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的扭曲和自我重建

    一、中国的中产阶级，内涵极复杂，很难用一般的概念阐释清楚。这是因为，百年来，中国经历了若干历史单元的断裂和接续，中产阶级在其中扮演的，大多是边缘的和受伤害的角色，成长机理紊乱，这在其它国家是比较罕见的。

    中产阶级的职业群落，在清末民初就形成了。他们主要从事脑力劳动，靠薪俸谋生。如政府职员和商企管理人员、科学家、医生、律师、文学艺术家、教师、学者、编辑、翻译、记者等等。从漫长的封建社会向近现代社会转型，以留洋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一度很受共和政府倚重。如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中所述，他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这仅是中产阶级中下层的生活写照，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1%。

    二、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农业修复军阀混战带来的创伤，进入稳定的繁荣期。主要农作物产量，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发轫于清末的民族工业，经数十年积累，已占国民经济四分之一，平均年增长7%以上。基础产业的兴旺，意味着可以提供更多的财富盈余，分离出更多的人口，向知识阶层和现代产业流动，中产阶级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

    日本的入侵中断了这个进程。凭借军事占领，日本大肆掠夺经济资源，倾销本国工业产品，对中国的民族工业，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卷入战争，农田投入锐减，军事消耗剧增。仅几年功夫，农业就难以为继，呈现史称的“中国农村大破产”。日本败降后，国共内战延续了社会动荡，中产阶级的处境每况愈下，落入社会底层。这也是他们中的大部分，相信和追随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

    三、然而，社会主义革命从一开始，对中产阶级就是不信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设计，本来就没有中产阶级的位置。他们的革命企图和斗争意志，也远不如工农大众坚定。九十年前，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将中产阶级视为“半反革命”，“无论其右翼，即其左翼，也包含许多危险成份。”建国后，随着资产阶级被整体消灭，中产阶级上升为“正面的敌人”，反右就是专门针对这个阶级的清洗运动。

    中产阶级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较强的工具性，可以为任何统治者所用。但与知识体系相伴生的个性诉求和反思能力，却对舆论一律的“革命事业”构成威胁，是不能容忍的。文革则将他们赖以为生的脑力劳动方式也一并废除，羞辱、惩罚和管制他们的标志性籍口，就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中产阶级被统统驱赶到农村，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

    四、改革恢复了中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市场经济则把中产阶级推向现代化建设的前沿。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无形中将中产阶级抬举为“第一阶级”。然而，这只是看重其工具性的一面。在政治上，实行的仍是“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中产阶级是没有名分的。

    30多年来，中产阶级迅速壮大。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表明，目前已接近总人口30%。文革结束时，这个比例还不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因为衡量“革命队伍”纯洁与否的标准，就是全民无产阶级化。能够被启用的、“改造好的”中产阶级分子，微乎其微。两相比较，可谓天翻地覆。

    五、如今中国的中产阶级，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在劳动方式、教育背景、专业造诣、产业开拓能力以及追求生活品质、担当社会责任等方面，有共通之处。但由于成长环境复杂，中国的中产阶级，也存在着一些扭曲现象。这些现象，恰恰是认识中国中产阶级特性的参照——

    1、收入水平扭曲。中国的中产阶级，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因为脑力劳动价值长期被低估。不仅出于政治需要，也缘于理论制约。按照剩余价值学说，中产阶级的劳动是不创造实际价值的，他们“与资产阶级一样，是无产阶级的负担”。计划经济曾依此制定大致平均的分配模型，改革虽然颠覆了这个模型，实际上仍得到全社会的默认。受高等教育的人，往往比受中等教育的人收入还要低，只有少数技术性和时尚性较强的行业，可由市场自动实现利益补偿。

    2、产业结构扭曲。中国的农业资源，是按农村人口平均配置的，没有企业式的雇佣农场和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急剧扩张的加工业和建筑业，也呈少数投资者与绝大多数工人对立的格局，中产阶级成长空间狭窄。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般集中在以城市为依托的服务业。但中国的服务业，由于户籍迁移管制、城市福利自守、工业布局分散等原因，发展滞后。不仅比发达国家滞后，在新兴的“金砖四国”中，也是明显滞后的。市场对中产阶级劳动需求不足，是收入偏低的深层原因。教育与社会现实脱节，使劳动供求的结构性错位更加严重。中产阶级既有待发展，又相对过剩。

