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构的困惑

周新京



    文学的极度虚构，造就了魔幻现实主义。一度风靡全球，“压扁”其它文体。但光怪陆离的幻想泡沫逐渐陈旧破灭，欧美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学创造力强劲反弹。新闻体、传记体、博物馆体等，后现代实证主义冰山浮出水面。真切确凿的生存体验、开阔犀利的观念拆解、细腻克制的叙述品味，成为难度挑战的新标尺。

    小说为避免善的乏味，不得不试图以虚构的、以及因虚构而无害的恶来求生存。反而是拥有巨大成本风险的纯文艺电影，敢于将虚构的、平凡卑微的善，当作拥抱的核心来呈现，杰作覆满那个门类的最高层。仿佛惟有它在守护至纯至洁至灵的人性之花。从这个角度看，在人性进化的路途上，小说要晚熟一些。

    抗日战争期间，浙大校长竺可桢，率领一千多学生，扛着三千多箱书，跋涉两千六百多公里，举校西迁。一边走，一边学习。“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堪称中国知识人的壮举。李约瑟博士前去讲学，把茅舍中的浙大，比作东方剑桥。这样的故事，不知为什么没有拍成电视剧。小说无人写是可以理解的，“多假呀！”

    一位在德国生活多年的同学说，无论邻居、同事，还是谈生意的伙伴，每天至少读一小时以上的书，交流读书心得便成为经常的话题。他即使读了中国作家的书，也不好意思提及，因为那等于告诉别人，自己情趣低下。好像在文学领域，也存在着国际分工。中国作家专门写丑恶变态的东西，而且写得很老到、很大气。

    一次看独立电影，导演讲解拍摄过程。得知凶案后，他特地赶到现场，找来演员，将情节复制一遍。“这是为欧洲拍的！”他踌躇满志地说。不知是确有订购呢，还是一厢情愿的向往。也许真有一条贸易链，类似器官走私，却不是每个后来者都能接上头的。欧洲喜欢丑恶变态的东西，恐怕是一个不实的传闻。

    将中国虚构文学的恶俗倾向，归于作家的个人故意，也不客观。起码有5个理由：1、如西蒙娜.薇依所言，在虚构文学中，恶的放纵和魅力四射，是普遍现象；2、小说遵循“后视镜”原理，主要写旧人旧事，而不是像时尚杂志那样，力求光鲜诱人；3、中国社会变化过快，旧人旧事与人们的日常感知相距较远；

    4、由于贫穷、动荡和政治狂热，中国的旧人旧事在罕见的困境中挣扎，逼近人性扭曲的极限和人类承受的极限；5、中国小说的起源，是市井说唱。与贵族化的传统诗歌和文论相比，更容易流于恶俗。与欧洲小说的实证陈述传统相比，更容易放纵无度。所以，即使才具相同，中国作家拿出的作品，也与欧美作家截然不同。

    “国际分工”就这样形成了，中国的虚构文学，成了举世瞩目的“恶之花”。若说中国作家完全受制于宿命，却也未必。即使题材无从规避，态度也可以选择。将那些丑恶变态的东西，当作苦难来悲悯、当作荒诞来讽喻、当作罪恶来批判，还是当作饰物来装点、当作趣味来赏玩、当作“绝活儿”来卖弄，是瞒不过人的。

    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到中国游览、工作和生活，普遍的感受是，眼前的中国，与头脑中的中国，相差20多年。20多年，正是“后视镜”的有效观照距离，其中应不乏虚构文学的贡献。说明20多年中，西方不是在和现实的中国打交道，而是在和虚构的、文本的中国打交道，和“恶之花”打交道。

    强悍的、妖冶的、烂熟的恶之花，引诱着新一代习作者，追随既有的国际分工。如同蓝领工人的儿子，仍是蓝领工人一样。无非持续营造两种氛围：一、“劣等种族”；二、“共产专制”。倘若恶趣不足，便分量不足、难度不足，并且良知不足、正确不足。在施展恶的想象方面，中国的后来者，常有难以取代的天分。

    当非虚构文体遭遇冷落的尴尬，是否意味着，恶的自由得到相应的维护？这是由扭曲而延伸下来的扭曲，被巧妙地掩过了。非虚构文体未必意味着善，却意味着任何情况下，都有宁静自在的生活，拍打不动才是本真。有恶说恶，有善说善，绝大部分只是平常。“往昔深邃而奇妙”，就看你懂不懂。

[ 本帖最后由 老周 于 2014-8-26 18:12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