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爱主义即平等主义》

            《兼爱主义即平等主义》

                  来源：精英博客  发布者：赵四连

   
    兼爱论：强权、民权与自由

    兼爱论是中国的轴心时代提出的社会构建理论之一，韩非子说“当时之显学，儒墨也。”足以说明墨学在轴心时代地位的崇高。

  在“当时”，韩非子所说的“儒”并非孔子的学说，而是孔子学说的演变，即所谓儒分八家，家家之异则在彼此对社会认识和建议的参差。例如韩非一系出自荀况，又出自孔子的弟子子夏，是主张崇圣隆礼的，即现代中国式的特权天授的精英学说，这里的精英桂冠是“上天”――也就是“领导”给定的，与西方精英说――自发产生于民间的精英现象不同，是一类强权学说；而墨学同样属于孔子学说的流脉，郭老认为其源在孔子的另外一个弟子子张，是主张兼爱的平民学说。子夏和子张的人格本性与社会意识在他们随学孔子的时期已经有了表现――可见于《论语》，后来各逞所长，居然成为中国社会学的两大流派，即法家和墨学，或称专制主义和平民主义，其滂沱之势令人叹为观止。

   任何理论的传续固然因变于创建者对社会理解的深刻度，其决定权则在当代的事实与社会大众的认同。韩非的专制主义和墨子的平民主义在现代国际和当代中国仍然构成相互对立的思维主流，皆显学也。

例如对殖民主义残余的清除，胡锦涛提出了“建设新型国家关系”，殖民主义残余和新型国家关系构成现代强权与反强权的交集。胡锦涛的“建设新型国家关系”是前期国际关系的归纳，也是未来国际关系的指导。胡锦涛是在访问法国、葡萄牙前夕接受《费加罗报》和卢萨社的采访时说的。他强调，我们主张各国树立共赢理念，把本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共享成功经验，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开展合作。我们主张各国和谐共处，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胡锦涛的主张有着强烈的兼爱主义的特质。

   同样的，近期发生于国内的“我爸是李刚”事件引起中国社会广泛的民愤，这个民愤的内涵同样是兼爱主义。

不过，兼爱主义与自由主义是有区别的：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西方一些战略家一直认为中国将报复19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对“黄祸”的恐惧是信奉自由主义的西方列强与生俱来的。但是，从兼爱主义的角度说，这种冤冤相报对社会的未来又有什么好处？何不采取另外一种合作的形式以求取权力的平衡？胡锦涛的新国家关系说说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据说，“李刚”案也已经和谐了，也引起自由主义者的责难，如同前些时候的邓玉娇案。正如新京报的标题：“我爸是李刚”背后的权力骄横。从自由主义的角度看问题，刹不住强权还杀不了李刚吗？但是从兼爱主义的角度说，杀了李刚就能够刹住强权吗？何不彼此退一步以实现此消彼长。

  胡锦涛的主张和“李刚”案的处理都有着强烈的兼爱主义的特质。

   所谓兼爱主义的特质即“兼以易别”，即平等主义。也就是反对儒家主张的“爱有差等”的等级观点――这种观点在后邓小平时代有了猛烈的伸展，例如年薪制的发生，于是“兼以易别”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强调。

  所谓兼爱主义的特质即“兼相爱，交相利”，即共和主义，与儒家的义利分割的绝对化有明显的区别，实际上也与西方的自由主义的强调也有明显的区别。根据中国的阴阳学说，事物存在无不有善恶二重性，兼爱则重视良善的一面，约束丑恶的一面，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强化社会存在的基础性质之一即人与人的相爱，而同时以一种互利的方式解决社会存在的另外一个基础性质即人与人的相互联系。

   墨子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爱生也，是以仁者誉之。”（《墨子－兼爱中》）

   胡锦涛的新国家关系说，现代中国解决争端的和谐论都在演示兼爱主义。是不是应该把现实归纳为理论？是不是提出一个系统的社会文化的主张？墨学应该能够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对于这个问题，予笔者有深深的触动，于是写《墨子情怀》，所谓兼爱主义试论如下：

《墨子情怀》

前言：

  墨翟先生是一个淳厚长者，这是读《墨子》的第一印象。周代八百余年，前期的西周大约政通人和，气象万千，为后人景仰，老子、孔子、墨子都是景仰者中人。东周孕育乱象，终至有了战国时期的纷纷攘攘，也终于导致了秦统一天下。秦始皇固然残暴，但是社会希望安宁的愿望却更为强烈，这也是后来历代兴亡的原因之一。读老子、孔子、墨子诸先贤的书，可以了解当时的场景，也多少可以明瞭祸福之数、兴亡之道。

