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精英与知识分子（时政）

    理性、精英、知识分子，这三者是一回事吗？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那真是天下之大幸。可惜他们经常是分离的、交错的或对立的。对三者关系的追究，往往连罗卜带泥都拽出来。

    1、 关于精英

    精英一般是指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占据社会要冲、左右社会事务和公众舆论的风云人物。在多数情况下，精英的位置是由知识学养优异者或知识分子占据的，但有些时候也不是这样。

    比如文革，知识学养优异被看作一种罪行，是要打入社会底层接受惩罚的。占据社会要冲、左右公共舆论的，是那些"无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三代贫农比两代贫农更有血统资格，两代贫农比一代贫农更有天赋特权。

    在拥有同等血统的条件下，则要看谁更能够灵活地把握机会、撕破脸皮，出人意料地撒泼发狠，只要别人还存着些廉耻，使不出这套极致的功夫，位置就是自己的了。比如张铁生，一看卷子不好答，索性交白卷，痛斥教育制度不合理，然后一路叫骂下去，就可以当教育部长。

    当年的精英们，不仅醉心治人之乐，实惠也照样不少捞。权位高一些的，以工资制、供给制和补贴制来颐养自己和家人，权位低一些的，则亲自动手，编织资源互换的关系网。

    厂支部书记路过副食店，佯作挠头伸出三个手指头，晚上三斤上好的五花肉就会送到家去。寻常百姓排半天队，只能买白花花的大肥膘。不过这肉也不是白来的，副食店头头的小舅子，就被书记安排到厂里上班，这是"双赢"的关系。

    当年的紧缺资源，罗列起来大致有：户口、就业、住房、食品、日用品、上学、就医等等，精英及其家人们无例外是优先享用的。另有一种资源，至今仍是热门话题，那就是青春和美色。不论何处，小女子出落得稍有模样，就被辖区精英们盯上，对其本人和家人威逼利诱，或自己享用，或配与子女。那些急于返城的女知青，所要迈的最大门槛，是乡村书记们的炕，就像女演员迈导演的床一样。

    一些文化机构，如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精英们凭工龄和级别凌驾知识分子之上是理所当然的，后勤人员甚至比知识分子还多，大都是精英们远远近近的亲属。在分房、提工资、劳保福利等方面，知识分子有时还不如一个扫厕所的。因为知识分子用于学习的时间多，结婚生子晚，孩子也少。后勤人员则门丁兴旺，更有理由享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住房和福利补贴。于是知识分子成了拉车的牲口，没有他们，学校和院所就没有名目去索要财政拨款，车上坐的，却是精英和七姑八姨们。

    这种状况一直延伸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许多空怀抱负的年轻学子，就是不堪忍受待遇不公和没落精英们的嫉妒排挤而愤然出走的。

    如今，一些人动辄咒骂精英，只不过在缅怀他们失去的精英地位而已。遗憾的是，时代抛弃了当年的精英，选择了当今的精英。原因很简单，当年的精英，除了恩泽少数亲朋，以专横无知为祸单位外，并不能给民众带来什么好处。当今的精英，每创造一亿产值，就可以提供上千个就业机会和上千万财政收入，令社会和民众受益。

    当年的精英，带动的是愚昧的积累、贫困的积累、封闭和惨剧的积累。当今的精英，带动的是财富的积累、知识的积累、开明务实理念的积累，以及与现代世界沟通和谅解的积累。

    而且，当今精英是不论血统的，不管来自哪个阶层，只要努力，就会赢得尊重。当今精英也是不拘一格的，学历和书本知识并不是唯一的途径，除逻辑智能外，社会智能、商务智能、技术智能、身体智能、艺术智能等等，不论哪种智能充分施展，都可以成为业内翘楚，进入精英行列。不像当年的精英，不仅以自身的无知无能作为登堂入室的条件，还必须祖上三代无知无能。

    需要澄清的是，当年精英们煞有介事营造的血统舆论，并不能代表广大民众，从过去到现在，普通民众所想和所做的，只是节衣缩食、耗尽心血，把自己的后代培养成有知识、懂道理的人，让他们去圆自己未能实现的知识梦，靠真本事去服务社会，造福苍生。