    3、行为方式扭曲。社会秩序、专业规则、法律制约和道德规范，是中产阶级的生命线。但中国的中产阶级，经常是凭着突破这条生命线来超越底层大众的。用民间的话来说，就是“比老实人坏一点，比坏人老实一点。”一边无比正义地批判既有体制，一边不择手段地从这个体制中捞好处；一边反对他人不容置疑的权威，一边树立自己不容置疑的权威。在遥相对立的上下两极之间，形成广阔的、喧嚣的、恣肆无状的“中间丛林”。

    4、价值观念扭曲。中国的中产阶级，大部分刚从底层成长起来，与西方成熟的中产阶级相比，阅历尚浅，科学素养欠缺，思想批判还处在幼稚的叛逆期。劳动方式和社会使命虽有根本的转变，却并不认同新的阶级身份，更愿意充当底层民众的代言人，与早年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文革的红卫兵造反更相近。仿佛不是刚成长起来一个中产阶级，而是又涌现出一个意图“打碎旧世界”的“无产阶级先锋队”。

    六、如此种种，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各方面都显得轮廓不清。劳动方式像中产阶级；情趣和知识造诣像小资产阶级；收入和精神状态像无产阶级；一旦得势，又像地主、资本家和行帮寡头阶级。轮廓不清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大一部分中产阶级，只做事、不发声，几乎是隐形的，仅体现在抽样调查的数字中。所以，不熟悉内情的人难免质疑，中国存在中产阶级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毋庸讳言，制度环境是首要的原因。中国名义上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改革却纳入大量资本主义成份，时至今日，已很难判断哪种成份更多。渐进改良的特点，就是轮廓不清。实际上，制度混合早已是全球普遍现象。但对于刚从冷战中走出不久、习惯以两种制度概括全部社会事务的人们来说，从观念上消化这种现象，尚需时日。一遇问题，便向原有意识形态靠拢。

    内部的表现是，面对一个迅速壮大的、代表着“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阶级实体，却在理论上刻意回避，以维护“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正当性；外部的表现是，面对一个财产私有、经营自主、支配着绝大部分人口生存方式的市场体系，仍执意指认为“共产专制”，以保持政治上和道德上的优越地位。意识形态的双重挤压，使中产阶级陷入无所适从的精神焦虑。

    中产阶级的近现代知识，大多来自西方，没有理由排斥或敌视西方。但作为本国和本民族培育的精英，他们又担负着引领大众抵御殖民统治，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自立自强的使命。这种角色和意志上的分裂，从清末民初就开始了。要么站在西方立场，强调普世价值；要么站在民族立场，维护自身利益；形成壮观的、缠杂不清的对峙局面。这是内部“阶层冲突”的外化，也是外部“文明冲突”的内化，势必贯穿整个近代化和现代化转型过程。

    中产阶级的扭曲现象，也有自身放任的原因。在看似无解的阶层冲突和文明冲突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辩证的、理性务实的“中间道路”，只不过观念解析和实践把持的难度较大。稍有不慎，便沾上政治不正确的嫌疑。要么被归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洋奴”，要么被称作“为统治者效命的走狗”，很不值得。于是，摈弃意识形态的计较，埋头改善个人处境，便成为中产阶级最明智的选择。

    此外，网络时代的到来，也助长了轻浮的风气。极端化的态度，拥有了娱乐的价值和无形资产快速积累的效应。社会上层照例是用来反叛的，下层则缺乏示范的资格，网络如同中产阶级天然为王的领地。不管会不会无谓激化阶层冲突和文明冲突，抢占话语权，伺机兑换实际利益，才是游戏要旨。尽享百年难逢的“翻身”机会，将一切道义负担，往制度上一推了事。中产阶级的生存哲学，既委曲无奈，又强悍露骨。这是中产阶级快意谋生的黄金时代，却未同步演化为营造中产阶级生存平台的黄金时代。

    七、中国的中产阶级，尽管发育不足，却已经是世界中产阶级第一大集群。中国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产阶级的自我建设。由于改革前期和中期拉动经济增长的加工业和建筑业开始收缩，服务业滞后的格局难以短时间扭转，中产阶级在数量上快速扩充的态势将不再延续，质量建设变得日益紧迫。

