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权力的魔杖（第四章）（第三节）

第四章 那木棍确是“魔力”的权杖

［连载］权力的魔杖（第四章）（第三节）

　　第三节 地域观念的形成是奠定国家形成的基础之一

　　我们来谈亲缘观念、财富观念、地域观念这三大社会观念中最后的一个重要观念：地域观念。这也是三大社会观念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观念。这么说的原因是基于地域观念的形成对国之界定，甚至在某些时期最终影响到一国的国家理念。

　　地域观念的形成无疑源自于人类固定生活方式的确立，特别是农耕、畜牧的出现，催生了这一观念的成熟。如果说动物出于猎食和交配而占据领地是出于本能（或生存竞争）之需，人类的原始动机也大致与之相当。但人类对其目标预设和实现的能力显然高于动物。对领地而言，则是根据自身预设目标的预期和行为能力的界定。人类由农耕、畜牧，较之渔猎采集的原始生产形态，生产的目的和手段更加完善。土地成为实现生存和财富来源和保障（这是人类生存选择的又一飞跃，当然，第一步是“从树上下到地上”）。土地意识是随生存之需而增强的。随之而来的是，由于土地的拥有和相关生产的展开，为人类物质生活积累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由其对财富的追求（产生财富的“私有”观念），对土地的需求发生了质的变化，某些土地因其肥沃和利于灌溉而成为价值培增的“财富”（这是一项极其重要的财富，中国后来的几千年文明史莫不与之紧密联系）。拥有这样“富饶土地”（请注意，农耕文明的显著特征正是如此）越多的家庭或部族，便拥有了足以发展出五谷丰盈、六畜繁盛、人丁兴旺的社会。这样的部族所具有的扩张力是那些土地贫脊，灌溉不利之地的部族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上，我们从人类文明多起源于河流流域、湖泊沼泽地带和森林边缘（利于水源和渔猎）即可见其实质。

　　我们知道，就源远流长的整个中华文明而言，历史上被形象地称之为“大河文明”，这也和古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及西亚的两河文明极其相似。这种文明方式的一大共同特征就是对水利（这里的“水利”不是指水利工程）的要求较高，因为没有良好的灌溉就不会有良好的收成。在人力改造自然的能力尚未达到一个较高水平之时，土地灌溉则多利用自然的、自流的灌溉和由此带来的自然的培肥作用（而“天”是靠不住的——除非地处常年风调雨顺之地，但地球所能提供的这样的地方少之又少，大多被森林、山地占据，人类尚不能有所作为）。其中，河湾、大面积滩涂地、河流冲击形成的扇形冲积平原、季节性河流流域、沼泽湖泊边缘地带、季节性湖泊地带、森林边缘地带（往往洼地众多，水源充沛）……，等等。这些地域、地块成为农耕文明之首选，较之那些难以灌溉的高地，山石之地，更能实现粮食的丰收。就其地理条件而言，这些地域也往往处于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利于粮食作物生长和分季节种植，使人类易于摆脱对狩猎、采集的生产方式的依赖（本文在关于亲缘观念的论述时曾谈到过这种分季节种植的重要性）。

　　就中华文明而言，这些地理条件因素尤其重要。这些优质地块（指华北黄河流域中上游一带）的周边也没有大面积的森林分布（小的林木成为材桑、工具、建材等来源），而是面积不等的草场。随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的形成，农业和牧业（在中国）出现较早的分工，这也多得宜于地理条件提供的便利（这与西欧不同，很长时期，西欧的生产状态是农牧未有如此明确的分化的）。在距今约7000年至5000年，农业生产出现较大发展，致使土地的扩张在今河北涿鹿为中心的黄河流域中上游一带限入困局。肥沃土地的狭小导致对土地资源十分紧张的供求关系（那时的土地供应者是大自然），游牧部落也受到农耕部落扩张的挤迫，因此也加入到对土地的争夺中来，终于暴发了由黄帝、炎帝、蚩尤为代表的部落集团之间的战争。经过长期的互相吞并的残酷杀戮，最后由黄帝战胜蚩尤而达成统一。然而，游牧部落是最无可能被“消灭”的，他们一直存在和繁盛于一种逐水草而居的迁徙之中，对“中国”的“威胁”也就一直存在了下来。这些由土地财富的争夺之战，是形成中国式的领土意识或地域观念的重大因素。中国人的地域观念也往往随着地域的可控制范围而变化，这是有史可考的。（在此暂不举例说明）

