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部或应改称公关部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5-06-10 09: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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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家办媒体,比文化人办媒体,理应更懂得策略。以命令和威胁的方式管理媒体,只能令受众反感,使本来就不景气的官媒更加遭冷落。高明的政治家,巧妙地和民众打成一片,把尽可能多的人往自己一边拉。专横的政客,唯恐官民的裂痕不够深,可劲儿把民众向外推。每无事生非地咋呼一次,就丢失一大块民心。
    不久前,中央刚对网络媒体做出开明的姿态。现在却由地方出面,做出强硬的管制姿态。也不知以哪个为准,怎样才叫不和中央唱反调?难道已经实行联邦制,地方也成中央了?从民间看,起码是有些看不清的。官媒的确可以抑制低俗,弘扬正能量。但令民众对政局稳定生疑,令政府和民众关系生隙的,属于正能量吗?
    改革三十多年来,经济和科学文化含量较高的领域,官员与时俱进地现代化了。对被管理者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平等开明。聪明人对聪明人讲话,不必装,更强横不得。否则不仅达不到管理效果,还自取其辱。从地区分布也可以看出,社会经济和文化越发达,管理者越像职员,有服务意识,反之仍是一副官老爷做派。
    只要资源配置悬差过大,就会滋生强横的丑态,连强横者自己都不察觉。这种现象也发生在教育领域。教师与学生的知识资源太不成比例,于是家长作风盛行。甚至面对成人社会,也习惯性地居高临下,弄些拾人牙慧的书面知识到处启蒙。官员顶多敢说,反我就是反党。教师却敢说,反我就是反人类。
    可见,有些资源配置的悬差,是一种自我错觉。社会主义实践初期,极少数知识分子,面对极大多数文盲。强行灌输和命令,是不得已的,否则成不了事。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大面积扫除了文盲,但所有人都被体制管着,想得到生活资料,就必须服从命令。改革后,绝大多数人都自谋生路了,头脑也磨练得十分精明。
    这种情况下,还在那发号施令,显得多么可笑。报刊可以不买,电视电台可以换频道,只要不喜欢,一概拒绝。“真理部”早就从庙堂,搬到江湖上去了。尽管掌握真理的新代表,比旧官员还容不得异己,追随者毕竟愿打愿挨。老真理部已经明显处于下风,却碍于面子和架子,拒不接受现实,强横一刻是一刻。
    二十世纪社会科学六十项重大成果,亚洲只有一项,即《论持久战》;国共内战期间最有号召力的文章,是《论联合政府》。看一看那时的智识和姿态,不得天下才怪。主要是辨明所处的地位,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得天下后逐渐走进死胡同,则是变得不讲道理,打击一切可以打击的人。
    缅怀“光荣传统”,是否能焕发那时的智识、胸襟和诚意,靠摆事实讲道理赢得民心,而不是靠明里暗里的恫吓维持统治。事实上,高层已经做足开明姿态,下层却不时拆一下台,好像不是一伙的。本来各领域的现代化,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无限扩充的容量。意识形态的短板,却使容量不断流失。
    究其原因,一是极左思潮的“遗毒”,二是对局面失控的担忧。极左思潮不仅对中国民众,对执政党自身也祸害极大。从AB团到延安整风,再到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造成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数不胜数。执政党和军队的精英,死于极左势力作孽的,也比死在战场上的多得多。但这一恐怖的幽灵,始终未得到清算。
    对局面失控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误判。原苏东集团瓦解,主要是民众对人身依附的不满,对财产私有和经营自主的渴望。政治家把这些对民众来说,更直接、更私人、更密切相关的需求,同选举混淆在一起了。中国则像“分洪”一样,把这部分需求提前释放出来。使绝大部分民众,成为市场经济的自由参与者。
    前苏东体制下,“推墙”推的是最压抑人性和束缚生产力的人身依附关系,以及徒有虚名的公共财产。现代中国,“推墙”推的是最具普世意义的市场体系,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民众私有财产。到底是维护现实的力量大,还是摧毁现实的力量大?到底维护现实更符合社会正义,还是摧毁现实更符合社会正义?或更得人心?
    既然绝大多数民众,是和平建设和正常生活的维护者,出现一些异议有什么可紧张的,何必把民众当作对立面来申斥和恫吓。而且绝大部分异议是出于纠错的善意,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好处的。上一次抽不冷地否定“普世价值”,这一次抽不冷地追究“砸锅”,唯恐世人不认为中国仍处于“共产专制”之下。
    在其它领域,懒政不过是无所作为。在宣传领域,懒政则是以无所作为的方式大有作为。也就是像改革初那样,看到舆论有些乱,就立刻刹车。给喜欢闹腾的人亮底线,也让刚刚松快的人心再紧缩一下。然而,考察一下政策效果。除少数人高兴外,多数人只是越来越感到厌恶和失望,境外“敌对势力”也获得更多的认可。
    中国经济越过高速增长的峰值,进入下行曲线,面临严峻挑战。其中来自意识形态的挑战,也许比其它方面大。与多数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长处,是由官方组建基础产业,为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拓宽空间。短处则是受意识形态限制,高消费产业难以成长起来。那在国民经济特别是服务业中,所占份额是相当大的。
    即使在常态的经济和社会层面,意识形态也存在建设的难点。一是不承认中产阶级在现代文明中的主体地位;二是对拉动投资和消费的“剥削阶级”,在本质上是否定的。倚重体力劳动者的理论体系,政治和人道的色彩更重一些。对经济和社会文化进步,难免有妨碍作用。这些都需要依据实践,获得理论上的合法性。
       1986年,几位科学家提出一项863计划,强力推进高科技研究,30年下来,大大缩短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而复杂性丝毫不亚于高科技的社会科学,却无大改观。几乎是拿陈旧简陋的教条,当作宗教来信奉。也许社会科学领域,也应该制定一项863计划,运用各种新兴的社会科学理论,把中国的实践阐释清楚。
    从这个意义上讲,宣传部或许应当改称公关部。把立足点从旧式的灌输、提防、制约甚至恫吓民众,转移到启发、服务和融洽社会各界关系上面来,细致入微地研究民众心理。像给民众限定词语一样,给相关管理人员限定词语。以免其它领域众多人员付出大量心血赢得的民心,被意识形态一个小失误颠覆,实在不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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