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权力的魔杖（第四章）（第二节）

第四章 那木棍确是“魔力”的权杖

权力的魔杖（第四章）（第二节）

        第二节  财富观念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

        今天，我们来探讨第二个重要观念——财富观念的性质和形成的原因。财富的形成是与人类生产方式的变革直接关联的。然而，最初的生产单位则是个人的、家庭的生产单位，由其发展而建立起家族的社会集体。这种家族的社会单位我们仔细辨别时发现，这仅仅是家庭的放大或扩增。在人类尚未发生大规模征服、奴役的社会现象之前，这种家庭或家族是社会主要的架构单位。我们前文说过，这种家庭、家族为单位的社会架构是有利于当时的生产发展和财富积累的。既然有积累，就理所当然地会随之形成“财富观念”。那么，最初的财富观念是什么样子的呢？假如我们承认人类不是一开始就建立起了社会的形态，更不会有社会架构；如果我们承认最先建立起来的是家庭这种前社会单位，并由此最终聚合为社会，最终架构起社会组织，这正如人之细胞组成人体，或如树木形成森林。那么，我们不得不认为，最初创造出来的人类的财富，一定是个人的、家庭的财富。就其财富性质而言，一定是“私有”属性而非“公有”属性。这也就首先促成财富的私有观念的形成。所谓的“原始公社”（见马克思相关论述），在人类历史上究竞有没有出现过呢？下文我们来作简约的分析。

        依据自然法则从强者生存逻辑中“进化”而来的原始人类社会，实际上应当是一种强者占有优先选择权和分配权力的社会，否则便不符合“进化”逻辑。那么，母系社会的存在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那是当时之—种社会关系——源于血缘纽带关系、生殖崇拜、家庭（家族）和符合这种历史条件的生产关系——这并不矛盾，前文有述，母系社会并不排诉对男性的容纳。但这便是—种所谓的“原始公社”吗？显然不是，而是家庭、家族而后为宗族的社会单位，其基本形态为家庭，发展为家族，而后为宗族。假如我们认为家庭财产为“私有”，随家庭扩大为家族之后，其财产由各家庭成员承续而来，形成新的财产形式。这种财产总量中的若干为各家庭占有，其余部分假如并未由各家庭成员分割，便形成—种表面上的“公有”的形式（即财产分配权之未决部分）。但这一点都不能说明这便是“公社财产”，而是—种“公共财产”。“公共的”不等于“公社的”，这是很明白的道理。我们知道，任何一种私有制度之下的社会也都同样会由于生产关系之建立而产生一定总量的公共财富，如果我仅凭财富是否“私有”或“公有”从而判断社会关系是否为公社关系，那么一定不合逻辑并与事实相悖，这个道理也同样明确。而且，就各家庭财富而言，也非均富，而是强生者占有（或创造）更多财富。自人类发展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公社”这种社会现象。如果一定要说有过，那么，柏拉图式“公社”算一个，但那是幻想；马克思式的“原始共惨煮蚁”算一个，但那是杜撰；后来的“巴黎公社”算一个，但那是个血色的泡沫，转眼就破灭了；再往后有希特勒、死大拧、毛折咚、波尔布特、卡斯特罗、金氏父子等可怕人物建立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射秽煮蚁”，也都算是“公社”，但共通之处，都是极权专制主义。难道这便是“公社”或“共惨煮蚁”的宿命？别急，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还会解析“共惨煮蚁”的原始特性和它所包含的强权特性。（对不起，我也不想把那些词搞成那样，是被“敏感瓷”——“瓶闭”——“疯杀”所迫。那些东东是装在一种名叫“敏感瓷”的瓶子里“瓶闭”着的，不小心碰到（坏）这易碎的“敏感瓷”，就会即刻遭到“疯杀”！现在又搞了—种名叫“死名制”的，只要“制”住了你的名字，你就定“死”无疑！防“非典”和H1N1所用的手段和这个有类似之处。）

