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家和政治批评家的档次

上一篇 / 下一篇  2012-09-12 13: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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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家向来是人类的领导者,不论国家、民族、城邦和部落,也不论君主制、共和制或其它什么制,都是由政治家来协调整体利益、体现族群意志的。政治批评家则是与政治家和政治生活伴生的群体,由思想家、幕僚、社会贤达和专业知识分子组成。尽管他们的才能和智识千差万别,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档次:

    一流政治家,是超越教义和主义的。作为最高领导者,必须提倡各教义系统间求同存异,互敬互谅。而主义不过是社会管理方法,每种方法都含有合理成分,表达了不同群体的物质欲求和精神诉求,都应当适度采纳。每种制度的形成,都有复杂的历史渊源和族群共生机制。所以,不论对内对外,都倾向采取和平互惠的政策。

    二流政治家,在教义上倡导求同存异,标榜信仰自由。但在政治制度上,却有不容妥协的原则,强调主义的排他性和对立性,使世界和社会趋向分裂,冷战就是这种思维和政策的产物。但仍可以保证不同政体间和平对峙,遵守共同的公约,推动超政体的经济、文化和民间生活交流,不刻意制造敌意,不以消灭对方为目的。

    三流政治家,对主义不是太苛求,却跳不出固有的教义立场,无形中将其它教义系统摆在对立面。但不反对世俗领域的独立性,承认各教义系统共同遵守的世俗法则和普世价值,尤其是民间的财产私有权和经营权、思想和文化选择权、与外部世界的自由交流和迁移权,尊重不同政体的自主权。在政策上,对不同教义系统却有明显的亲疏之分。

    四流政治家,对教义无明确倾向,却将主义当作了教义。主义不过是一种社会管理方法,一种工具,或器物。主义的教义化,是拜物教的一种形式,属于原始思维。在此基础上,如果并不限制世俗权利,以及思想文化的独立性和人身自由,尚不过分违背人性、阻碍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与外部世界也有较大的兼容性。

    五流政治家,不仅将主义当作教义,在教义上也有森严的原教旨特征。具体表现是,主义从政策到实践,都愈发极端和狭隘,具有了强烈的排他性、攻击性和毁灭性。教义也深刻地侵入世俗领域,在思想、道德、文化、教育、商贸经营、社会交往、日常风俗等各方面干预人们的生活,与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已十分相近。

    六流政治家,无所谓教义,无所谓主义,一切都可以为我所用,一切也都可以废弃不用,一切都围绕着取得并巩固私家统治。丛林搏杀的最强者,真正的窃国大盗、独夫民贼。偶尔的爱民也是出于笼络人心、维护统治的考虑。当然,如果一开始就如此,是得不到天下的,都要靠主义和教义喊得最凶、功勋最卓著起家。

    政治家如此,政治批评家也如此。不论选择什么教义和主义,以六流的方式信奉,就是六流的。即使信奉的对象是二流的,信奉的水平仍是六流的。六流是什么概念?就是只要能出人头地,褒贬什么都可以。而且不择一切手段,不顾忌伤害任何人。什么口号都喊到极端,不给他人留余地,所谓政治流氓,大多是这类人。

    五流批评家,具有高度的攻击性和理念洁癖。不顾历史基础和现实条件,看什么都不顺眼,但自己崇尚的东西,却无法凭空实现,除了散布绝望厌世的情绪,就没有其它事可做了。四流批评家,是狂热的主义信徒,以主义的准绳衡量社会和私人生活的一切方面。把主义当作万能钥匙,似乎主义一到,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三流批评家,相对较宽容。兄弟姐妹不论分布在哪里,都是一家人。但对其它教义系统或教义系统以外的人,就不那么亲善了,争执起来也难免引发“文明的冲突”。二流批评家,更超脱一些。不拘泥教义,但信奉主义,却保持在科学的限度内,虽然认为主义应当一统天下,却愿意承认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

    一流批评家,不作任何先入为主的界定,不排除一切探索和实验,前提是人道与和平。尊重历史沿革的丰富性和未来发展的无限性,尊重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和路径。为人类认知和实践的充分舒展,保持最大的可能。实际上,无论上古的圣贤还是现代的思想大师,都是如此。只不过困于处境和心境,一般人很难超越自己。

    可见,从六流到一流,包容的范围越来越大,排斥的范围越来越小;而从一流到六流,则是狭隘性、自私性、残暴性和危害性越来越大,造福的范围越来越小。政治家和政治批评家,并非永远处于某个档次。一般情况下,随着经验和见识积累,档次逐步提高。但也有打天下时属于一流,得天下后属于六流的。可能由于本质蜕变,也可能由于情势使然。

    此外,一些政治家,在国内被制度约束着,能达到一、二流的水平。在国际上放开手脚,立刻掉下几个档次,现出低劣的原形。弱小国家的民众和异教徒,总要为他们的存在,付出生命和生活的代价。另有一些政治家,在国际上兼容并蓄、纵横捭阖,呈一、二流姿态。对国内的异见,却不大能容忍。不同的领域,档次不同。

    还有一些政治家,奉行的制度和理念是一、二流的,却因行政能力不足,被各种社会势力牵制,施政效果是三、四流的;也有一些政治家,在实践中不拘一格、锐意进取、成效显著,属于一、二流的。理论表述却牵强生硬,属于三、四流的。前者“眼高手低”,颇为常见;后者“手高眼低”,就比较奇怪了。

    一流政治家和政治批评家,虽然包容范围是最大的,发挥的历史作用却未必是最大的。正如扁鹊和他兄弟的传说,大兄防患于未然,二兄疗病于初起,唯有扁鹊,以“妙手回春”著称,人们便认为扁鹊的医术最高明。“小医医人,大医医国。”政治也是这个道理,人们往往更看重临危受命、力挽狂澜的角色。然而,如果社会总处于临危状态,恰恰说明政治家低能。

   媒体政治时代,大兄和二兄的做派,更无人认可。那相当于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违背锱铢必较的功利理性。政治家和政治批评家,争相扮演扁鹊。即使天下无事,也要危言耸听,人为激化矛盾,争一时之宠。甚至拿公众的生命和财产冒险,闹出莫大的动静,心急火燎地“创造历史”。可以说,媒体政治时代,政治家和政治批评家的档次,整体下降了。

    并非动静闹得越大,就越接近一流。比如希特勒,按上述分类,应在五、六流之间。但那个历史时期,他发挥的作用,绝不比战胜他的人小。这就如同,当一个人发疯时,好几个正常人才能按住他,却并未抬高他的档次。总的来说,还是一流的政治家和政治批评家影响更深远。就像外围的大气层,人们尽享庇护之功,却容易忽略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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