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逾越”——浅论欧阳江河的《凤凰》

“危险的逾越”——浅论欧阳江河的《凤凰》

李路平

早先对欧阳江河并没有留意，我相信那些年我是接触过他的作品的，可是它们就像是我当初学习过的专业课一样，空空的只剩下一个名称（或叫做标题）了。今年秋天，徐威一直说想买2012年春季号的《今天》，因为上面登载了格非的《隐身衣》和欧阳江河的《凤凰》，那个时候，他大概只是听说还没有看过吧，因为昨天我问他的时候，他说他还没看完，“也不怎么样”。

我也是受了他的“蛊惑”，在《花城》上刚刚看见它的时候，就急不可耐地要把它抄下来，这样花去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可是就在这几个小时里，我感觉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但并不是作品有多么的好，而是在抄写的过程中，我似乎在跳荡的“凤凰”中抓住了什么，隐约中好像觉得“凤凰”这个意向联系了中华的五千年传统，它在各节里出现都代表了一个明晰的指向，可惜的是当时没有随手记录下来，当我再次细读的时候又很难把握了。

世间的好诗，我想大概可以分成这几类：能看懂也知道它好，比如中国的古典诗词曲赋；看不懂也觉得它好，就像国外的许多诗歌，由于文化和地域的差异所以较难把握；看不懂也不觉得它好但别人都说它好，我们看见的很多诗歌都是这个样子。《凤凰》属于最后一种，或者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类。如果就单独看《凤凰》而不去多了解一些欧阳江河，怕我也会抄完之后就忘干净了，然而就是那朦胧的一点似乎被我抓住了而我又说不出来的感觉，要我去看他的其他的作品，于是，《悬棺》、《手枪》、《汉英之间》、《玻璃工厂》、《最后的幻象》、《傍晚穿过广场》、《公开的独白》、《泰姬陵之泪》和《那么，威尼斯呢？》就一一地浮现了出来……

可以说，它们的“浮现”，就像是植物钻出地表，在我的世界里第一次让我感受到它们的存在和分量。它们都是好诗，在一定程度上都富有哲思并且具有宏阔的史诗般的视野与气度，我想，把他概括为“知识分子写作”中的一员也并不很恰当，他应当属于他自己，就是那个远离盘峰诗会的欧阳江河，他的作品具有独具一格独成一体的特点，与“民间写作”者相比，他并没有口语的滥用与低级的嘲讽，与“知识分子”写作者相比，他的语言显得更加变幻与奇崛，他对汉语的探索他们所在的层面而凌驾于其上，他人只能望其项背，有一种隐秘的王者威仪。借用刘春在《事物坚持了最初的泪水》中的说法，“相比西川，欧阳江河少了语义的明朗而多了思想的迷惘；相比王家新，欧阳江河少了沉郁而多了几分花样；相比于坚，欧阳江河少了豪情而多了书卷气；相比韩东，欧阳江河少了表面的尖锐而具有内在的王者威仪”[1]，使得“习诗十年，接触到的诗人和作品难以计数”的他，“仅就作品深度而言”，“最钦佩的不是北岛，不是顾城、杨炼，不是翟永明、于坚、西川，而是欧阳江河”[2]。我也是被这种气势震撼了，在这些作品中，欧阳江河都非常冷静与克制，并不是一个“滥情”的人，通过诗歌，他思考的东西非常广泛，思想的世界非常宏大，即使与一部很漂亮的小说相比也丝毫不显逊色。他认定自己是一个诗人，因此他的生活与诗歌是难以划分界限的，他进进出出其实都是在诗歌中进行的，从他运用自如的诗歌语言中，不要说去加以批评，就是稍微接近一点，一种神圣感就会让我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这些并不能阻碍我对他的其他作品的体味与进入，正因为他一直是在不断的探索前进之中，所以他的新作品充满了被认可之初的选择性和批判的可能性，对他一个作品的否定也并非是对他所有成就的质询。《凤凰》是他2010年在纽约创作的作品，正是由于“中国当代艺术家徐冰的大型装置艺术《凤凰》在北京商务中心区（CBD）的横空出世，催生岀欧阳江河的长诗《凤凰》，两个不同世代的‘凤凰’因此具有一种共生和互文的关系”[3]。