    2、关于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展开对知识分子的围剿。1957年反右，构成第一次浪潮。据"引蛇出洞"的初步摸底，本来不过4000余人，最终却达到55万人。主要是中基层无产阶级精英们，把自己看不惯的知识分子，都趁机罗织罪名扔到刑狱中去。文革则进一步扩大，不管右不右，只要是知识分子，就视同有罪。

    那些军宣队、工宣队、贫下中农代表们，对知识分子的"再教育"，如同宗教审判所一样严酷无情。所谓干校，与劳役服刑并无二致，包括他们的子女，不仅劳动强度大，不准乱讲话，其它一切都要向工农兵看齐。因此，他们既是精英，又是无所不管的狱卒。

    "改造"的内容首先是思想，然后是生活细节。如衣装笔挺、款式特别、表情冷漠、见人不主动打招呼、不与周围的人拉家常，晚睡晚起、皮肤发白、气质文弱、举手投足不够朴实、看见美丽景色过于激动等，都被认为是错误的、需要批判和纠正的。

    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打压、戏弄和迫害，几乎贯穿着精英们当家作主的时期，至今仍有人秉承昔日主子的遗风，以辱骂知识分子为乐。但这些人似乎忘了，他们所谓的工农革命，正是在知识分子的领导下进行的。否则哪有什么打江山坐天下，顶多是又一场失败的农民起义。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论智能、论知识才学，均是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且个个是地主富农和官宦的子弟，不论从个人还是从家庭，都跟工农群众划不上等号，他们只是出于道义、信念和良知，才同民众站在一起。而那些道义、信念和良知，主要是从知识中得来的。

    其实，文革精英的特权之一，就是将自己或子女荐入高等学校，他们同样希望去当知识分子。于是形成一个错乱的逻辑，一群在知识分子领导下获得社会地位、并力图使自己或后代成为知识分子的人，却一味地侮辱知识分子。一旦得势，又极尽能事地欺压知识分子。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为荒诞丑陋的现象了。

    一年前，电视剧《暗算》轰动热播，其中的天才数学家黄依依，便死在一个悍妇手里。虽然那悍妇不是精英，却体现了那时期猖獗的意识形态。尽管那是知识分子高度密集的地方，管理者本身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悍妇仍可以站在自命的道德和政治高处，肆意撒泼。令人欣慰的是，悍妇受到了制裁，不像当年的精英们，制造了众多惨剧却逍遥法外。

    中共当代的领导人，仍个个是从知识分子中走来的，管理现代经济和社会，处理现代国际关系，没有足够的知识准备是不可能的。改革30年，就是知识分子替代非知识分子的过程，同时也是非知识分子通过学习进而变成知识分子的过程。在中国当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事务中，知识分子已成为主导的力量。改革30年的成就，已充分演绎了这一过程的积极效果。

    然而奇怪的是，不仅那些没落精英保持着对知识分子的敌意，一些知识分子也鄙视自己的身份，似乎那是一种不光彩的称谓，惟恐为此惹什么是非、担什么责任。这只能说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明显落后于所处的时代。中国在极度变态的环境下形成的扭曲价值观，仍在继续发挥作用。一些人口口声声反极权，却一提知识分子就立刻同极权保持一致。

    不论怎样，一个不尊重知识、从而不尊重知识分子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而一个放弃知识和道义使命的知识分子阶层，也难免会同昔日那些精英一起，成为历史的耻辱。起码这种放弃，是对当年精英的某种屈从和认同，使自己沦为那些绝望的、虚张声势的没落者的无谓附庸。

    3、关于理性

    狭义的知识分子，是有明确的人文内涵的。广义的知识分子，用高等教育就可以划分。尽管高等教育门类众多，但与初级教育相比，它所训练的，是一种系统的思维能力和实证方法，即具有一定深度和广度的理性精神。这种精神是一个社会走向科学和健全的基础。