　　随着农业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和投入不断累积（如垦荒和引水），大部分易于开垦和水利方便的荒地被开辟为农田，农耕步步扩增，游牧步步退却，从人口生产到工具制造等生产的主要方面（生产力），农耕文明的优势相对于游牧文明也逐步显现。中华民族用农业加人口数量的绝对优势挡住了游牧部族的争斗，并将其挤退出这一地区，这也是后来无休无止的两种文明之间大规模战争的源头。这样，广大范围的农耕地域文化由此形成（从马家窑、仰韶等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彩陶，生产用具，甚至粮食作物痕迹中可以看出这种农耕文明发展的强劲势头），由此建立起来的政权也逐步日趋稳固（传说黄帝把他的子孙“分封”到“天下”各地建立子政权就是最好的说明）。

　　这里，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现象：由农耕的生产方式从而决定了部族——最后是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是这样的吗？是的，我们不可否认农耕文明的重要性对华夏民族而言，简直达到安生立命，定国安邦的程度。但是，这只是硬币之一面。我们这样设想一下，如果没有如此激烈的中国式的“土地战争”——这种战争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那又会怎样？我们前面谈到，由暴力政权下的“文化”是如何倾向于走向于专制文化和战争的必由之路的。由强权引发对战争的需求，由战争导致对人口的需求，由人口需求又导致对土地的需求，反过来强权体制和战争又消费前述种种需求。这样往复而内化的复制系统，是绝对产生不出市场机制之下的财富效应的。和俄罗斯等专制主义者一样，统治的最终结果就是领土面积超乎寻常地广大！这就是硬币的另一面。中国人的国家意识不如说就是领地、地域意识，因为它直接地与领地观念紧密连系；中国人的社会意识不如说就是强权意识，因为当政者把政权作为文化的主体直接地与东方专制主义相通。（我这样说怕是又要招来“唾骂鸟”——鸟类的一种，其叫声特恐怖、刺耳。觅食时疯狂叫嚣不止，直至被掠食者吓的瘫软，然后群起而啄食之。）

　　就农耕文明而言，农耕生产只是一种生产方式，只是满足人类物质生活的一种手段，它本身没有任何对、错的问题。而财富作为人类生产活动的必然产物，也同此理。财富转化为资本并成为资本的唯一来源，这也是顺理成章之必然。人类选择什么样的财富的增长方式，才是人类文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这完全取决于人类自身的决策能力、行为方式和动机。若非如此，我们又如何区分社会文明发展的不同形态和分辨出其中的善与恶，好与坏呢？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反复谈到。正因为文明的存在方式在于选择，在历代中国统治者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由分说的“选择”下，中国的经济形态过早地“定型”于这种单一的以生产为目的农耕生产，并从此形成极为封闭的内生态自足体系，也就从此不再需要与外界产生任何联系了。和外邦的交往成为可有可无的礼尚往来，或者干脆就是力量对决、实力对比。国界封闭起来，成为大众之禁界；礼尚或威仪外邦，成为帝王政治；疆域的划分成为表现实力控制的范畴。所以，历史以来，中国的国之界定，是以统治力这种模糊概念作为基础的，也就产生政权控制力有多大国家就有多大的原始地域观念。之所以说它是一种原始观念，是因为这种政权下的国家没有社会的基础，它排斥公权力的社会化，集权于中央，占有社会和自然资源，并剥夺民众经济、政治权力（即民生权力、民主权力），架空社会基础，造成国之概念虚空。而我们知道，任何国家概念其必包含土地、政权和人民这三大基本要素，我们还知道许多欧洲国家反复失国而又总能重建，比如爱尔兰、波兰、黑山共和国等等，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国家不属于统治集团的私产，它是人民的共有财富，其中包括土地、政权和其他社会和自然财富。人民起来保卫国家财富、保卫家园、捍卫尊严不受侵犯是理所当然的事（这方面可举的例子很多，以后我们还会谈到）。而专制主义者的领地意识则与动物几无区别，凭借原始暴力（武力）在可控制范围撒尿，疆界也不必特别清晰，反正那威慑力就证明，凭那尿液散发的嬗味昭示天下即可。所以，直到康熙王朝之时，在外力（沙俄）之被迫之下，才有了国家地图，但尚未有国家意识。有国家意识之第—人，恐怕要数孙文先生，而我说的“国家意识”指的是包含一国之民众意识和利益导向的政治形态，而非仅仅是政权力和地理概念那么简单。