伴随着欧阳江河的《凤凰》在《今天》上发表的还有另外两篇文章：《“搭建一个古瓮般的思想废墟”——评欧阳江河的<凤凰>》（吴晓东）、《当代神话：“为事物的多重性买单”——欧阳江河<凤凰>讨论纪要》，吴晓东的文章主要论述《凤凰》的史诗品格以及它的总体性·扩展性·开放性特征，文章显得散漫与抽象，原本是对《凤凰》的阐释似乎被一些艰涩的名词所“绑架”了，他好像遵循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古训，对所要说明的东西只是“点到为止”而不做深入的分析，他的文章也像是一首诗，如果语言能够更优美一些的话。而讨论纪要所要表达的其实是对于《凤凰》阐释的多种可能性，各位讨论者（吴晓东、王东东、徐钺、李松睿、路扬、李国华）关注的都是“凤凰”这个意象的文化蕴涵，简短的讨论根本不能进行系统和细致的分析。他们的侧重点都集中在“凤凰”与历史、与“现实全球化后工业时代复杂斑斓的物象”之间的联系上，所以“《凤凰》的‘灵感’得自徐冰的公共艺术作品”，“这一点并不重要”。我觉得欧阳江河的《凤凰》主要还是围绕着徐冰的装置艺术而进行的，作为“咏物诗”，它的主线还是装置艺术品所表现出来历史文化含义与现实的多重性指涉，换句话说，离开徐冰的作品，也就不会有欧阳江河的《凤凰》，即使有，也完全不会是这个模样。诗中的1、2、4、5、7、14、15、19节都是直接指涉徐冰的《凤凰》，较为集中的10到13节写的才是历史上“凤凰”的典型形象，里面将近一半的篇幅与装置作品产生互文关系，很难说它是一个完整独立的存在，离开了徐冰的《凤凰》，欧阳江河《凤凰》的意象的含混性和阅读的阻力将会增加许多。作为一个比“知识分子”还要知识分子的诗人，而且光是古诗就能背诵几百首的欧阳江河，如何不能据此演化出这一极具文化品性的“凤凰”意象呢？艾略特的《荒原》、庞德的《诗章》首先在这种“共生与互文”的意境中就已经无法和欧阳江河的《凤凰》作平行的比较了，我个人也觉得，《凤凰》作为一首驳杂的具有史诗气味的长诗，它还并不是一种纯粹意义上与理想状态下的史诗。

鉴于上述这两篇论述文章都没有空出篇幅对《凤凰》的语言进行分析，就此我想表达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和古代的诗歌相反，欧阳江河“愿意扩大诗的词汇范围，在写作中尽量把不优美的词语纳入诗域”[4]。在19节的《凤凰》中，他用了大量、密集的、“反诗歌的材料”放进诗的构成和范畴里，例如脚手架、冰镇的可乐、易拉罐、水泥、工业的体量感、单据、车票、地产商、吸星大法、印花税、金融、建筑师、基建、资本、工程、混凝土、钢筋、收藏家、基金会、博物馆、恐高症、登机、城管、暂住证、沥青、银根、交易、超音速、中南海、升降梯、插孔、工地、政治局、常委、下载、买单、债权人、不动产……可以说，正是这些“刺眼”的词语让我认真地正视这首诗，我以前也尝试过用一些自然科学上的术语入诗，比如自然地理中的专有名词、物理化学中的形象词汇，等等，当然是以词语的美学特征为标准和原则的。《凤凰》中的“反诗歌的材料”激怒了我，好像是受到了嘲讽一般，但同时它也让我思考，如何才能够让非诗歌的语汇和诗歌完美融合？

其实中国诗歌史上是有先例的，远的不谈，就像上世纪的毛泽东和郭沫若，他们两，一个作为古典诗词的集大成者、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他把现代被认为不适合放入诗词中的意象完美地和这种古老的文体结合在一起，他的成就是一个标志。而郭沫若在中国新诗史上的意义，我认为除了“摩罗诗”以外，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把许多的现代事物与词汇运用到了他的新诗写作中，就像《凤凰涅槃》、《天狗》等等，他们的共同意义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并没有诗歌语言与“反诗歌”语言的分别，在创作上，一切语言都有平等的获得重视与运用的权利。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欧阳江河的《凤凰》除了与徐冰的装置艺术《凤凰》相呼应之外，在语词的“创新”运用方面其实也暗含着与郭沫若《凤凰涅槃》的呼应，以及对新文化运动中的同仁致敬，“凤凰”这个意象，除了上述文章所论述的指涉之外，还包含着诗歌本身，诗就是凤凰，凤凰也就是诗，用“反诗歌”的材料去“建筑”诗歌，正是现当代诗歌的又一次“涅槃”。

欧阳江河在同一个采访中也强调，他“留意保持语言完美与半成品的比例，保持它的体温、呼吸感”[5]，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这一部《凤凰》是他的一个先锋实验文本，作为他归国后的写作的第三个阶段，与他前两个阶段的作品相比，《凤凰》充满了一种生猛之气，因为它的驳杂，也因为它的恢宏，因而由此也意味着还有更多的作品将被创造出来，一切都值得期待。

而我与《凤凰》仍然存在一定的隔膜，所以暂时无法肯定它的美学与文化上的双重价值，作为一个新发生的诗歌文本，它必然会慢慢受到人们的评判，不管是肯定它的文化价值，还是质疑它的史诗性质，时间会给我们提供结果。他在一篇文章中论说徐冰的同名装置艺术时说，“只有把它放在一个更有历史感和开放性的语境里去看待，《凤凰》的一些幽暗、复杂、曲折的层次才可能被挖掘出来——一些可能徐冰本人都没有加以阐发的内涵。应该复杂而缓慢的，有定力的去观看和思考《凤凰》，而不是简单地去肯定或否定，批评或赞美，这对于《凤凰》的解读都没有意义”[6]，这些话，或许也能为我们对他的诗歌作品的思考与评判提供借鉴。我觉得《凤凰》作为欧阳江河先生的先锋性实验文本，可以借用他本人曾经就先锋诗歌的态度来表明我的观点，不管先锋作品当初受到怎样的肯定、赞扬，“在经过了那么多严酷的误解、冷落、淘汰以及消解以后，实验诗歌究竟有多深能够幸存下来的作品？这些幸存下来的作品又能够对精神和语言的历史贡献些什么”[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