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Dr. Yalom想到革命之路

如果电影《革命之路》（Revolutionary Road）的女主角有幸碰到像Yalom这样的心理医生，可能故事的结尾就要重写。

先说Yalom医生，我从茶茶道的博客里有幸听说他，刚看完了他的两本小故事集：“Momma and the Meaning of Life: Tales of Psychotherapy ”，“Love's Executioner: & Other Tales of Psychotherapy .”

每一篇都是个有趣的心理咨询，医生和患者互动。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双方的平等，并非此才子名医正居高临下地给对方瞧病，而是俩人在谈心，在共同探讨关于人性的话题。

苏格拉底的名句“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是Yalom医生的一条黄金准则（这句话我在Peter Hessler的《Oracle Bones》书中讲到中国早期知识分子时也反复读到）。我对心理治疗是外行，但有过一点点亲身体验，它的奇妙之处在于表达和倾听。好的心理医生善于帮助我们打开内心之门，让那个遭压抑的自我重见天日。想想看，如果对面做着个关心你，尊重你，处处为你着想的陌生人，尤其是对方思路清晰，感情与你接轨，你的烦恼一下子就会少了一半（若再是个甚有爱心的异性，你也许连给他付费这回事都会抛在脑后了）。至少，当你和盘托出自己的苦恼时，你就不再是 独自在承受一个黑色秘密的煎熬。

其二则是Yalom的每个故事都有个耐人寻味的结局。本来，生活中的麻烦事不都是“剪不断，理还乱”吗？但读了他的故事，却给人整出一些头绪来。当然他不是什么仙人指路，生老病死依旧在所难免，但可以改变的是患者对人生的态度，由逃避到正视，由愤恨到接受。由消极到积极。说到底，做出改变的仍是患者自己，医生只是帮助对方找回那个错置的自我。有点像是玩Suduko游戏，最终都有一个解，就在于我们是不是该试的都试遍了。有个朋友曾问我，什么样的事能让我高兴？究竟是做我所想做的，还是做我能做的。我说当然是前者，不过两者都要更好。他回答说最好是后者，前者可能是很多烦恼的隐患呢；况且，只做我们想做的，说不定还会给别人带来烦恼。这样的思路就给我们的选择提供了更多的回旋余地，Yalom的书正是深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不厌其烦地叫我们正视现实的镜中的我们自己。

说到这里，就又回到《革命之路》的电影。影片展示的是美国五十年代suburban life的一个家庭。按说车子，房子，票子，孩子都有了，由《泰坦尼克》男女主角再做搭档的夫妇俩却走进了琐碎生活所带来的黑暗漩涡。热爱表演的妻子突发奇想地决定搬去巴黎，她认为这样对丈夫也是最好，让他从一份无聊的职员工作中解放出来，有空闲设计一下更精彩的人生。然而，现实和梦想总有距离（剧情就不再赘述）… 影片中很精彩的，还穿插着一段一个精神病数学天才同夫妇俩的精辟对话。

这个电影虽跟革命无关，但依然让我想到革命的狂热性。因为女主角就像个过于冲动的革命者，改变的初衷虽是好的，但盲目的行为缺乏深思熟虑的过程。就像人们常说找工作好比买新衣，都是穿着旧的去买新的，哪有脱光了旧的，一丝不挂地跑出去找新的？如果女主角有幸遇到Yalom医生，起码会先坐下来，头脑降降温，再做选择时恐怕就不会是非黑既白的走两个极端。当然，女主角的激情也许是艺术家的必需，哪怕是飞蛾扑火，那我就不得而知了，因为Yalom医生书中的病人大都仍属于我这类非天才的凡夫俗子。

另外，还听朋友讲过墨子的“兼爱”一说。如果影片中夫妇俩人果真懂得爱，他们就会多为对方的益处着想，首先可能会注意“话到嘴边留三分”的原则，而不是唇枪舌箭地一吐为快。也许女方认为她所做的都是为对方好，但那也许只是一厢情愿，她的爱参杂着许多自爱。不过，我们中谁又能做到“当局者清”呢？看来，必要的时候，还得花钱找一个局外人，像耐心的Yalom医生之类。

此片还引起我们许多其它方面的联想，比如对美国suburban life的反思。这是一种开始于五十年代的新型生活方式，好比一个绚烂的美国梦，必有它另一面的代价。一幢幢独门独户的城郊别墅，给人心带来隔阂，以及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更别提一辆辆私家车所造成的能源浪费。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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