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余英時

    秋風穿過疏林，紅葉紛飛，雀鳥清囀。剛學會開車的我小心翼翼駛進林間幽徑，落枝被車輪輾得脆響……余宅就在林木掩映之中。那是1990年，我初次見到余英時先生。

    余先生是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我當時是東亞系訪問學者。初來乍到，余先生對我和其他幾位大陸文化人都不熟悉，便請到他家作客，見面認識。時隔久遠，我只記得余先生的雕花煙斗和余太太沏的芬芳清茶，還有一對野鹿闖入庭院悠閑覓食……文學界中人對形象事物易存印象。

    我在國內只讀過余英時的《反智論和中國政治傳統》。80年代初我去香港購得此書，讀後頗震動。其後始知，此書于70年代末在台灣引起一場思想風潮。那時台灣離解嚴還早，余英時、張灏、林毓生對反智論的討論，轟動一時。

    到了普林斯頓大學，聆聽余英時教授講座的機會多了。在東亞系壯思堂，聽他講思想史、講秦制，講儒學，講《紅樓夢》，講士的精神…… 我三十七歲始來美，這是尴尬年齡，而立未完，不惑待建。過去固定的話語和敘事模式盤絲成繭，種種新知對我大有棒喝之感。記得余先生如是說，歷史從來沒有“必然規律”，歷史是由思想、事件、人物書寫的；又如，中國王朝帝制，除了若干禮崩樂壞的黑暗時段，君權都是受到制約的；再如，中國逾千年而存在，其社會架構與文化傳統必然蘊含人性成分。這和我昔時接受的歷史言說迥然不同。

    本文無意談論余英時的學術思想，這超越了我的能力。我只想寫一則素描，雖也力有不逮，但記錄若干片段，首先于我自己有意義。

    人生行旅，一縷萍蹤，原以爲普林斯頓只是驿站，沒想到一住九年，儼然第二故鄉。美國大革命時普林斯頓是臨時首都，十九世紀哥特式拿騷堂曾爲政府駐地，塔樓在校園拖曳著歷史的影子，宛如一種價值建立的見證。不像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大學只出過麥迪遜和威爾遜兩位總統，卻出過星漢燦爛的大學者，愛因斯坦即是此間矜榮。普林斯頓大學著重人文精神，開國元勳華盛頓曾說過：沒有一所學校能比這裏培養更好的學者和更好的教養。

    我帶着去國之初的焦慮，在此走進書香世界。我流連最多的是胡適曾任館長的東亞系東方圖書館。每天背著書包經過卡內基橋，波光粼粼的湖面倒影搖蕩，如同命途變幻。遠離故土那份孤獨感卻在書卷中得到稀釋。我住在草木蓊鬱的奔狐小區，那是半吊子英文的直譯，中文語境裏“奔狐”頗有動感。其後才知Fox Run精譯應爲“狐徑”，Run在此處是名詞不是動詞，因而更顯幽隱疏曠，亦與遷客心境更相符。

    在這段彷徨歲月，余英時先生可謂我的精神導師。他讀過我的幾篇文字，覺出有一縷排遣不去的鄉愁，便告訴我，傳統農業社會安土重遷，而現代人的“根” 卻不再有固定空間。文化之根必然存在于每個人心中，所以人之所至，根必隨之。余先生例舉二戰時流亡美國普林斯頓的德國作家托馬斯曼，有人問他懷念故土否， 他說：“我到什麽地方，德國就在什麽地方。”

    余英時前輩待人誠懇寬厚，充滿人文關懷。然而我在普林斯頓除去聽課，和他幾無私人接觸。本來有點緣分——圍棋。余先生是業餘五六段，我只是二三段，棋力相差懸殊，無顔討教。恰逢台灣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來普林斯頓，在東亞系座談之余，和我下過一盤棋。沈校長授四子，余先生在旁觀棋不語，只在我補上撲劫漏洞時，余先生點頭嘉許。但這盤棋我還是輸了。

