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记忆
我的高考记忆
我初中、高中一直住校就读的中学是全省的重点中学，卧虎藏龙，各路高手汇聚一堂。老师们或严厉如父，或慈祥如母，认真敬业、踌躇满志，每年都会为培养出无数北大清华等高校的高材生而欣慰，也为桃李满天下而自豪。每到高考发榜时我们会站在校门口的公告栏前，看着红纸上一个个师兄师姐的名字，向往着那些让人艳羡的大学。我还记得高我两届有个叫包红霞的女孩，别看她的外表和她的名字一样朴实，但是这个名字在校园里简直如雷贯耳。她永远“雄踞”着全校第一的位置（谁说女子不如男？），她获得过全省数学竞赛大奖、物理竞赛大奖等等。据说毕业时她的父母保留着厚厚一摞奖状去学校感谢老师培养。不出意料她当然顺利地踏进了清华的大门，成为我们另一个学习的榜样。（话说当年女生名列前茅的真是凤毛麟角，不像现在各地文理科状元经常被女生独揽，不知道是因为记忆题多了还是因为难度降低，或者女孩智商高了？）
我就在那样的氛围里一步一个脚印，稳稳当当地读到1987年的夏天，终于迎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火热七月，接受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的考验。
其实早在迎接87年元旦新年晚会时大家的情绪已经有些骚动，那个晚会成了最后的疯狂。教室里拉上彩带，黑板上贴满彩条，各班互相较劲都要拿出台像样的晚会，纪念中学生活的即将结束，也发泄一下高考复习的紧张情绪。我所在的文科班文艺色彩更浓一些，有新潮的同学穿着高跟鞋和依然流行的喇叭裤（平时校园里是禁止的），嘶喊着张蔷的《热情的沙漠》，有同学劲歌热舞“巴比伦河”，也有同学深情吟唱着苏芮的《酒干倘卖无》，豆沙喉几乎以假乱真。平日严肃的班主任温老师竟然跳得一手交谊舞，被很多女生拉着迈开舞步，难得一笑，散发出年轻的活力。他当时大概四十多岁，身材修长，五官分明，长得儒雅又帅气，是好多女生私下崇拜的偶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也被火热的场面感染，在同学的一再掌声激励下鼓起勇气，红着脸、压着嗓子，拉着同桌姑娘做伴，唱了一首《又见炊烟》，“又见炊烟升起，暮色照大地。想问阵阵炊烟，你要去哪里？”那伴着我愁绪的歌声我自己听着都有点轻飘飘。
晚会时还发生了个小插曲。我后来的老公当时是另一个理科班的班长，他也不属于好热闹有才艺的人，只会在旁边瞎起哄。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窜到我班门口，在走廊扯着嗓子大呼小叫我的名字，我很纳闷这人怎么这样？好歹我也算全级的名人，名字是他随便喊的吗？我没来及放下手里抓的葵花籽就跑出来看个究竟。要知道我们那时候虽然在私下已经有男女同学暗传情愫，但表面上还是比较封建的，男女授受不亲。我一出教室，在黑咕隆咚的走廊，躲在柱子后面的他突然迎面闪出来，打开手电筒晃着我的脸。我连一秒钟考虑都没有，直接把一把葵花籽愤然打在他的脸上。他竟然没生气，傻呵呵笑着说了几句就讪讪地走了。第二天我把这事告诉另一个同学，她也是我的朋友，还有点欣赏那位班长呢。她一听我竟然拿瓜子打在人家脸上，吃惊地眼珠子都快出来了，她很认真地说“你一定得向他道歉，你那样做太不礼貌了！”哼，凭什么我要道歉，是他失礼在先的。（我写这些的时候，老公在旁边看着，只会傻乎乎地大笑，他完全不记得有这样的事。算了，就当我瞎编吧，他连大学同学的名字都不记得几个了，连我和他大学毕业工作后的那个国庆节第一次拉手的情节都不记得，甚至连去年的事都不愿记，还指望他会记着什么呢？要知道我可是动过手术，被金刚钻开过颅的，死了多少脑细胞呢，竟然事无巨细什么都记得。哎，怪不得他的外号叫“木料”，压根就是木头一块。看来我当时没道歉是对的，他根本没往心里去。）