   后来人大多不能明白先贤的思路，以偏狹的心态追随某一学派，于是有了诸多议论。学老庄的必定攻击孔孟，而儒生们总喜欢诽议老子；儒、墨之争也是如此。对墨子意见最大的则是孟子和荀子了，不过期间有许多是政见的差别，并非如后人的演绎。

    儒、墨的区别在对“孝道”的理解，儒学的基础是“孝道”，可是墨子却主张兼爱，也就是现代人说的让人间充满爱，用墨子的话说，就是“孝天下之為人子者，使以孝其親。”于是孔孟后人即以为墨子的观点是无君无父，这当然让墨子冤枉之极。批评墨子的另一人是荀子，荀况是其时诸君中最能顺应世事的明白人，他主张禮論樂論，看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为封建专制找到了理论依据。而墨子则认为应该節葬非樂，因为在墨子看来，社会实在是糟糕透了，非得好好整整不可。

   时代的发展符合了荀况的理念，后来的封建社会基本按照荀、孟二人的主张发展。所谓主导中国封建制度的王道、霸道，儒家或法家，其实同出孔子一家。于是老子也罢、墨子也罢，都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但是，也不能阻挡历代研究者对墨学的讨论，尤其是封建史在中国结束的现在，读《墨子》会有新的感受。

一、墨子是一个平民主义者：

墨子是一个平民思想家，从《墨子》一书中很容易得出这个评价。后人喻墨子为中国的基督，说他们的思想相类，倒也符实。但是，墨子思想的形成早于基督教3-5世纪，喻西方的基督是中国的墨子应该更为准确。我们不准备宣扬大中华主义，当然也没有必要信奉洋奴哲学。“自由、平等、愽爱。”非西方所有，亦非资产阶级独有，它是人类共有的理想。

《墨子》中的兼爱理论向后人全面阐述了愽爱的理念。

《墨子》中讨论兼爱理论的有三篇，是弟子们根据墨子的言行演绎而成，读之颇有感触。

(一)

  《兼愛上第十四》篇中这样写到，圣人想要治理好天下，就必须知道社会矛盾形成的的原因，正如医生必须知道病人的病根才能治病。

   天下为什么乱呢？无非是大家自私自利，即使是父子、兄弟之间都是奉行生存竞争哲学，勾心斗角而不能互相关照，和盗贼一样心狠手辣。

  如果使大家相亲相爱，国和国之间就不会互相攻击，家与家之间就不会产生矛盾，盗贼没有了，上、下级互相关照，父亲慈祥、儿子孝顺，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因此“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这里的“恶”字相对于“爱”，应该理解为仇恨，那么这句话就很明白了：如果圣人治理天下，不是纵容、鼓励甚至制造仇恨，而是劝导大家友爱，和睦共处。兼愛和谐则天下平安，矛盾丛生则天下必乱。

   这种观点和西方的达尔文主义确实有本质的区别。也可见现代精英制造“弱势”群体，激化种种社会矛盾的理念是多么丑恶。

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二)

   没有生存竞争就没有社会的发展，这是达尔文主义者的主张。中国的精英们鼓吹达尔文主义似乎振振有词，无非是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置民众于资本主义原始阶段的水火之中。

   显然墨子有不同的看法。在《兼愛中第十五》中子墨子曰:「仁人之所以為事者，必興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為事者也。」这一段话说明白了。一个真正为民谋事者，他的责任就是兴利除弊。

如果使企业破产而不能救，反而让职工下岗，置其于死地；如果为了搞自己的形象工程而不顾资金短缺，大量拖欠饥贫的农民工的工资。这是兴利除弊吗？

   对此类行径，子墨子谴责到：「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敖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显然墨子是真正的仁者，他在二千多年前就痛斥现代那些以强凌弱、以富侮貧、以貴傲賤、以詐欺愚的现象。

   在这里墨子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主张，子墨子言曰：「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认为，人类既爱自己也爱别人，与人交往要彼此有利。这个观点后世理解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于是天下之士君子说了：“是啊，如果大家都能做到就好啦，可是，这也太难了。”用现代人的说法，只有利益才能驱动人的积极性，没有利益谁愿意白干呢？