    中产阶级的质量建设，首先是专业建设。任何知识和产业，要达到足够的深刻，必须高度专业化。惟有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才能激发旺盛的科学文化创造力；惟有高度专业化的产业，才能衍生纷繁的新行业、新产品，提供源源不断的就业机会和国民收入生长点。如果每个行业都像“万金油”一样容易替代，那么不论对内对外，都会因为缺乏独创性而失去竞争力。对外只能为全球产业链充当低端加工的蓝领；对内只能靠自杀性降价、假冒伪劣、贿赂通融、借助行政甚至黑社会手段实行垄断等，在恶性竞争中一同走向停滞和凋敝。知识产品也一样，缺乏专业深度，就只能充当堆积资料和诠释基本概念的“蓝领”，无思想独创和自成一格的高端加工可言。必然形成抄袭、剽窃、哗众取宠和潜规则泛滥的局面。

    其次是价值建设。中产阶级要摆脱被动的、工具化的宿命，必须在专业知识之外，对广义的社会公正有所追求。现代意义的价值建设，并非简单的价值激情，而是高度专业化的、具有实证性质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从理论到实践的严密考量。包括内容、手段、时机、步骤、效果、代价、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等诸多环节，是价值在现实细节上的全面体现。没有这些考量，价值就只是一种制造幻觉的麻醉剂，把人引向恣意妄为的迷狂。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一切争斗无不以公平正义为理由，宗教战争、种族战争、经济战争、政治战争等，价值激情比当今强烈得多。却正是肤浅的价值认知和价值激情，导致无穷的社会灾难。

    尤其是中国，缺乏专业素养的价值建设，与历史上的农民造反和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无异。专业水平越低下，笼统的政治正确和哲学诡辩就越亢奋、越盛行。知识和产业的低水平过剩，与人口的低水平过剩交互作用，破坏性远大于建设性。一旦放任，便涣散崩溃，极权反而是最可靠的选择。所以，把各门类专业当作价值来建设，把价值门类当作专业来建设，是中产阶级成长的必由之路。

    八、中国中产阶级的质量建设，只能坚定地依靠自己，不能指望从别处得到更多的支援。这是因为，在表面上，中产阶级像一个“三通”插件，与社会上层和下层，以及外部世界，有着相互贯通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实质上却独立、抵触于各方，并被各方所抵触。

    1、  底层大众是中产阶级的母体，无论利益、情感还是立场，都有很强的亲缘性，但现实往往呈现相悖的一面。抛开反右和文革的惨痛境遇不说，仅三年前，遍及44个城市的打砸风潮，中产阶级就是主要的受害方。为什么呢？大抵由于，中产阶级刚从底层分化出来，是直接的竞争优胜者。大众若宣泄不满和愤懑，他们足够相干、足够脆弱、足够近便，随时可以“够得到”。在思维和行为上，他们也大都煞有介事、矫情刻薄，不像普通民众那样率真质朴，也不像权贵和大资产者那样，拥有“够不着”的气度和优越。所以，在历史中，对付这群“不上不下”的异类，经常是上下联手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亦不过是一种上下联手的方式。

    即便如此，中产阶级也没有理由采取对立的姿态。大众是母体，也是潜在的伙伴。“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不仅是简单的同情、维护和代言，或被条件反射式的民粹情绪同化。而是坚持自身的立场，以现代科学和人文理念同化大众。同时，创造广阔的产业空间和就业机会，使尽可能多的底层大众，进入现代产业体系，继而进入中产阶级。

    2、  与别国的“上层阶级”一样，中国的上层阶级，表现为较少的人掌握较多的权力和财富。不同的是，中国的上层阶级，还多了一份“一党执政”的背景。按照世界通行的说法，这是“政治不正确”的。中产阶级在本质上，更认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科学性和专业性，与一党之私是相隔膜、相抵触的。

    但改革以来，执政党也吸纳了多党制暨民主制的一些成份，如领袖限任制、地方职能分治，管理部门简化、去政治化和服务业化等。最重要的举措，是参照资本主义的做法，实行普遍的财产私有和经营自主。由此启动“大社会、小政府”的进程。