    陸游句曰：“萬里因循成久客，一年容易又秋風”。九年倏忽過去，命運川河把我這葉扁舟漂流到華盛頓。余英時教授也在普林斯頓大學榮休。沒想到，棋緣未結卻結上詩緣。我從小喜歡讀古典詩詞，去國後才學寫。余英時先生近體詩寫得甚好，我有時將自己的習作寄給前輩。一日收到余先生信，是他的幾首絕句近作。這令我意外並興奮，于是不避冒昧登門拜訪。

    重到余宅，距上次已隔了近廿年。庭院依舊，茶香依舊，前輩情懷依舊，他還是充滿人性關懷。他和夫人陳淑平關切詢問我的家人及遷居華盛頓之後的生活。我看到茶几上余先生臨枰弈棋的照片，對弈者很面善，便問是誰。爽朗的淑平前輩說，這是林海峰九段，他和余先生邊聊邊下，談笑用兵，居然輸了半目。

    余英時前輩已戒煙，他抽煙斗是受燕京大學授業老師翁獨健所傳染；他下圍棋是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時受楊聯陞教授所影響。我一直遺憾未和余先生下過棋，但有幸和前輩談詩論文。他和我談過北島、哈金、閻連科，又說到陳寅恪、汪精衛的詩。余先生書法很好，還贈我一幅抄錄陳寅恪七律《丁酉七夕》的墨寶。我將前輩視爲吾師，前輩賜墨題款卻稱“捷生吾友”。

    此後我每次重返普林斯頓，都去拜訪余英時先生。我豈敢對前輩攀朋稱友，但就詩詞而言，可謂詩友。余先生文字功底極深，卻從不指教別人如何作文，僅對我的詩作說過幾句，建議少用僻字僻典。這就是詩友。這一心理認同是很個人的，別人不會如此看。我遷到華盛頓後見過余夫人的台大同學、思想史學者張灏前輩。他聽說我寫近體詩，又來自普林斯頓，就說：“你一定是余門弟子。我們那輩，能寫舊體詩的只有余英時和許倬雲。”我很希望成爲余門弟子，可惜我不是，甚愧未有資格。

    余英時和淑平前輩都讀文學作品，既讀古典也讀當代。我曾請前輩爲我的小說集《龍舟與劍》寫序，遭婉拒。余先生說小說並非自己研究範圍。其實他對文學很有見地，他對文與質之觀照對我的閱讀與寫作啓迪頗多。史家論文，別有天地，他研究《紅樓夢》、陳寅恪、汪精衛的詩，都從縱深溯源，那是文學中人如我者所看不到的層面。後來余先生爲我另一本紀實類的書寫了序。區區一篇序文，同樣貫通了歷史與思想，傳統與現實，蘊藉深長。

    余英時著作我再三閱讀的是《歷史與思想》，《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雙照樓詩詞稿》序。第一本我無力談論，後兩篇卻是本人興趣所在。《雙照樓詩詞稿》序是一篇奇文，從歷史風雲穿越到詩歌，摒棄民國史固有敘事，透視汪精衛的內心世界，道盡汪氏其才可憫，其遇可哀，其情可歎，其行可悲。晚年陳寅恪讀到余英時《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歎曰：“作者知我”。倘若汪精衛泉下讀到《雙照樓詩詞稿》序，一定感喟不已，作者豈止“知我”，更開剝出汪精衛自己未能直視之幽微心理。我于史學是門外漢，但僅憑此篇，卻也管中窺豹，捉摸到余先生治學、觀史、閱世、察人，委實大異于常人。