        接着聊。当人们从树上下到地上并开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定居生活方式以后，由其自然的生产方式促成自然的经济形式的形成——谁创造（或生产），谁拥有。所以，“私有”的财富观念是人类历史上最早，也是最根本，且是最伟大的创制基础。由于强权—直的存在，并在以后的历史演变中被推向极致——专制强权，实际上由代表原始的、带有动物本能的强权主义，和代表创制的、人本主义自由观的自由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未停止。一个要统治、要强占（强权主义）；一个要独立、要自由（人本主义）。针对财富性质的不同，导致社会形态不同，社会文化各异，西方民主主义与东方专制主义于此走向完全相反的发展道路，导致人类分化出不同的社会形态和彼此对立的阵营，从几千年前开始一直斗到当今。当然，我不是说西欧社会没有过强权专制主义的历史，这不是事实。相对而言，传统意义上说，西欧的人本主义更具有其历史的深厚基础。

        农耕文明的发生，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使人们得以安居乐业，不再颠沛流离地四处奔波。由农耕、畜牧而生产出来的粮食、牲畜，解决了人们生活之需；家庭手工的发展促使社会化分工的形成。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品和手工艺品（如彩陶、纺织编织品、制玉、生产工具等）极易转化为商品，加入到流通领域，并使货币的产生成为可能，为城邦经济的形成垫定基础。虽然农耕经济之初只是一种自足体系的自然经济形态，其生产的产品即生产之目的，但自足之后的富余部分则逐步转化为商品——谁也不会傻到看着自己辛勤劳动得来的粮食因存放太久而霉变，或肉品腐坏，或烧制的多余的陶器成为百无一用的摆设——转化（商品化）是唯一的选择。随着“转化”的实现，（私有）财富观念由此形成。（有问：你这样说是不是可以反证，在此之前是“公社”的社会？不，之前是家庭或家族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并由此而发展出宗族形制。你能说家庭、家族和宗族是“公社”吗？可见马的“原始业共产主义”之诡异。）

        家庭的建立有利于推动农耕文明的发展，适于农耕生产的稳步推进。农耕生产又以财富的形式回馈家庭，使家庭扩增为家族、氏族。这样，由农耕所创造的财富成为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我们从古希腊的社会形态中可以看出，自然的、自由的经济下，由于财富观念非常的明晰，所以，社会财富的形成推动了创制的进步，民主主义成为这种经济体制之下的绝对选择，并由此形成世界上最早的民主制度。人类各大洲的文明发展史上，由于对财富认识态度上的不同，终致形成两种截然不同、截然对立的社会制度，其根本原因全在这里了。所幸的是，由历史承续而来，议院制度得以在各种专制主义的重重包围和打击之下，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她保证了民主主义的实现和推行，一枝独秀，灿然怒放。

        由于掠夺和强占的暴力强权太过强大，中国历史上未能发育出私有制的社会形态，更无制度保障。所以，暴力强权一开始便将社会推向专制主义。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之中，“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逻辑深殖这个民族的每个基因，并演化出种种奴性哲学，这正如本文开篇所言。这倒是很符合统治者的要求，因为统治永占上风，民之弱者，甘居统治之下，这样很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这是强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推崇的基本观念。中国在由部落社会过渡到城邦社会之前，在公元前的3000年左右，就由劫掠者和强占者发动的一系列疯狂的战争打破了这种自然的过渡，从而一步跨入到国家社会（这有点象上世纪50年代的“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国家本是一种强权的产物，在社会力量尚不能制约其强大权力之时，这个异己的魔杖就会施放它本身的邪恶，把整个社会作为饕餮盛宴。这个必然之律至今没有丝毫改变。

