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僭越与“角色轮盘”

   

   学者强调读书，智者强调忘书。读书有助于养成思维的规范性，忘书有助于获得思维的原生性。像钱钟书那样去读，像慧能那样去忘，是两个精神向度的极值，其中亦不无生存方式胁迫的影响。也就是说，别人不可能都去做学者和禅师，只能在两个极值间，寻找自己的刻度，就像在标尺上滑动一样。

最恰当的学习方式，也许是两种功夫都会一点。既有学术式的精准确凿，又有禅悟式的直指人心。两种功夫弄好了互补，弄不好相伤，就看是否用对地方。该做学问的时候，逃避艰苦的求证，敷衍妄断；该参悟现实的时候，却拘泥故纸，受制于符号，都不能达到探索真知、解决问题的目的。

以人的一般智力，举几个例子，引几句名言，可以得出任何观点。但任何观点，都有反面的例子和名言在那里等着，只是暂时不知道或刻意掩蔽而已。这就使认知行为，变成幼稚的游戏、怯懦的自辩和无聊的攻讦。如同将一座房子，建筑在无边的流沙上，势必被无根的惶惑长久地困扰。

抵达认知有效性的途径，无非这样几点：1、专业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搜罗自己喜好的只言片语；2、相对完整的资料和数据体系，而不是从个案得出一般结论；3、实际操作的经验体系，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推演；4、普适的哲学方法论体系，而不是被局部的专业知识牵着走，失去宏观导向和对本质的洞悉。等等。

实际上，从小学的语言逻辑和数量关系开始，就在训练这些能力。初中和高中已完成基本的智能开发，大学侧重的是知识的专业性和系统性，以及认识工具暨哲学原理的掌握，再往上就是专业领域的高端创造力培养了。如此漫长的头脑深加工流水线，在浩瀚的网络生态中，留下什么呢？显然逻辑的、专业的痕迹甚少。

将此归咎教育失败，是比较省事的办法。但即使知识报废，智能应当还在。就像河流干涸，河道还在一样，为什么连河道也模糊了呢？与其追究网民，不如看一看网民追随的领袖。一般值得追随的，都是业内精英，这没有问题。问题在于，领袖们往往更热衷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里说话，然后变得不太会说话了。

一个人怎样才称得上内行呢？以文学为例：1、阅读经典著作；2、了解文学理论；3、从事文学创作；4、阅读优秀作家传记；5、熟悉文学史；6、广泛涉猎与文学密切相关的各门类知识；7、深刻参悟文学视角下的人类生存；等等。做到这些，谈起文学话题才不致出格。把这几点套入其它学科，都是一样的。

据说有一个“一万小时定律”，即在任何领域，投入一万小时学习和实践，都可以成为内行。已经掌握专业要领的情况下，对其它专业还可以“触类旁通”，节省大量时间。关键是态度足够认真才行，否则很容易流于懈怠和油滑，投入再多时间也没有用，尤其是获得一定的话语权以后。

比如经济学，拥有成千上万的分支和定律，从艰深的理论体系到精密的数学模型，号称社会科学的皇冠。在实践中，其作用也最重要、最根本，因而是民众最关心的。却有众多的非经济类“专家”，在那里慷慨激昂地指点江山，簇拥者更是英勇豪迈，好像不存在这样一门学科。

政治学就更是如此了，谁从学理的层面探讨，谁就是为现实辩护，只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叫骂才天然正确。于是出现一个怪现象，好像网络上，有一个巨大的“角色轮盘”。当专业对位时，就是专家当家做主的年代；稍微错动一格，就变成文革那种外行压制内行、“工农兵当家做主”的年代。

显然，外行压制内行，不等于“触类旁通”，也不等于“忘书”，即便是由“专家”领衔。“触类旁通”是基于对知识系统性的了解，深知任何专业，都不可能由简单几个教条构成；“忘书”则有赖直觉的省察，那其实是一种更高超的专业能力，需要辛苦的修炼才能够获得。

中国在很多方面需要向西方学习，言论自由是首先应当倡导的。但也不应忽略，西方文明的主干，是贯穿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以及所有产业和行业的专业建设机制，静水深流、风雨不动、生生不息，不是表面的“言论自由”可以随意侵蚀的，这才是发展中国家最致命的欠缺。

当一个社会的专业建设力，大于对它的破坏力，就是稳健的、富有生机的；当一个社会对政治正确的虚荣，比对专业建设更感兴趣。每个领域的专家，都无视其它领域的知识和实践，争当消解专业价值的勇士，就必定是成长不足的、误入迷津的、或走向衰败的。

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社会主义是把富人往下拉，资本主义是把穷人往上提。当两种主义左冲右突历尽劫难趋于融合，这句话已经发生改变。它应当是：专业建设是把整个社会往上提，政治正确的虚荣是把整个社会往下拉。对于饱受政治运动伤害，被民粹狂热贻误太久的中国来说，对此当然体会更深。

哈耶克获诺贝尔奖时，演讲报告即是《知识的僭妄》。批评那些不负责任的妄言，对人类的危害。想一想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在学校接受令人失望的、不甚专业的教育后，在社会上继续接受拥有专业声誉、却是错位的专家的更不专业的教育，前途是多么令人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