   墨子质问到：如果让人去攻城野戰，常常殺身也只是为了一个“名”，可是大家都去了。难道相亲相爱能比它更难吗？

   墨子以为，想要办好一件事，关键的是社会的引导和榜样的力量。过去，生于患难的晉文公对于华美的衣饰不感兴趣，下级们都穿着朴素的衣服去见他，形成节俭的社会风气；楚灵王喜欢看到手下纤细的腰，大家都饥饿着上朝，一个个面容憔悴；越王句踐需要战士的勇敢，只要冲锋的鼓响，大家都不顾火焰冲天，破碎亂行，蹈火而死。那么难办的三件事，只要领导率先垂范，大家也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子墨子言曰：兼爱一事“此何難之有焉，特君不以為政，而士不以為行故也。”也就是说如果领导不把它当回事，大家也就不以为然了。

   于是天下之士君子又说了：「是啊，如果能够兼爱当然好，但是难以办到呵，就象扛着泰山跳过黄河一样，是不可能的」

  子墨子反驳了：“是非其譬也。”他认为，兼相愛、交相利和扛着泰山跳过黄河并非一回事，古圣王其实都做到了。例如大禹治水，通达四方、利于天下；周文王扶弱济贫，仁德布于天下；周武王则愿意为天下之利赴汤蹈火，也就有了后世“萬方有罪，維予一人。”的典故，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和榜样啊!

   墨子问到：三圣人能够做到的事，为什么我们做不到呢？

  因此墨子认为，既然大家都希望天下富强，社会安宁，就应该「兼相愛、交相利」，这是圣王的方法，天下大治的必行之道，不能不务实为之。

(三)

   墨子提出的“兼爱”是不分亲疏贵贱的博爱，这其实就是古代中国的大同思想。“兼”是集体主义，区别于“别，“别”是个人主义。墨子主张“兼以易別”，也是以集体主义更替个人主义，不如此，兼爱是不可能的。笔者以为，这是《兼愛下第十六》讨论的主题。

在《兼愛下第十六》这一节中墨子列举了天下之三大害，并且提出了解决三大害方法。所谓天下之三大害：

其一，持强凌弱，以众暴寡，以诈谋愚，以貴傲賤；

其二，执政者刻薄，为臣者不忠，父亲不慈，儿子不孝；

其三、社会黑势力以兵刃、毒藥、水火互相攻击。

三大害产生根源在于以个人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而要改变个人主义的方法只有集体主义。如果大家都关心他人如关心自己，那么就可以做到“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

正如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仇。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

对于培养社会的集体主义精神，墨子显然很有信心。他认为，人们能够做到“兼相愛交相利”，犹如火焰向上，流水朝下。因为，只要走上了共同致富的圣王之道，先富起来的一族才可以高枕无忧，平民百姓才能丰衣足食。所以君子必定要奉集体主义而行之。当领导的关心民众，老百姓支持领导的工作，父母子女相亲相爱，左邻右舍互相关爱，这是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四)

  墨子的兼愛理论是庶民的思想，和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平等、愽爱的思想是一致的。后者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旗帜，是第三等级---由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共同组成的利益群体的思想。这一思想的对立面就是由僧侣和贵族组成的利益集团，以及他们所维护的封建专制思想。

  感受到兼愛理论冲击的还有中国的官儒们—-有些人称之为犬儒，意为封建朝廷的走狗。他们是一些掌握了特权，或者是自以为可以掌握特权的人们。他们惊惶失措地注视着墨子们的主张，斥之为“无君无父”，或者其他等等。

  现代的官儒们则自视为精英分子，在他们看来民众只是任凭他们宰割的弱势群体，于是有了“下岗”、“欠薪”、“民工”、“40-50”等等名堂。精英分子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其原因应该是：现代中国承认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意识，却忘记了兼爱(平等、愽爱)的价值体系，于是前者得以在无约束的情况下胡作非为。

  幸亏，与这些精英主义相对立的平民主义自古有之，历代也不乏传人。最起码还可以举出较有声望的一些名人。例如，梁启超挺身疾呼：“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里两千年……”；胡适则著作《先秦名学史》，称《墨子》是“真正有价值的唯一著作”，“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科学的方法的创始人”；而人民领袖毛泽东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则明确认定墨子是“人民思想家”。

壶公评论曰：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制衡的社会，兼爱(平等、愽爱)的价值体系为现代社会提供的是一个基本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们所作的一切是否有利于人民，人民至上。

                                                 壶公评论写于05－02 于麒麟山麓

[ 本帖最后由 画梅花女人 于 2010-11-28 20:03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