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时代、文学时代和科学时代

      

       主宰中世纪的，主要是人与神的关系，人们最需要的是与神共鸣，或可称作寓言时代；主宰现世纪的，主要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们最需要的是世俗欲望、性情和想象的满足，或可称作文学时代；主宰未来世纪的，主要是人与规则的关系，即人们的头脑、行为和社会机制，具有高度的协同性和自动性，或可称作科学时代。

    可以发现，越接近社会形态演进前端，科学时代的特征越明显。但促成社会演进的要素众多，不仅大的时代难以跨越，每个时代的各成长阶段也难以跨越。强行跨越，就容易闹别扭、起冲突。比如很多人的头脑还处在寓言时代，做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已经是一种进步。过分强调科学，如同过分强调寓言一样，显得生硬和“邪异”。

    寓言时代貌似神圣，却是最血腥的。战争、道德审判和文字狱，大量地发生在那个时代；文学时代肤浅、芜杂、低俗，却较贴近人性；科学时代最合理，但严格的“标准化”，又使人们常怀莫名的惆怅，回过头去寻找遗失的原生性和丰富性。最好的进化，是对上一个时代的“扬弃”，即不失神性的文学和秉承人性的科学。

    在不同的国家，中世纪结束的时间不同。即使再封闭的社会，也有从寓言时代向文学时代和科学时代演进的迹象。所以，每个国家都包含三个时代的内涵，只是比例不同。经历过文革的人，尤其能够深切体会这种比例的变化。在那个年代，讲一点人性，提一点科学质疑，都会受到严厉的批判，甚至会从肉体上消灭。

    如今这三种时代内涵各占多大比例？每个人的评判不一样。如果说，文学时代和科学时代的内涵加起来，已超过70%，恐怕认同的人不多。但认为这个比例小于30%，可能也是少数。并非沉溺在寓言时代的人，都隶属红色阵营，而是哪个阵营都有。因为人性的坚守和科学的思索是很费力气的，寓言是最省力的政治正确。

    在每个人体内，三种内涵的比例也各不相同。合理的分布，应当比较均衡。如果太纯粹，反而是一种病态。比如日常生活中，一个原本温和、宽容的人，忽然性情大变，言辞刻毒、目露凶光，周围的人会惴惴不安地说，十有八九是信什么教了。也就是说，一个原本属于文学时代的人，又返回寓言时代了。

    同样，一个人若对世俗欲望太过执着，毫无信仰热情和科学兴趣，也是贫乏的、俗不可耐的。而一个惟科学或书本知识是求的人，也常给人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偏狭感、空洞感和虚妄感。通常情况下，做一个内涵均衡的人，难度较大；而做一个愤世嫉俗的书生、懒散任性的庸人和信条简陋的教徒，更容易一些。

    社会管理者的责任，是把各种人组织起来，最大限度激发他们的创造力，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在国际范围，提升整体竞争力。但需求差异较大的个体群落，在聚合过程中，痛感也必定强烈。所以，从外部看，一个巨型经济体，呈现骄人的成长景观。在内部，却充斥着互为他者、难以兼容的绝望叫喊。

    政教分离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其实就是将寓言归于寓言、文学归于文学、科学归于科学。现代寓言与古典寓言最大的不同，就是不以自己的寓言，欺压别人的寓言。并且不以自己的寓言，侵占文学和科学的公共空间。以丰富美好的人性和科学素养，荣耀各自的寓言。而不是以狭隘的敌意和丑行，令各自的寓言蒙羞。

    如果对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感到费解，充满非科学、非寓言的“错误”，依然茁壮成长，那就感谢儒文化吧。因为在各种文化中，儒文化最接近文学时代。人情练达、世事洞明和自强不息等价值取向，最有利于世俗事务的扩张。同时，将世俗奋斗的成果寓言化，对科学不拘一格的实用态度，则构成世俗事务扩张的两翼。

    从这个意义上说，使中国脱离文学时代的重心，返回寓言时代，是不大可能的。同样，使中国超越文学时代，全面向科学时代迁移，难度也很大。因为文学时代不是从寓言时代慢慢培养起来的，而是基于自身本性盛大地反弹出来的。这样一个文学时代“为体”，寓言时代和科学时代“为用”的格局，短时间内无可撼动。

    就像中国文化是最适宜文学时代的“纯种文化”一样，欧美文化是最适宜科学时代的“纯种文化”。发轫于希腊文明的逻辑结构和科学气质，被沉闷强横的寓言时代压抑千年而未泯，经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新教革命层层反弹，终于回归自性，根深叶茂蔚成气象，顺利长入科学时代，成为现代文明的主创者。

    科学时代和文学时代，不是敌对的关系，也不完全是高下的关系。欧美文化的文学时代，是科学的“纯种文化”发育不成熟的过渡形态。中国的文学时代，却是“纯种文化”在科学刺激下发育到极致的形态。欧美文化在文学时代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文化却可以显著缓解，比如自由竞争中的周期性危机问题。

    中国文化注定会持续成长，因为前面摆着科学时代的示范。欧美文化能不能持续成长，就看自身修为了。按道理，在科学时代的尽头，是上升到更高的起点，实现科学、文学和寓言更完善的整合，完全可以从东方文化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中汲取养分。但也可以回到寓言的原点，拒不改进成长中的缺陷，靠打击他者和后来者维持领先局面。

    中国文化也有潜在的危险，就是把安抚民心的策略，当作终极价值供奉起来。放着科学时代的坦途不走，退缩到狭隘的、以现代文明为敌的寓言时代，导致自身的无端沉沦；另一种危险是放弃活力旺盛的务实路径，机械效仿科学时代，为尚无把握的转型付出不必要的代价。两种危险可能性均不大，却是应当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