    歷史這個詞，中文拆解是“經歷”之“記錄”，而英文拆解history是“他的故事”，其間並無差異。西方對歷史的認知，離不開人和他（他們）的故事。東方對歷史的認知，當然也有人，《史記》就是人的故事，司馬遷爲治史的源頭。其後歷史中的“他”和“故事”都不斷生長，治史之源流有所遷移。史書由朝廷修撰後，脈絡終不離思想、事件、人物，但人和故事的甄選取舍或有所不同，王朝的盛衰也重于個人命運的浮沈。不能否認官史修撰的意義和巨大成就，但我覺得余英時治學要旨，是把歷史與思想的終極意義回歸人性、人道、人本。歷史不單是“經歷”“記錄”，而首先是人的故事。我沒有和余先生談過，不知這樣理解對不對。

    那年適逢余先生八十五歲壽辰，因母親生他時難産去世，故而前輩從來不過生日。爲感謝前輩寫序和賜墨，我總想送一點什麽做回禮。這很難，余先生素來不受他人禮品。忽而念及我存有一方端硯，那是知青歲月留念。我到海南島五指山之前，先到西江流域插隊兩年，其時僅十五歲。那裏屬古端州，離開時作爲紀念，我特意買了一塊端硯。文革年間端硯便宜，又非上品，不過十多元而已。去國後，家人又買了端硯托人帶來以慰鄉思。這塊較好，是宋坑石，有兩粒石眼。我不谙書法，藏硯只是寄托青春緬懷。心忖把自己當年買的那方端硯送給前輩，或不會被拒。沒想到前輩真的接受了。

    余英時家鄉也出硯台，是四大名硯之歙硯。但他出生于天津，1937年抗戰爆發，他才被送回家鄉安徽潛山官莊住過九年，在那裏他認識了城市以外的中國。官莊在皖西萬山叢中，逾百年保持農業社會原生態，宗法、鄉紳是草根自治的基石。從童年到少年這九年，對余先生後來治學影響深遠。我也生在城市，少小離家，亦在粵西水鄉認知草根社會。當年知青集體宿舍是一座古老的陳姓祠堂，它化爲我青春期的深意象。90年代在普林斯頓創作的中篇小說《紫雲硯》，其間從端硯和祠堂的描寫輻射出大時代一組人物臉譜，正是這種意象的沈澱。

    淑平前輩說，余英時當年是山鄉憨孩子。我說自己當年是水鄉莽少年。我們從不同年代一直走到普林斯頓交匯點。在與前輩傾談往事之餘，我漸悟余先生關於“根”的真義。他沒有鄉土觀念，只有文化情懷。而文化之根在新土壤吸收新養分，反而更茁壯，人挪活，樹挪也活。我猛省當初前輩解我鄉愁，其實蘊含勉勵和期許。

    余英時榮休後，常有遠方來客拜訪。余先生誠懇親和，卻也有閉門謝客之時。某次我到訪，座上已有來自國內某大學的一對訪客。出于某種原因，他們和余先生談話小心翼翼。而我在前輩面前很開朗，我的出現並不在他們訪問程序中，于是令氣氛更拘謹。察覺這點，我就離席和淑平前輩聊天去了。另有國內某大學校長求訪，來電稱：“我已事先匯報了，上級已同意我來拜訪。”此言一出，便吃了閉門羹。

    回想在普林斯頓每聽余教授講座，我和其他聽者提出問題都很大。廿年後和前輩相對，卻很少言及思想與學術，談的多是人生與家常。然而余先生隨意道出的卻時常閃爍著睿智。我和前輩說台灣見聞，甚感民風敦厚，人情濃郁，越到中南部越是如此，與香港及我生活過的地方很不一樣。余先生說：“台灣民衆沒有革命記憶，連辛亥革命的記憶都沒有。”這令我品味再三。余先生又從童年往事說到草根農村的人際關係，並非我受教育時教科書裏的階級對立關係。這令我想起《紅樓夢》，進而念及文革插隊端州鄉村，地富分子門戶必得用黑漆寫上諸如“脫胎換骨”之類的侮辱性對聯，曾使我充滿警惕和繃緊階級鬥爭之弦。倒是本村鄉親對塗抹黑對聯的家庭和睦融洽，並無歧視之心。我在彼處僅兩年，未見過古華《芙蓉鎮》裡流氓無産者“運動根子”王秋赦式的人物，如果有，也定受鄉親鄙夷。

