的、平和务实的心性。
   春晚节目中,有一段歌词是:“长天之下,奋勇之国,我们遨游在复兴的长河……薪火相传,继承先哲,春秋耕耘,飞扬翰墨,世界因我们安详平和……”这里唱的,显然是国语,同时表现出党语和国语的继承关系,以及包括民语在内的整体姿态,却不能归结于党语。从逻辑上讲,国语可以涵盖党语,党语却不能涵盖国语。是国内有党,而不是党内有国。以国语和民语为天花板,空间就是广袤的;以党语为天花板,国语和民语的脊梁,都不得不弯曲。加强党的建设,是记取教训,保持党语、国语和民语的科学制衡,而不是用党语压迫直至“压扁”国语和民语,向度和刻度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将这些关系理清,春晚引发的非议,可能就少一些。而且,春晚本就是民语盛会,是一场谁都要照顾到的大杂烩,向来吃力不讨好,主创人员尽心尽力即可。然后一边坦然接受民语抛来的“鸡蛋西红柿”,一边哈哈大笑“落荒而逃”,也不失为一大乐事。


[ 本帖最后由 老周 于 2016-10-10 10:3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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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者海客 海客 发布于2016-10-14 23:16:35
问好老周。喝茶
千山雪 千山雪 发布于2016-10-15 17:24:07
从逻辑上讲,国语可以涵盖党语,党语却不能涵盖国语。是国内有党,而不是党内有国。以国语和民语为天花板,空间就是广袤的;以党语为天花板,国语和民语的脊梁,都不得不弯曲。加强党的建设,是记取教训,保持党语、国语和民语的科学制衡,而不是用党语压迫直至“压扁”国语和民语,向度和刻度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将这些关系理清,春晚引发的非议,可能就少一些。而且,春晚本就是民语盛会,是一场谁都要照顾到的大杂烩,向来吃力不讨好,主创人员尽心尽力即可。然后一边坦然接受民语抛来的“鸡蛋西红柿”,一边哈哈大笑“落荒而逃”,也不失为一大乐事。



老周(周新京)的个人空间 老周 发布于2016-10-21 02:5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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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周(周新京)的个人空间 老周 发布于2016-10-21 02:5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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