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诗的看法

禅与诗的看法

嘘堂

《跳得出是好手》编出来了，因海萍君向我提及过，故特地仔细地拜读一过，然而颇感失望。趁着下午略得闲暇，姑妄胡侃几句。

“壹”辑里，是商略的诗和一些对他的评论。单就诗言，语言优雅且古典，境象的营造也颇精致，可以看出作者所付心力良多。不过，或许正因为过于圆巧，便丧失了一些来自心灵本真处的触动力，而显得靡弱。在几篇评论里，商君的诗被认为是与禅紧密关联着的。我也相信他确乎受到佛教思想及文学的影响。问题是这个影响是否建立在对禅及佛教的深刻理解上，影响的程度到底有多深，是赋予作者一个存在的根基，还是仅仅提供一种言说的口吻？

在很多人眼中，禅的状态表现为任运无为、空寂灵明，禅诗的标格亦自在此。其实这只是一种习见。对于每一个在生存之烦中漂流的个体，禅所给予的并非一个固定的终极答案或状态，而是一个重大的要求，一项严峻的任务——即学会如何领会自己当下的此在，直面业缘并始终承担之。对于禅者，这是个艰苦的过程，因为生存的诸般苦痛在此中不再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而是变成了生活的基本面貌，时时刻刻且无比清晰地展露在眼前。没有退避之途，没有彼岸或它处，众多的价值和意义被反复颠覆、消解，而在这巨大的轮回之空虚里，仍要立足，并精进地前行。易言之，禅是不断的摧毁和重构，是空和有之间无休止的对抗与和解。因此，那种将禅的意趣锁定于空寂、无为的理解无疑是偏颇的——它忽略了每个人的具体生存境况和业缘，以及各种活泼泼的独特经验和内心体验，试图用一种对终极解脱的预设的形而上拟思来笼括之，轨范之。而这，适与禅追求彻底的真实、自由与无碍的特质相悖。

当然，我们可以轻易地举出诸多例子，如提倡神韵、妙悟的古典文论，或冲萧淡远之风格的诗歌作品，以此印证禅以及它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的精神指向。这方面的论述甚多，《好手》的“贰”辑里也录了数篇。问题在于，这些论证大多只是在语言文学的表象上做工夫，并未真正触及文化史的深层结构和意蕴，同时缺乏社会学的细密关照。比如空寂玄远的诗风，固然与禅大有渊源，但回溯禅思想生发、流变的历程，它本身便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始终受到古代中国人本具的思维及审美向度的强烈引导和熏染，与其说禅的精神为古典诗歌创作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范式，毋宁说通过对禅境这一载体的不断阐释，古代中国人固有的某些精神和审美向度找到了最佳的表诠方式。而作为一个实定的文化共同体，禅宗在历史中主要呈现为隐逸、出世的形态，这种山林化的倾向，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及意义架构所决定的。一句话，我们看到的禅，只是禅在社会历史长河的特定瞬间展现出的形态，并不足以彰显它的全部意蕴；我们通常所认识的禅诗之境，亦只是囿于对禅的片面理解而造成的习见。

此问题甚大，我不曾专门思考过，故只能笼统地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事实上，20世纪以来，诸如佛教中国化、禅的玄学化等问题一直是现代佛学研究的重要着力点，可惜这方面的很多成果以及阐释方法，尚未充分引入佛教文学研究的领域。这就使佛教文学研究每每流于表象，流于比附或臆断，无法呈显研究对象所包含的复杂因缘。象《好手》“贰”辑里的录的几篇论文，都多少存在此类局限——材料旧，视野狭，缺乏对佛教和文化史的通盘考量，因此总是在“常识”里打转，在古代作者、作品和典籍的迷宫里寻枝摘叶、蒸沙作饭，抑或借用些“东方神秘主义”之类的新名相来以玄解玄。（作个未必恰当的比喻，殆如俗手临枰，大抵是庸常的拆对，偶有妙着，亦不过局部手筋的胜利，终非名局。而未谙奕理，率翻花样的无理棋，就更不足道了。）至于一般喜爱佛教的诗作者，更多是凭籍感性建立他的理解，助成他的诗思，很少系统深入地研习。象商君已算其中用功较勤者，但看“肆”辑所录“禅学笔记”，基本上是对禅宗史脉之通俗描述的简单整理，一些学理上的要点（如达摩“二入四行”、“凝注壁观”之宗判，四卷、十卷本《楞伽》对如来藏空与不空的异指，早期禅宗与江东佛学及玄学的互熏，真常唯心与性空唯名思想在禅史中的遮显等）都未得到应有的反映。如果用专业的标准衡量，恐怕还只是刚刚站在了禅学的门槛上。