        农耕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社会财富的积累，这也为掠夺、强占者提供了巨大的诱惑：那多美好啊——如果这些都是我的，或者由我支配——粮食、肉、衣服、玉石、彩陶、房子、美女……。强占和统治的逻辑一但形成，便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正如我们在本文第三章《那木棍是怎样变成权杖的？》所讨论过的一样。由财富引发的贪欲和暴力，由于当时无法对此进行有效的控制，这种暴力和强占得以成功漫延，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具有瘟疫般的传染力。在今天中国的华北涿鹿一带，竟然形成多个暴力集团，于距今约5000年左右，通过强者生存逻辑进行大规模的淘汰之战，最后由黄帝战胜、杀死蚩尤为终结，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强权国家。不管传闻中那个首开先河的帝王被描绘的多么地仁慈，又多地英明，把原始强权推向社会强权主义的正是此人，并建立起国家制度（传闻中黄帝战胜蚩尤而铸鼎称帝）。“国家”这种东西，无论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哲学家、政治家那里，或者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无论是古代先哲或是近现代名人名哲那里，都不认为那是个好东西，都是要被“大同”或者要被“消灭”的“坏东西”。当然，人类注定要遭此大劫，这是人类自身之恶难以遏制的结果。此后，自然的、自由的经济，或曰自然的、自由的农耕文明被束缚在统治之下，成为由“国”之主导的、越来越趋向于“国有”（王国）经济体制——垄断的经济体制的发展导向。从古至今，未能改变。于是，中国人于往后的历史进程中慢慢地胥服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兵，莫非王臣”的观念——从财富到人身自由直至生命权力，一概被剥夺得干干净净。

        我们从财富的产生、形成，并发展出财富观念的整个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和西欧的不同之处。中国在未能发育出自然的、自由的市场或城邦经济之前，便已在强权暴力的掠夺之下走向专制强权社会，自由经济没能得到一个良好的发展机会和空间。但古希腊的成功又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西欧没有强权？不，我们知道，古欧陆上，曾遭受无数蹂躏，有北欧罗斯人的掠夺，有匈奴人长期的入侵，也曾充满血与火之洗礼。但他们由于有其深厚的城邦经济体基础，总能度尽劫波，建立起自己的自由王国（民主城邦国家政体）。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有机会我们还可以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

        这里我们谈到的财富观念，是关于社会物质财富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上升到社会的层面，便是社会文化。在各种专制强权的压制和扭曲下，中国的社会文化形态也随之扭曲变形。中国的统治者以猴王统治猴群的方式管理社会，施行的是一整套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暴政统治——不这样不行，由于其财富来源的不正当性，大有被“被掠夺者”武力索回的可能。同时，其他效尤者之觊觎也是不可不防之忧。在这种统治之下，内斗和外患成为家常便饭。暴力行为的可复制性极强，从中国几千年历史发展中，可见极其频繁。秦二世在出游楚地之时，即被西楚霸王项羽看破其中奥秘，萌生“彼可取而代之”的“邪念”。用什么来达到“取而代之”的目的呢？用武力；为什么要用武力呢？因为自古“天下”都是“打”出来的（而毛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见对古代暴力革命理念之完全的承续）；为什么非打不可呢？因为“不打他就不给我”；他的东西为什么要给你呢？你不能自己创造或者与他交易换吗？因为“他的”这些东西也是抢来的，他可以（抢）我为什么不可以……。中国统治者的种种强盗逻辑就是这么形成的。秦二世胡亥政权被西楚霸王项羽和刘帮的联军所灭，是因为他爹秦始皇的政权是抢来的；西楚霸王被刘帮打败，是因为大家都是窃国大盗，都没有谁更公平、谁更正义的理由，比实力和运气了。中国历史就是这样一部历史，谁灭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取得最后胜利。所谓青史，是胜利者写的，成王败寇，帝王通吃，成为正道。而成功者无论作恶几何，都会树碑立传，狠狠地颂扬一番。唯一人不为自己树碑立传的，只有那位建立了武周朝的女皇武则天。把抢来的东西再分一点点给民众，或者抢的时候注意留下一点给被抢者（别抢光了，要蓄水养鱼，下次才有得捞，这叫“可持续发展观”或“科学发展观”），这就叫做“仁政”，就值得被掠者感恩载德，山呼万岁了——总比抢的一丁点没有的好！