晚会的疯狂之后，撕去彩带，教室里一切又归于平静。我们一边诗情画意地写着毕业留言册；一边约三五好友去照相馆拍个留念照；一边硬着头皮做一套套模拟题，准备最后的冲刺。我记得有次数学测验我竟然愣神了，题目本身难度也大，我连卷子都没做完，结果自然是可以想象的。惴惴不安等来班主任老师发卷子的时刻，他脸色铁青地把试卷重重撴在讲台上，教室里鸦雀无声，真的感觉掉一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老师先从左到右把全班同学挨个扫视一遍，盯了我一眼，然后开始拍桌子，痛心疾首。我都忘了怎么低着头领回我的卷子稀里糊涂回到座位的，那几天我都不敢正视老师，大家让他失望了，连我这个被他寄予厚望的学生也让他失望，要知道那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我考出那样的成绩怎么对得起在他家吃的好多顿饭，对得起他借给我自行车让我自习之后赶着回家呢？我是他那届学生里最大的希望，他曾经非常自信地在教研室对其他老师放言“你们就等着我这个学生87年的北大通知书吧”，哎，我让老师有点伤心了。尽管他连一句批评都没有，但他的阴云一样的脸色和眼神已经让我无地自容了。
我的班主任后来正在盛年因为白血病去世。师母一直守寡带大了两个儿子，娶了儿媳，我们去看她，问她怎么不再找个伴。时隔多年她已经可以忍住眼泪，笑着说“再到哪儿去找那么好的人呢？”是的，是的，那么好的人啊，我们再说不出一句话。我还想起语文老师，姓邹，他第一次在黑板上傲然写下漂亮的板书，粉笔头一摔，介绍他的名字取自刘禹锡“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时字正腔圆的川味普通话让我颇为难忘。我好像还和同学胆战心惊地去帮这个脾气古怪的孤身老头缝过被子。
我和后来的老公当时偶然在校园遇见，他除了骑着车子从我旁边路过时吐着舌头，朝我扮个鬼脸外，还会扔下一串“哎哎哎，大傻瓜”飞驰而去。我气得直跺脚，真恨不得扔掉手上的书本，冲上去踹倒自行车，把他揪下来暴打一顿，他也太欺负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拿他没办法，只好给班上一个和他关系好的同学求援，我这个有诗人气质的同学当时还真有点对我动心，不过我装不知道就是了，先解了燃眉之急就行。我同学当然对他提出严正警告，觉得他怎么能欺负我这样单纯善良的人呢，“简直太不像话了”。后来他对我的态度有所缓和。好像还示好地来套磁“哎，你不是团支部书记吗？大书记就帮我写个入团申请呗。”想得美，我才懒得理这号人呢。在临近高考时仍然不是团员的学生干部里，他大概是独一无二的，他的班主任老师都无可奈何。我现在想想有点后悔啊，当时真应该拉这个后进青年一把。（他的这个老师后来出差专程到我家来，看看我们这对结婚了的学生。她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车轱辘话其实就一句“女人一定要多撒娇、少干活”，不知道是因为她太了解她这个学生了，还是基于她几十年的人生经验。老师后来遇到车祸不幸去世，每每想到她，我就会想到她的婚姻格言和她爽朗的大笑。）
说到我这个有点活宝的同学，我现在的老公，他已经从一个口无遮拦的刺头少年，磨成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问起当年的一切，他似乎都没什么太深的记忆了，那我就不为亲者讳，给他多描画几句吧，让他顺便复苏一下尘封的记忆。这人当年在学校绝对算个人物，当然不全因为他博学聪明，还因为他的其他怪相。他一夏天几乎都穿着套头的老头衫，头发永远毛毛糙糙，不修边幅，简直有点落拓不羁。我们时不时会听到他的传说，诸如老师正在讲题，他冲上黑板写下别的解法，和老师一争高下。化学老师惩罚学生没答对答案的办法是叫到讲台前来，面对全班“照相”，老师一气恼地叫“某某快上来照相”，他就在下面添乱问“彩色的还是黑白的啊？”