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曾国藩学读书

跟曾国藩学读书

文/致远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更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带领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并取得最后胜利。整肃学风，倡学习西洋，开启“同治中兴”，挽大厦于既倒，是日暮穷途的清王朝又苟延60余年。

   文正公之事功、道德、文章冠绝一代，引领湖湘学派一脉发扬光大，更兼后来人才辈出。其立功、立德、立言之三不朽事业，更是前无古人，鲜有后来者。

   曾氏身后近百年，掀起了多次研究曾国藩热潮。清政府嘉许他“学有本源，器成远大，忠诚体国，节劲凌霜”。          

   我们忘不了毛泽东对曾的评价：“今之论人者，称袁世凯、孙文、康有为而叁。孙、袁吾不论，独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细观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并无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此完满乎？”

   我们更不应该忘记，国民党大陆溃败逃逃台时，蒋中正在南京城头痛哭流涕而言曰：“谁为吾之曾文正”的无奈浩叹！

   中国近代史上两位风云人物如此推崇的人物，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尤其是英雄们折腰敬服的呢？我们或可从其读书治学中管窥一二。

   当今之世，日新月异，河海奔流，人生百年，时不我待，科技腾飞，知识爆炸，作为今日之处于治学修身阶段的大学生，我们又该如何适应这个以终身学习为现实背景的时代而能与时俱进，开拓进取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命题。

  《庄子养生主》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老子十九章》又说：“绝学无忧”。

   庄子是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却是无限的。要想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便会感到很疲倦；既然如此还要不停地去追求知识，便会弄得更加疲困不堪！而在老子则说：我们应当放弃追求知识，不做思考。尽管前者似乎很冷静，后者有失偏颇，显然这两点都不足取。

   对于这点，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早已虑及，并且显得更为冷静和持重。我们不妨抄录一段曾国藩日记一看，“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那么，我们在有限与无限中又该如何平衡这种矛盾而不至于困顿呢？在接下来的论述中他说，“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

   人生的许多痛苦不是没有选择而是选择太多。近来，常翻《曾国藩家书》，关于其读书之法略有心得体会，莫过于如此四端，曰本源，曰专一，曰分别，曰有我。

   何谓本源？诚如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所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我看来，学有本源者正如唐时魏征在《论时政第二疏》中所说：“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虽在下愚，知其不可。”诚然，读书就如古代中国打仗，由北而南，由上游而下游取胜得天下者，可谓多矣，反之者则鲜矣，兹不赘述。

   何谓专一？专者有专攻之谓也，一者能守于一定于一者也。就如曾在其所立求阙斋十二课程中提到的读书不二之法，并且这点在曾给其子侄辈的家信中不止一次地提到，韩退之也曾在《师说》中说，树业有专攻。《孟子·尽心上》也有掘井九轫不及泉，犹为弃井的论述。比方到读书上，就要求能有专攻，能守于一，能专一，则心无旁骛，而终得泉水出。

   那么，什么是分别呢？就是要择其善者而读之，其不善者则去之，也就是善择而约守之。这一点曾给其子纪泽的家书中提到过“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易经》、《左传》请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俱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上字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与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最后一点，即读书贵“有我”。曾在家书中说过“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已体察。朱子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按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榜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曾氏所说的‘虚心涵泳，切已体察’，在这里主要强调了读书要有我，即有我在，要有怀疑精神，要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去读书，而不能读死书，死读书。中国古代有两个读死书的典型：一个是南朝的陆澄，“读《易》三年，不解义”，人称“书橱”，一个唐朝的李善，“淹贯古今，不能属辞”，人称“书簏”。叔本华把读书太滥譬做将自己的头脑变成别人思想的跑马场。爱默生也说，我宁愿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本书，而不愿意被他的吸力扭曲过来，把我完全拉到我的轨道外面，使我成为一颗卫星，而不是一个宇宙。毛泽东则更明确的说，精通的意义全在应用。所有这些都强调读书应该不唯书，只求实，有我在，也就是讲求出入法。在南宋·陈善著《扪虱新话》中有这样的描述：“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其入，终当求其出。见得真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在言下。唯知出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如果能打个比喻的话，读书有我就如《三国演义》中的常山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一样，能杀个七出七进的地步，这样才算达到了境界。

                                                                   辛卯年仲夏于云水轩

                                                                    2011-07-09再次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