关于商君的诗，“壹”辑有好几篇评论，都持赞赏的态度。各人的欣赏趣味有别，我无意多作褒贬，只能说我的观感是过于糜弱，江南才子气太重。以我自己的阅读和创作体会，现代诗与古诗的语境是不同的，与它们相感互生的思维及审美趣向也大相径庭，与其在现代诗的肌体里植入大量古诗词语汇或境象来表现古典的情绪，倒不如直接承用自然合身的古典体裁。进言之，现代人因时域、人文等业缘之限，实不可能有真正古典的情绪，最多是“类古典化”而已。因此上述的移植方法或亦能造成一种摹古的仿真之美，但在移植的过程中，作者的思虑其实已被一个外在的既定意域所笼覆、牵引，从而不免削弱了对当下生存境况的洞悉及表现力。对诗而言，这是个巨大的损害，因为诗者已被他自己佩戴上的古老镀银假面所蒙蔽，习惯性地沉溺其中，而放弃了对自己真实身份的追问和表述。

真正的诗者是自由的，并在此自由的自觉中常与空虚遭遇，故其自觉之悲欢亦每大于常人，乃深自体认，发为咏歌，与生存相印证。正是且仅在这点上，禅者每与诗者不期而会。可惜古代玄远的风吹得太盛，总是一个方向，要把人引向半空作飘忽的舞蹈，以致他们的结合在今天似乎变得无力而虚妄。在此，也许有必要再强调一下，王、孟诸家的诗固多禅趣，但这个禅趣本质上是业经中国古代文人阐释从而与其文化根性及社会主流审美取向相合的趣味，是特定时代、特定因缘的产物。这种禅趣不必是禅的唯一指向，而是在特定历史中被赋予了话语的合法性的一种人为的规范性指向。（它一方面成为了衡量佛教文学的法定尺标，同时对禅思想的发展、禅者的生活形态发生着反作用力。）不客气地说，提倡空灵淡远、无烟火气的诗旨，虽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与贡献，但也极大的制约了禅诗乃至古典诗歌的创作，使其走入一条自我封闭的窄径。在“禅趣”的无形束缚下，诗者通往内心丰富情感世界的路被预先堵死，与现实世界的种种真切关联受到刻意的漠视，重复的语词、意象构筑着重复的意境，形式僭越了本质，貌似超逸的清致遏止着真气的流行……回顾历代禅藻，能跳脱这一流弊的诗人实在寥寥，而充斥蔬笋气、僵尸气的作品则俯拾借是。新生的现代诗如欲与禅结缘，不可不以此为鉴。

《沧浪诗话》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一向被奉为禅诗的圭臬。然而，这话其实很片面。佛教以觉悟为解脱境，但在解脱的方法上，是知行并重的，终极的觉悟建立在坚实的世间履践及对存在的细密关照和深彻思辩之上，绝非玄虚抽象的冥想所能替代。禅宗精神与此一脉相贯，亦每云“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高高山头立，深深海底行”，只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直观、尚简易的一股倾向的影响，实际彰显得不够，乃产生出“惟在妙悟”的偏差和误解。要之，一味地“妙悟”，于禅是偏颇的，于诗道也未必是通论——如果说古诗词文体、语汇简约，不宜作深度思辩的载体而侧重单纯的抒情式的审美意趣，“妙悟”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与此相应的创作理论，还具有一定的价值，那么，在现代社会生活形态和话语机制经历了巨大转换后，它所立足的根基业已近乎无存了。

以前吃过几天庙里的饭，新旧诗也都写过一点，所以零乱谈些感想。会不会出现成功的现代禅诗，在何时以何种面貌出现，我不知道，且觉得并不重要。诗自是诗，禅自是禅，没有必要一定捏合在一处，至少诗者不必先存个禅见，禅者先存个诗碍。他们首先要做的无非一件事，即直面自己当下的存在，把捉它，体认它，承担它。这不是容易做到的，必须有大的勇气，因为种种痛苦和烦在其中要被无限的放大，而非稀释。也只有这样，禅和诗的光亮或会在某时自然地汇到一处。

现代禅诗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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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贴于2005-09-28 17:54:41在 乐趣园 → 诗歌文学 → 【现代禅诗探索】发表.

这是现代禅诗探索论坛创建之初，我转帖的一篇嘘堂先生的一篇文章。现在读来，对于现代禅诗的探索写作，依然有着发人深思的借鉴意义。他所指出的那些初涉现代禅诗之门而易有的问题，也依然存在。但是，现代禅诗毕竟是一直在探索中行走着的。也相信，步履虽是趔趄艰难，但只要方向对头，就能继续下去，就能成就一片自己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