    改革初，全民处于人身依附状态，一切经济活动都在公有制框架内进行，绝对称得上“共产专制”。目前，中国九亿三千万劳动力中，隶属体制内的，已不到10%，绝大部分被非公有制经济裹挟，综合经济份额超过70%。体制内的劳动力，隶属行政部门的，也不到10%。其余是形形色色的专业协会和金融、交通、能源、通讯、教育、医疗、科技、文艺、媒体等国有企业，恰恰是中产阶级最密集的领域。与其将它们划入政府范畴，不如划入社会市场范畴。“大社会、小政府”的涵义，就是绝大部分人口，不靠政府生存；离开政府，社会也照样运行；即使改变产权关系，也至多类似股份上市和资本交易，属于常规的市场行为。大社会的实际组织者，就是中产阶级。

    从这个意义上讲，改革的过程，就是中产阶级引领的社会空间，不断挤压政府空间的过程；是科学化和专业化，取代政治化的过程；是中产阶级吸收和同化上下两个阶层，使自身不断壮大的过程。即便如此，指望执政党放弃“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承认中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在短期内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一党执政的法理依据，也是获取多数人支持的最大筹码。毕竟“工农联盟”尚占总人口七成以上。

    所以，中产阶级与执政党及上层阶级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更多地需要自我建设，而不是被建设，但双方并不是对立的关系。执政党及上层阶级，对中产阶级的专业执行力、社会市场组织力、知识和产业创造力，有很深的依赖，否则便不能维持现代生存。同样，中产阶级对执政党及上层阶级，也有很深的依赖。

    一是对政局稳定的依赖。中产阶级主要集中在服务业，与基础产业相比，一旦发生动荡，最容易受损伤，也最难恢复。何况农业早已饱和，加工业和建筑业开始收缩，经济成长亟待服务业拓展。投资信心和市场运作，均建立在政局稳定之上。二是对既有格局的依赖。作为新兴经济体，国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相结合的格局，最有利于中产阶级生长。民间私有制市场提供了创业便利，国家组建的空间和时间跨度较大的现代产业，也提供了中产阶级“跳空高开”、快速扩充的通道。彼此的依赖，决定了这种利益粘合，不是轻易可以撇开的。

    3、  中国的中产阶级，在科学知识和价值理念上，与西方相通。但在国际博弈和文明冲突的层面，中产阶级却是西方真正的竞争对手。大批发展中国家，也呈现出这一点。虚妄专横的意识形态和效率低下的经济体制，严重束缚国民的创造力，必将在自相恶斗中走向崩溃。中产阶级一旦成长起来，情势就不一样了，他们是推动传统社会向现代文明转型的中坚力量。向现代文明转型，就意味着拉近与西方的距离。基本标志是财产私有、市场经济和现代产业体系，以及民主政治。

    然而，中产阶级与西方，只是价值理念的同盟，不是利益的同盟。中产阶级越强大，越有可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抵触依附、谋求独立，在各方面讨价还价，拒绝不平等合作，因而未必受西方欢迎。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西方所扶持的，通常不是中产阶级当中积极建设的一方，而是较为极端、刻意反叛的一方。其结果，未必是使一个国家和民族，走向和平发展和现代文明，中东诸国的动荡便是例证。

    尽管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的主创团队，已转向中产阶级。但西方常见的态度，仍是一味强调整体的不正确性和非法性，没兴趣分辨中国社会的复杂机理和演进路径。这种态度，有效地激发了盲目排外的民粹情绪，也助长了妄自菲薄的逆反心理，势必损害中产阶级的成长环境。实际上，科学的、专业的、文化的中产阶级越发达，中国对外部世界越不具有威胁性，和平改良、日益趋同的可能性越大。扶持逆反、激发民粹，无非再制造出一个中东，而且规模大得多。在危及中国的同时，也在危及世界，危及现代文明。

    九、每每总结中国历史，都清楚地认识到，暴力倾轧、朝代更迭的无谓和无出路。不管口号多么新，仍是在复制旧循环。改变的方法其实也很清楚，就是突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源远流长的二元对立，实现科学的、和平的结构重建和机制重建。

    毫无疑问，中产阶级的不断壮大，就是结构重建；而以财产私有为根基、全民相互依存的现代产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就是机制重建。只要倾力推动这种重建，就具有权利的正当性。即使与西方模式不大相同，也是合国情、合民意、合天道的。这是中国中产阶级的使命，也是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