每次一下课他就冲到走廊上，也不管其他班老师是不是还在拖堂，挨个班级呼叫着他的好朋友的谐音绰号“醪糟快出来”，“篱笆快出来”。他班上有个毕业时才15岁的小男孩，他走在路上经常是亲昵地抱着那孩子的头，把人家的帽子抛到半空取乐。（这个当时异常瘦小单薄的孩子几年后在军校出落得异常高大威武，再想看他的帽子，需仰视才见。看来军校真是个熔炉。）至于他口出的狂言，那就更多了，诸如惹恼好多自尊心极强的女生的话“你们女生就是不行”之类。毕业那年保送名额只有省内重点大学有四个名额，老师还没到问他，他就狂妄地宣称“这个学校八抬大轿来抬我都不去”。（没想到最后谁也没抬，他竟然为了读生物无奈地选择了这个学校，自己走着去了。哎，我还曾经挖苦过他。不过此后他的言行似有收敛，人啊，什么时候都得给自己留点余地，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许就会受到命运的捉弄呢。）
我那时候真的已经有点脑子装满了的感觉，好像复习不下去了，就等着在考场上腾空脑袋了。我老公那会除了以欺负我为乐，倒还说过一句淡定的话“有什么好紧张的，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班上有个后来考上人民大学的女孩其时还心静如水地投入复习，让我只有佩服的份。每天下自习我就躲在校园里或者宿舍里去歇口气，但是那个家在本校的女孩竟然会一直安坐教室，等打扫卫生的同学拿着扫帚扫到她脚下时她都浑然不觉，只会抬起脚让一下，继续埋头书本，完全不顾躲一会满教室的乌烟瘴气。
直到考前，我还时常被我的好朋友拉出校园去散步，或者陪她下馆子。她比我低一级，家在外地，父母宠爱这个离家求学的女儿，每月总是寄来丰厚的生活费，所以经常有余钱改善伙食。我们有时候馋了就去学校附近餐馆，点一盘鱼香肉丝或者酸辣里脊，也有时会来一碗地地道道的鸡丝馄饨。当我们悠闲地走进校门，时常会碰到我才从教室出来的同学，他们有人担心地提醒我“你的好朋友还有一年才高考，你怎么还和她闲逛”？嗨嗨，我也没办法，我不但闲逛，还会放下手里的习题耐心地解答每个同学的问题，好像还帮我朋友写过作文作业交差。
就这样懵懵懂懂地，高考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却感觉心乱如麻。有一次和好朋友在校外走着，远远看见我当时暗恋的男孩和一帮同学从远处走来，我竟然扯着朋友胳膊直接折回。即使见面，什么也不能说，还不如不见，我朋友当时很不理解我干嘛那么惊慌。他教室窗下正对着花园的丁香花，我徘徊在丁香树前，真的结着丁香一样的愁怨，指望他会偶然抬头望外，从窗口看到我。在临考前我终于和他“狭路相逢”，我去操场边的水房打开水，他抱着足球满头大汗从操场过来。看着他高高的身影，我一下子呆呆靠在墙角，等着他走近，我好像只茫然地看着他，傻傻地说了一句“我都不知道今夕何夕了”，他那时其实有心仪的女孩，只是我不知道。他抹着额头的汗，轻轻笑着说“要不要我告诉你今天是7月4号，还有3天高考。”谢谢他的提醒，再无一言，我提着水瓶，心事重重地低头回宿舍了。
考场上的紧张我几乎没什么印象了，每场考完我都会抄下答案，出来和同学对答案。在第一天考完却发生了点不愉快的事，吃完晚饭我和好朋友在她练琴的学校钢琴房说着考试的事，想听她弹几首曲子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没想到一个一直纠缠他的男生尾随而至，找上门来，好朋友竟然不顾我的坚决反对要和他出去约会。我们争吵了几句，她留下我走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情绪竟然瞬间爆发，砸着琴盖失声痛哭起来。后两天的考试真的就在糊里糊涂中度过了。
在等着离校的那几天，我好像和暗恋的男生淋着湿漉漉的小雨，一路什么话也没说，去看过一场电影《恋爱季节》。坐在黑漆漆的电影院里，第一次和男生看电影我自己都觉得脸一直发热。电影的内容当时就没留下什么印象，也许心思根本没在那个狭小黑暗的影院里，不知道等待我们的是怎样未知的明天。