        由于强权主义的存在，中国的财富观念始终未能建立起来（拿《物权法》来说，千呼万唤始出来，却至今还很不完善）。再说，一般情况下，凡是在专制强权的社会条件下，专制主义者都不希望民间财富丰盈和私权力增强。他们害怕人民拥有自卫和反抗的力量（在古代，由于统治者还不具有如今这般强大的用于统X治的资源，或统X治力，有钱便可以招兵买马，建立武装来保卫自己的利益）。施行“全民没有制”来剥夺和控制民间财富，推行君权至上、帝王通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为政权的独占性制造社会意识形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直接对公权力的独占；“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是对社会财富的强取。为使这种专制强权的独占性显得不那么露骨，不惜借助神巫之术，制造图腾崇拜，自命真龙下凡，神化权力魔法，垄断知识工具，排斥异己真舆，操控民间言论，制造妖言神话，篡改真实历史，哄骗大众认知……，如此等等，社会自然之意识形态完全变质。长此以往，“龙”的“文化”漫天飞舞，下民自觉卑微，不敢思想，更不敢造次，否则诛之而弃市，九族不得安宁。

        归纳起来，这种“龙”的“文化”的形成无非如下几大因素：一是这种政权的周边部落（或国家）因害怕某一天也被“专*政”而不断加强了自身的武装自卫的能力，成为强权暴力政权者定义的“敌对势力”（由此，许多原本温和的政权也脱变为武人政权）；二是由于强权专制主义者占有的一切都是抢来的，也就害怕被别人抢去；三是害怕自身内部发生动乱和暴力革*命；四是这种（暴力强权政权）不能下台，更别说什么轮替，因为下台就有被对其不义进行清算的可能。这样的政权一经建立，即便周围和内部没有敌人，它也会假想甚至制造出“敌人”来（比如美国等），以随时保持一种高度的防范。不这样不行，周围全是“敌人”，特别是那些发达国家，“他们有能力打我们”，“若不是要打我们干嘛搞那么些武器，而且比我们先进？”所以他们是“敌对势力”，也就是“敌人”。还有，你看那些交头接耳的人，那些大声嚷嚷的人，那些老拿眼晴盯着我的人，那不是明摆着想造反吗？……

        出于高度的防范意识——有时这种意识达到对颜色的变化也敏感到恐惧的程度：“你看，我说它变颜色了吧？不行，要采取行动……”——尿检样纸的“敏感度”也不过如此！由高度的害怕到高度的防范，在这种“需求”下对战争和社会控制的要求也随之倍增，从而走向高度集权直至极权。这是专制主义者之必由之路。你若不识相，要分权，那么，“拿脑袋来换”，因为“我也是这么干的”。这样，在中国这个发育最早的农耕大国（比欧洲早1000年），统治者很容易地将社会生产的主要方面放在对粮食和人口生产上，用以维持对军队和行政的庞大开支（包括巨大的行政、政工人员等“公务员”队伍和“江山党”组织等开支）的巨大需要。同时，为恐吓人民，展示其统治的威仪，以使政权之下人民顺从，历代专制主义者都要大肆建立种种声威符号，其中最大的一项就是展示皇权（即专制治权）力道和威仪的皇宫、陵墓、各行政府衙（现在叫“办公大楼”），也不管他的臣民多么贫穷，其规模和投资都是堪比任何时代、世界上任何国家的。还有为统治之需，确保皇粮国税来源稳定，也修建一些驿道、运河、灌渠、桥梁之类，若当时条件允许，当然也会大修高速公路和铁路——千万别以为那是为你修的，那是为“人民”修的，当然你也可以乐亨其成，但你永远不是“人民”，你永远代表不了“人民”，所以你别妄想对此拥有任何权力。假如秦始皇要强拆你的房子，或者要占用你的耕地，而你反抗，秦皇的武警（中国特色）五分钟内通过高速公路（驿道的一种）赶到事发现场，并将你绳之以“法”，当然你免不了要在秦朝的监狱里“躲猫猫”一下，这时你就知道那是为谁修建的了。你看，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是为了保卫你吗？修建驿道，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等等，都不是为了你吧？也不用征求你的意见吧？那是统治的需要！是为了使秦始皇的江山永不变色！所以，在专制主义下面，社会的最大需求就是统治的需求，其次才是人民的需求，而所谓的“人民的需求”，那也只是“放水养鱼”，为的却是“鱼”啊！别给你一点水你就滋润，最后你是要上餐桌的——作为“鱼”，你有选择的机会和权利吗？ 你早就被人“代表”得干干净净了吧？