    余英時前輩生活淡泊簡樸，煙斗與圍棋束之高閣後，除讀書著書簡直沒有什麽嗜好，只喝清茶和偶爾看看網球直播。一次我問起徽菜，余先生笑道，在皖西山區九年粗茶淡飯，從來不知什麽是徽菜。他只看過梁實秋記敘，胡適請吃徽菜，卻未獲佳評。寫過《雅舍談吃》的梁實秋是美食家，哪怕抗戰期間也談吃不辍。梁實秋批評徽菜油太多，想必爲實。我後來得機品嘗，其中招牌徽菜臭鳜魚，緣于過去從長江邊到徽州販運不便，途中不斷澆淡鹽水保鮮，運到食肆已輕度腐爛，真是味溢四座。嗜臭是人類味蕾特殊感應，如臭豆腐和瑞士臭芝士。我卻不慣逐臭，聽我形容此味，前輩不禁失笑。

    匮乏年代的過來人，通常會對得不到的東西特別渴求，這是人之常情。美學家高爾泰勞改釋放之日，一頓飯就毀了胃功能，他實在無法遏止吃肉欲望。我也屬同類，甚至可從逆向證明，我至今一見蘿蔔乾就反胃，只緣在海南島漫長雨季中只能嚼它。余英時先生卻不屬此類，他不覺得粗茶淡飯有何不好。相反，他從皖西叢山走出來，初嘗魚蝦不耐其腥，至今亦然。

    我自愧人生雜色太多，美食美酒香茗皆所好，上網下棋，看NBA球賽和美式橄榄球，還不時追口碑好的美國電視劇，虛擲許多時光。卻有一點和余英時前輩近似，我最大興趣在於讀書寫作，只有進入這天地才獲得心靈自由，乃至有一種飛翔感。

    一次和前輩聊家常，說起我兒子辭職去做獨立音樂人，這令我困惑。余英時先生說：“人只要做自己真心喜歡的事，就一定做得好”。兒子真成了費城小有名氣的音樂DJ。其實無關名氣，關鍵是人生過得快樂充實。于是悟出，前輩那句話也是對我說的。

    去國多年，人生行旅山重水複，始終沒有走出文學原野。曾記否，我在西江水鄉古老祠堂裏，在五指山中茅寮的油燈下，寫作是點燃生命的一根火柴。其後它居然跳躍成一簇火焰，把我照亮。及至人到中年離開家園，跌跌撞撞地走向不可知的未來，甚至沒有帶上筆和紙，但我帶著自己的語言。如果這世界上有什麽是我永遠放不下的，那就是寫作。我過去之文學情緣，到了他鄉或許有點水土不服，以致一度疏遠了它。當我終于回到文學天地，僅創作過程那種快樂，就使我陶醉不已。

    猶記90年代中期，我重履文學耕地，筆下並無異邦生活痕跡。畢竟故國的歲月河山，已成爲生命年輪裏色澤最深的紋路。我在那裏生活了三十七年，足以在腦質層裏伸展出龐大根系，西江逝波，瓊崖林莽，悠遠濤聲晝夜拍擊著我的記憶與想象。反而眼前影像太真實了，我一度拒絕它進入，覺得這近距離的真實擠壓了想象空間。

    直到近年，我的筆觸才開始耕耘身邊的生活，在其間呼吸與行走，宛如發現一片厚土。這就是余英時前輩早就提點的“人之所至，根必隨之”。我舒展開新的根須，在語言文字的流淌中，回到故鄉，植根新大陸。

    我無緣進入余英時前輩的學術天地，但當年沿着普林斯頓那條蜿蜒“狐徑”，我一點點走近前輩的精神世界。讀書、作文、做人，自知難以臻達那個境界，卻已印下足迹，就這樣走過了將近三十年。

寫於2017年深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