在离校的最后一夜，宿舍的同学几乎全走光了，我却迎来另一个同学。她的两个姐姐都是让我们羡慕的大学生，她的父母对她寄予了很高的期望，目标直指北大、清华，她也有那样的实力。但是她发挥得不算正常，估分出来当然没有达到她爸的要求。她爸爸当时就把她关在家里，哪也别想去，准备复读，明年非上清华不可；最不行也得现在就着手学习微积分，为以后大学毕业考研做准备。我的同学终于和她望女成凤的严苛父亲顶撞了“你简直虚荣”，她和爸爸大吵一架，愤愤不平地质问“凭什么不让我放松一下”，从校园内的家夺门而出，来到我的宿舍哭诉。我就在空荡荡的宿舍和她住了一夜。
（关于高考填报志愿的我在一篇博客里提到过，重新抄录在这里。）
我们那会儿是考完试不等分数出来就填报志愿的。尽管我一心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但我知道家里条件有限，有些顾虑。爸爸当时捎话来，不管我考到哪儿，他就供我到哪儿，有爸爸的支持我就放心选择了。我自己的估分和最后公布的分数只差零点五分，虽然考分不算太理想，但估分准确率那是相当地高，不过当时报志愿并不知道啊，到底报哪儿好？我几乎要把能发动的老师和同学都发动起来，搞民意测验了。那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也不太富裕，看着地图上那一个个诱人的名字，真没几个人去过，除了我们在地理课上知道的可怜的常识外一无所知。北京当然好，是全国人民向往的首都，本来是一心要去北京的啊，可是北大之类也太歧视我们边远地区了，不是考古就是马列主义运动史，那是能吸引17、18岁的年轻人的专业吗？只好把我多年来想去看看北京天安门、在未名湖畔徜徉的愿望搁浅了。我问地理老师天津怎么样啊，离首都近，不是有南开吗？“天津不行，太脏。”那上海呢？我那位很自以为是的同学（当时他还不和我一个班，后来成了老公，这话说来话长）说“哼，就你那个脑袋瓜，你不怕被精明的上海人欺负吗？”咦，我还就不信十里洋场能把我这个土包子怎么着了。在我的智囊团七嘴八舌热火朝天讨论着，要帮我在一摞厚厚的招生简章里沙里淘金挑出理想的志愿时，我这个迷惑的当事人突然像个开窍了的将帅，“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红笔出其不意地远远一勾，就是上海了！他们都瞪大了眼睛面面相觑没反应过来，以前从没说过我要去上海的啊！我和上海的缘分就这样定了。
哦，高考结束了，我当然不能对我的诗人同学食言，落荒而逃。他本来就有点偏科，成绩不算理想，果然没有上线，但我还是觉得很内疚，好像是因为我影响了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想来想去，想到我后来的老公了，他俩本来就是朋友，也许他替我去做思想工作，安慰那个同学排除杂念，好好准备复读更好一些。等他俩沟通完，自然要来向我汇报情况，我也得表示一下感谢呀，总算减轻了个思想包袱。好像在学校门口，我后来的老公向我通报了他如何做思想工作的情况之后，突然冒了一句“哎，我看你以后还是嫁给我吧。”这人也太邪了，简直该死！我连想都没想，气得当时只说了一句话“全世界男人都死光了我也不会嫁给你！”我那时倒也不是觉得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而是生气我一直没把他当异性看，一直拿他当值得信赖的人呢，他怎么说出这样破坏友谊的话？好在我俩说完谁也没忘心里去，风吹走就当什么也没说过。17、18岁的孩子，心还像天上的浮云呢，怎么可能许下缘定三生的诺言。（我倒是有个中学同学和来实习的体育老师一见钟情，后来结为伉俪，成为我们那拨的爱情传奇。）