        由社会的物质（财富）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是所有专制主义者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他们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止和控制使之无法实现。我们可以看见，中国专制主义政治和文化几千年来，有的朝代也允许人民“小康”一下，如汉、唐之时，再如南宋等等。但是，重要的是，统治者从来不认可任何来自民间的权力的诉求。你可以拥有民间约定俗成的房契、地契，但挡不住“国家需要”的予夺之权。让你温饱已是皇恩浩大了，岂能不知“感恩”而僭越？其实，这也很好理解，你好好想想吧，你是在河里钓鱼而“获得”，还是在别人那里去“分得”——假如都能得到一条鱼？非洲有句彦语说得很好，接别人东西的手总是在别人的手的下方。如果在河里钓鱼是一种“‘我有’的权力”；在别人那里“分得”则是一种“‘他有’的权力”，表面上看后者多么便宜，“打土豪，分田地”，不劳而获的占有。实则，我们失去了什么——社会地位和做人的尊严！这就是中国人之短视，这种情况至今未有丝毫改变。这也是中国从财富观念到人文社会形态与西方国家始终有着巨大差异的最根本的原因。中国人又说，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口软，为什么软？是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但在许多情况之下，总忍不住要去“拿”，尽管很不义，但传统就是这样，他拿得我就拿不得吗？这是和中国人自古以来由经济地位缺失而导致的社会地位之缺失关系很大。（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着重谈到）

        东方专制主义者为何要如此专注地剥夺国民财富的所有权呢？上文我们已经讲了这么多了，这里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凡是这种以暴力建立起来的专制主义的政权架构，不管它统治的国家多么地贫穷，总是要极欲建立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行政力量（含军警力量，在专制主义国家总是军政一体和政法一体的），用以维护其专政的权力。为达到这个目的，必然地要大量消耗自然和社会财富，以其财富的庞断来支撑军、政的庞大开支。这样，我们便可以解释为什么秦始皇要大修万里长城（军事防御，即今所谓“国防”）、阿房宫（声威符号，含“办公大楼”）、驿道（即当时的高速公路）、水利（以保皇粮国税来源更好，类于三峡工程）……。而后的历史差不多都是前朝的重复，只是手段上稍有不同，带来的“治理”效果当然也就各有不同。比如汉朝那著名的文景之治，再如唐、宋，再之还有所谓的“康乾盛世”，但在“放水养鱼”之后便是饕餮之宴，民脂民膏的完全的榨取！这可是比那“万恶的资本主义”更加万恶十倍、百倍的万恶！！！

        假如正象我们所见的历史一样，所谓的资本主义，由其历史的承续性和历史的演进而正在或已经因其故有的历史的发展，进入到民主宪政之社会形态，这是由人类社会固有的历史发展方向和力量所决定，那么，专制主义的不可逆性则是因为这种社会制度以及这种制度架构起来的政权形式所决定了的。这种政权必然地由其政权的性质决定对社会造成必然的掠夺，这是不言而喻的，无法改变的。中国人较之世界上其他民族更早地开创了农耕文明，其发展的高度也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和民族，但中并未由此走上良性的发展之路，农耕文明这种伟大的创造被统X治者束缚，使其难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财富，为历史的进步提供更大的动力。所以，中国自农耕文明以来，不可能再更进一程，社会物质基础被东方专制主义抽空，发展成为不可实现的梦想。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反复地谈到，因为它太重了。人类由其蛮荒过度到文明，这其中有着三大不可动摇和不可或缺的因素：一为家庭的建立，二为财富社会的建立，三为城邦或国家的建立，是人类社会由幼稚走向成熟的三大标志。这里谈到的城邦或国家，正是我们下一节要讨论到的地域观念的问题，也是本章强调的亲缘观念、财富观念、地域观念这三大观念中的最后一个重要观念。（本小节已完，下节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