　　当黄帝统一各部族之后，“天下”再无与之争雄的对手，也同时没有了可以与之交流的伙伴——北方尚未形成以犬戎部落为主的巨大威胁，而且，据称犬戎与夏人同祖，皆出于黄帝（见《山海经·大荒北经》，实际考古上没有定论）。这时，天下太平（中国人对这样的状态都很满意，因为统治者终于可以歇息一下，暂时不必让他们去送死了）。在这样一种孤独和孤立的状态之下，统治者当然可以畜养一下人民（因为奴隶制下的人民是要被用匕首擢瞎一只眼睛的奴隶，其地位类于畜牲），当然人民也就在可控制的范围内休养生息一番，但不必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采”。据统治者所垄断的知识部门——古代的“真理部”坚称，“中国”之外更无文明，只有天涯海角的各种吃人的妖怪（具体描述请参阅各种神怪记述），这就和几千年后的中国的真理部传输的各种奇谈怪论一样——中国以外的地方，不是在发大水就是在烧大火，总之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偶有未能“水深火热”之地，则充满了“敌对势力”——即“敌人”。所以，中国的统治者向来有一种既“伟大”又“光荣”的历史“史命感”，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保护人民”、“为人民服务”的那么一种特别的、专有的权力，并把这种权力提升到制度的高度，这就是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那么，这种制度或权力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朝庭，这种权力的强大载体。无疑，特别明显的是，由统治者建立起来的“国家”，本是一种战争和统治的工具，这和我们在《第二节 财富观念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中所描述的一样，只是这一节里，我们加上了地域观念这一重要概念。有了“国家”这一重要的地域观念，统治起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使统治力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施展。

　　总之，在中国的统治者那里的解释是，天是园的，地是方的，中国位于大地的中央，周围不是充满了各种妖怪，便是“敌对势力”对我之虎视耽耽，而我中国，在某某某帝王的英明领导下，幸福指数一般比外国高五倍……。这是令中国人自豪了几千年的景象。既然如此，中国人就不必越界出去了，那太危险了。剩下来的历史就是尽量多地生产粮食和繁殖人口，以及修筑皇宫、府衙（办公楼）、陵墓（相当于纪念堂），也当然地大量投入对奢侈品的生产（从那些收藏家们把玩的各种“巧夺天工”之物中可以看出那真的充满了天下之“奇技淫巧”，而那却被视为所谓的“中华文化”）。之后，便是把这种统治需求复制到权力所能达到的任何地方——不这样不行，因为随着粮食生产的发展，人口也突然变的“多”了起来，而这种统治下的社会经济形态因其固有的垄断特质而非常的单—，比如工商业的发展明显地被遏制，人口的转移就成为一大难题。这样，至使原有的生息之地也突然变得狭小。于是，领地的扩张和战争又成为新课题。（我看到网上经常有人说中华文明是一种极中庸、极温和、极不具有侵略性的文明。如果指自然而自由的农耕文明而言，确实如此。但是，这种文明一但被捆绑于东方专制主义统治之下，扩张的能力和野心就会显露无疑。农耕文明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高度文明的形式，其强大的创富能力使中国长期占据世界领先地位。自神农氏以后的三皇五帝至秦皇汉武，乃至王朝历史的最后阶段，历代帝王没有不对其加倍重视的。农业一直是立国之本，而土地之于农业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开疆拓土，以成霸业，一直是历代“有理想、有抱负”的帝王理念。最差的帝王至少也要守土护疆，以保“天下”之即成，否则就要背上不孝或背负万人唾弃。所以，这几千年下来，逐步守成与扩疆，中国才有了如此辽阔的土地。这是那些温和论者无法否认的事实。）