虽然轻而易举地回绝了他的痴心妄想，不过他当时还是我可以信赖的人，也是唯一可以找到的劳力。他帮我用自行车驮着行李，送我回到十几里外乡下的家。我记得我们进门时，院子里摆满了连杆挖来的大蒜，已经晒得有些发蔫，正好可以辫成串的柔湿度。我妈正坐在院子里累得满脸通红地辫着蒜串。她除了道谢也顺便问我俩的考分，我妈一听完就替我自卑“怎么我姑娘的分数比你低几十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他考的是理科，多一门生物，所以总分本来就多五十。我妈这才放下心来。哎，无论是我妈还是我本人，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看着有点浑不吝的家伙，就帮我驮了次行李，竟然在若干年后把我娶到手，说缘分也许好听点，说是“放长线钓大鱼”大概更加贴切。
接下来的那段时间，我除了帮爸妈在地里干活，还帮妈妈辫完一院子的大蒜，也拿着蒜和菜去城里卖。我可没像《人生》里的高加林那么自卑，卖东西看见熟人都吆喝不出声。大概爸爸一直教育我们背上书包是学生，放下书包就是农民吧，我一直比较坦然，从不遮掩我的农村出身，也不以劳动为耻。（我的好朋友多年后埋怨我可害苦了她，她以为所有农村孩子都像我一样朴实，没想到碰到很多“洋芋开花赛牡丹”的事，让她一点都知道不设防。哈哈，一把指头还有长短呢，绝大多数农村人还是很朴实的，毕竟是长在地上的嘛。）我和姐姐跟着爸爸在麦地里割麦子，三个业余农民干活也引得村里人打趣“孩子她爸，你怎么让两个姑娘娃在地里干活呢？她们还是学生娃吗？”爸爸说“嗨嗨，老大分家了，不让姑娘娃干活再让谁干呢？学生娃回家也得劳动锻炼”。我和弟弟拉上满满一架子车菜去学校附近的市场卖，买一根冰棍都觉得很奢侈。偶然见到同学的父母或奶奶，我也没有躲藏，主动给他们送一点，自家种的菜不值钱，我们同学可是有几年的交情呢。有时候卖完菜我会让弟弟拉着架子车回家，我去老师家送菜，没准还能蹭顿饭呢。
其实干活倒是让我忘记了担忧，偶然在燥热中会也觉得空虚难捱，神经近乎崩溃，心里七上八下地等着录取通知书。有一天爸爸去城里办事，顺便让他打探一下消息。我和妈妈在白菜地浇水，等轮到我家时天已经黑了，妈妈让我先回去。我进屋时爸爸笑着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真的吗？是哪？爸爸竟然说“大连海运学院”。不可能，我感觉顿时跌落冰窖里，我没有报那样的志愿啊？就算我的成绩再不理想被调配，那也得是我报过的那些学校啊。那录取我的专业呢？爸爸说是“海底打捞”，亏他编得出啊，这个笑话也一下露馅了，我是文科，不可能有那样的专业的。看我失望的样子，几乎急得要跳脚，爸爸哈哈大笑着，凑着昏黄的灯光，从黑色人造革包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份白底红字的复旦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到现在还保留着这张关系我命运的通知书），封面上还印有圆圆的校徽，信封里夹着几张牛皮纸的行李托运签。我的大学梦就在那样的一个夜晚悄然实现了。后来听学校老师说我爸在拿到我的通知书时手都在发抖，可他回家竟然会和我开那样轻松的玩笑啊。
二〇一一年六月四日
（后记：9月4号入学前，离家附近的铁路发生了塌方事故，车堵了一周。家人不放心第一次出远门的我，找来找去，姑父竟然找到一个要去复旦进修的老师，把我托付给他。在火车站托运行李时姑父看到另一个贴着复旦标签的行李，也找到了他的主人，把我们拉在一起做了介绍。家人把我从车窗里推进去，车厢里挤得没有立锥之地，只能金鸡独立。站了六七个小时，那个同行的同学用了两个小时挤到我跟前，说家里在前面的站买到座位票，让我去轮换坐一会，我就这样来到当时还破破烂烂的上海老北站，被热情的校车接进美丽的复旦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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