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核桃

   
        

 

两岁的时候，一场针对读书人的政治运动开始了。我被奶奶带到南方的一座小城，与大伯家一起生活。五岁回来时，社会状态已恢复正常，我进了幼儿园，那是用丁玲捐献的斯大林文学奖金建起来的。一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多少孩子分享到潋滟的波光。

 

丁玲此举是善举，也是明智之举。那时，行政级别和作品影响力不亚于她的作家还有不少。心中的不平，难免转换为政治理由施加到她身上。最终她也未能逃过被构陷的命运，主要罪状竟是家里的书架上，她自己的著作摆在了马列著作上面一层。

 

幼儿园实行的是苏式教育，纪律森严，有点近似宗教气氛。最具特色的是音乐课，孩子们男女搭配，像跳交谊舞一样，挺胸昂头地交换位置，挽着胳膊转圈，脚跺得地板轰轰响。老师一边弹琴一边回头提示动作，严厉批评跟不上节拍的孩子。

 

我去得晚，什么都跟不上，很自卑。但也有几个好朋友，喜欢听我讲南方小城的见闻。比如光线好的时候，从公园的亭子里，能看到湖水深处的木桩，上面缠着一条蛇。只要向湖面抛下食物，它就会飞快地窜上来，不知身子是怎么解开的。还有小城边缘，开着大片的油菜花，一直延伸到对面小山。用手拢在嘴边大喊，就能听到回声。

 

 我们试着向操场对面的围墙大喊，居然有类似的效果，这令我们很开心。其实平时女孩子尖声笑闹，也是有回声的。我却为此受到批评，像一个带头做坏事的野孩子。班主任私下责问，我支吾地说，因为想奶奶了。她见我情状可怜，所言可信，便不再追究。

 

 星期六下午，孩子们围成几个圈，把所有会唱的儿歌一首接一首地唱，等家长来接。其中一首是《吃核桃》：“吃呀，吃呀，吃核桃呀，吃的我的心里，好难受呀……”唱到这里，我心里真的难受起来。回家途中，我在公共汽车上一个劲儿犯恶心，刚下车就吐了。

 

 星期一再上幼儿园，父亲陪着笑脸，对班主任说起此事，不敢确定是不是与那首儿歌有关，张老师没说什么。星期六下午，孩子们仍围坐在一起等家长来接。唱到《吃核桃》，张老师拍着手说，把这首隔过去，大家很听话地就隔过去了。张老师没有看我，好像这件事与我无关。我却明白是有关的，而且越想越惊奇，为了我，大家竟然可以不唱这首儿歌。

 

 后来，我不再有过敏的反应，张老师也没有再提起。成年后的一个场合，说到各自小时候，有人嘲笑我上的是贵族幼儿园。但什么是贵族呢？好像就是那些花架子。在我的印象中，称得上有一点贵族色彩、并使我深受教益的，是张老师处理事情的方式。不着痕迹地帮助一个怯懦的孩子，事后也绝不以施恩者的姿态一再重申。

 

 前一阵，网络上流传一个帖子。英国王子前去探望一位穷困的老人，走到门口礼貌地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一举动，被盛赞为贵族精神。好像普通人都是不打招呼推门就进的。或者贵为王子，本可以不打招呼推门就进，他却像普通人一样打了招呼。如此说来，所谓的贵族精神，岂不就是普通人精神？

 

 拿破仑也表达过大致的意思，道德规矩通常是留给社会中层去讲的。因为底层更激愤、更率性，无所顾忌；上层更傲慢、更优越，不屑于受观念和法律的约束。中层不过是摆脱了畸轻畸重的资源配置所塑造的非常心理状态而已。现代社会的进步，较突出的一点，就是中层越来越庞大，心理状态趋向“温情与敬意”。

 

 大约十年前，我参与现代国际优秀绘本的推介工作，发现那里面传播的尽是“贵族精神”。各种元素概括起来，无非是“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这曾是中华民族的看家精神，从城市到乡村，均以此教化儿童。是不是可以说，中华民族一直在实行贵族教育，哪个阶层也不例外，中华民族本来就是贵族？可惜这个文化血脉一旦中断便很难接续。

 

 现代绘本有一个明显的意图，就是像制造发动机一样，培养健康的心理情结，矫正病态的心理情结。文学的症候式分析，也是以情结为对象的。我想起那首《吃核桃》的儿歌，不知何人所编。如果关于猛兽和鬼怪的儿歌，是像“种牛痘”一样，训练对残酷和恐惧的适应力，那么“吃得我的心里好难受”，是为了适应什么呢？

 

 仔细观察会发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或深或浅地藏着一颗核桃，那是长期革命、灾害和政治恶斗结出的果实。人人自危的恐慌刺激，加上资源匮乏的困窘，瑟缩自保是本能的反应。遇到付出和协作，就变得冰冷；遇到攫取的机会，就变得滚烫。尽管不恰当、不好看，却也没有选择的余地，心里哪有不难受的道理？

 

 以这样普遍的状态，不论实行什么主义，都免不了是“核桃主义”和“难受主义”。同时又是新一轮革命、灾害和政治恶斗的诱因。怎样才能敲开核桃、解放自己呢？除了持续的和平和富足，没有更可靠的办法。内心的化解也是一个途径，如果都像王子一样礼貌地敲门，彼此便没有太大的隔阂，但这种情景听起来就像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