　　帝王把他的子孙分封到他的权力能够达到的“天下”各地，并命其各带人口，各自建立自己的封国（传说中是这样的）。这一过程历经千年，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十六世纪，由夏王朝的建立者和统治者夏禹，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记载之王朝（类似于后来的“国”）。夏王朝之前是一种名为“禅让”的政治制度，由夏朝禹的儿子启废除了传统的部落“禅让”制，杀死益而称王，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王朝。但禅让制的本质却是一种帝王权制，有点象那个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比如，“相传尧年老的时候，举行部落联盟议事会，各部落领袖都推举舜为继承人。尧便对舜进行了3年考核 ，认为他可以胜任 ，就命舜摄位行政”（见互动百科词条“禅让”）。“准帝王”的推选虽由各部落执行，但最终决定权仍在帝王那里。而且，这种非制度性的“民主”，很容易被帝王越俎代庖。又比如“禹死后，他的儿子启以父传子的方式继承了王位，以后历代相沿。禅让制遂废”（见互动百科词条“禅让”）。由此可见，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是一种多么古老的政治形态（它绝对不是－种民主制度）。但是，这里必须强调的是，这样的政治形态毕竞表现出一种原始的政治民主，是原始民主政治之萌芽的一种良好的政治现象。如果有可能，在此基础之上，是很容易派生而出议会制度的。但凡政治建制的形成，都是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搏奕和平衡的结果。这一点上，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与古西欧不同的变化——中国强权主义和帝王政治太过强大了！自夏王朝暴力革命，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专制王朝以来，这种可怜的政治民主的萌芽就被掐死，以后再无发生的机会了。

　　我们之所以要对段历史加以回顾，是因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权的“禅让制”自此让位于后来的“世袭制”（即统治权的父子相传相袭）。这对“中国”这一概念的形成关系极大。

　　中国人的地域观念，就是统治者推行的那么一种暴力强权的、野蛮的地域统治观念。

　　中国虽然于夏王朝建立以后搞起了分封制度，但那些封国各自拥有专制权力。显然封国即为大小不等的专制王国，因为它可以拥有自己的财政、军队、行政权力，只是定期或定额向中央之国缴纳一定的贡纳。这样，这些封国和中央之国的关系很象邦联体国家，但无权力制衡和制度约束。经几代政权的经营之后，有的封国治理无道变弱，有的则统治有方变强，于是吞并之战又起，“天下”分崩离析。于是，就有人出来担当重新“统一”的重任。如此循环往复，直至秦始统一天下，中国第二次建立起专制主义王朝架构，并沿袭至“江山永不变色”。

　　有人说中国这种“专制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如此长寿，是地理条件所决定。其实这只是条件之一。另一种因素则是帝王政治。由不断的征服和兼并，形成中国在喜玛拉雅、帕米尔高原以东广大地域一国独大的特殊环境，由此催生中华帝国的形成。这一切都与帝王政治关联。由中国农耕文明支撑起来的巨大生产力，被捆绑于专制主义的战车，由几千年前杀到当今，没有要停止的迹象。若非伟大的工业文明的强烈冲击，这种农业加专制统治的方式别说再持续“一百年不变”，就是再来个“五千年文明”也不奇怪。在帝王政治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帝王集团可以随意处置所辖领土，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经常可以看到以城池、土地与邻邦之交易，以换取集团利益。而人民是没有权力对此说三道四的，因为开疆或裂土都被纳入统治权力范围而非国家理念，成为统治之手段。民众也为统治之工具，统治者认为是他们养活着下民，这就象养猪养牛养羊，主人圈之于何地或放牧于何地是主人的安排，没听说过家养的畜牲有权选择圈养或散养，或在山边吃草或草原吃草——领地是帝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就是中国的地域观念。所以，中国几千年来，地域观念总是和王权连在一起的。这样几千年下来，中国也就无法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之概念。

　　后记：其实本小节尚未完全，怕太长没人愿看，自己先掐掉一些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