    当今发达国家的人口总数中，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都占到50%以上。我国刚改革时，这个比例仅为0.6%，20年后达到3%，1999年实行扩招，录取人数成倍增加，至今仍未到6%。连经济状况不如我们的印度，都比我们高出近一倍。

    而且印度的高等教育系统，被公认是世界一流的，我们却由于加大投资匆匆扩招，致使教育质量明显降低。许多大学毕业生只具有中学水平，研究生只具有大学水平。

    从网络信息的互动状况，也可以间接地看出这部分"前卫国民"的素质。据调查显示，中国的网民已接近2亿，主要是大中学生和知识分子。但认真探讨甚少，起哄叫骂与无聊灌水铺天盖地，理性精神极其微弱。

    国际经验表明，当中等收入阶层和知识分子达到一定规模时，社会的和平、公正和效率才能够正常实现。目前中国高等教育人口不到七千万人，中等收入阶层约一亿三千万人。现代世界以极大的兴趣把目光投到这部分人身上，认为未来中国的理性、秩序和变革，将由这部分人来承担。但他们恐怕是要失望了。

    虽然知识分子一般更容易趋向理性，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与理性不是那么容易同一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曾以卓越的理性，在各种巨大的权力和利益板块之间运筹，最终获取政权。但不久又失去理性，给民众带来一场又一场巨大灾难。

    当今的知识分子，基本已实现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全面入主。却因缺乏足够的人文素养，分化为各行其是的诸多群体——沉迷实惠一心捞钱的、枉法变质窃取公产的、贪恋权力抵触改革的、无视公义嬉戏妄为的、消极避世散淡自娱的、沦落失意转为网络骂手的（比如我），等等。他们无疑拥有驾御各自领域的"小理性"，却不具备服务公众引领时代的大理性，这些群体通常互相蔑视、互相拆台，难以形成广大的合力推动社会前进。

    好在商品经济的大机器，会在他们得到自己那一份的同时，自动"扣除"更多的剩余，惠及其他人，知识的社会效能，也是按级数关系发散的。这便是知识分子比当年精英更有价值的地方。当然知识分子中也有另外的群体，而且人数不少。比如兢兢业业勤勉务实的，孜孜不倦赤诚求真的，等等。但他们通常进入不了人们的视野。

    在这种情况下，倡导一下理性精神岂不是十分必要？起码不会让现代世界太失望。倡导理性精神，不等于剥夺叫骂起哄的权利。如果有2亿人在叫骂起哄，一百万人在认真探讨，那么这一百万人，可不可以逐渐变成一百二十万人，一百五十万人？尽管无改大局，也要对那些执政的、经商的、从文的、做事的，提供一些旁观的建议和批评，构成一点监督的压力。难道不是理性的监督比叫骂的监督更加有益和有力吗？

    理性并非无所作为，中国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探讨，尤其是关于民主。当前的风气是，不论涉及什么具体问题，都简单地把责任往极权上一扔了事，绝对正确，绝对轻松，但也绝对无用。从五四叫嚷到现在，快一个世纪了，中间经历了那么多摸索，形成那么多思路，全球又提供了那么多范例，不去研究和求证，却只停留在复诵基本概念上。那些概念加起来不过十几个单词，连鹦鹉都能胜任，又何必要知识分子？

    民主不是一场狂欢节，民主是一项涉及人们生活各个方面的艰巨而漫长的建设实践，需要充分的知识准备和理论准备。叫骂却是不用准备的，就像随地大小便一样，原始人就会。数亿骂徒扑上去，却发现捉住的不是民主，而是比极权更古老、更糟糕的东西。

    民主的对立面是极权，而极权的最大帮凶是蒙昧，理性则是它最大的敌人。如果我们反对理性，为蒙昧开脱，就是在不知不觉地养育极权和成全极权。若要把民主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和信仰，首先要把理性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和信仰。正如资本不是人，而是一种关系的总和一样，极权也不是人，是一种关系的总和，极权在我们身上也是有份的，但我们完全有能力让蒙昧冲动的链条从我们身上断开。所以，相对我们自己而言，最大的理性就是，看遍全球、望遍星空，收回心来，从我做起。

    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