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娟回家

姐娟回家

作者 黄锦婷

         姐娟回来是很突然的。她离家三十年后才回的家。当我在微信视频里看到她的第一眼，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哭。只有哭泣。
        她回家是因为大妈病了，我的母亲也病了。大妈是母亲唯一的姐姐。姐娟是大妈的二女儿。我们小时候住在父母亲工作的乡村校园里，因此外婆家也就是大妈家就成了我们几姐妹在农村的老家，外婆家要翻两座山，去舅公家要涉水过河，这就基本上是贯穿童年社交生活的主要内容。也是《最后山歌》中农耕稻作生活素材的来源，田园牧歌部分的原生和美好，贫困而坚守，就是在对自然的观察中感悟山水之间的灵动和天然的美，在回望失落中揭示“我们曾经拥有过的森林”。而这种世外桃源般农居的美，把我们在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丢失的部分做了一份精神失落的纪录。
对山歌这令人魂牵梦萦的文化遗产慢慢消失这件事，一直是我多年放不下的无奈心结。童年的山歌记忆渐渐远去，大榕树下通过对歌谈恋爱的青年们现在已经白发苍苍，善歌的一代比如象我母亲这样“世界遗产”级的老人，我真的已经可以想象到我们将来的对没有传承的后悔心情。母亲在当地是歌王，1997年香港回归她参加地区山歌比赛，获得第一名，她唱山歌就象我们写诗，边在脑里写，一边嘴里马上唱出来，壮族山歌的赋比兴财富，有些可以说是诗经里《国风》的活化石。

       听到大妈病，第一反应也是流泪。外婆去世后。这个农村家里，不知为什么我最惦记的就是这两个人，可能因为她们两个人的性格最像外婆：一种纯粹的沉默，但一旦开口说话，又觉得她们象井水一样，温柔清静。外婆，大妈不识字，姐娟是初中未读完就缀学务农，而她们身上的爱的智慧，一点也不比我们这些所谓“才女们大学生”低，在我出国开始的那一两年，我很长时间在怀疑：一个女人应不应该接受教育，我开始对过往进行追溯，到底是在人生的哪一个环节，命运把我带到了国外。变成一个终日思乡的“异乡人”。其实对所谓自我的探寻，起源于童年时期，从因为肚子饿而把朝天椒放进嘴里的那一刻起，从溯源沿着小溪而上寻找果腹的野果的那个时候起，我把我的童年打开，我想寻找回成为现在的我的一个源头性质的东西，一种与成长和命运关乎的根源性的因，而一个巨大的我不能解释的问号等待着我在追溯中陈述，我尽量把我的喜怒哀乐“客观”化到陈述，比如内心对黄昏没有来由的忧伤，对山林的恐惧的眷恋，我不会刻意为了让陈述看起来更冷静而故意去隐瞒“当时”的感觉，或者用“当下”的智识去美化当时的“幼稚”感情。总之，我尝试象不识字的外婆一样，象她在天井梳头的样子，慢慢把过往梳理出来。呈现出来。
       然而生活是一团乱麻，这么多的人物参与进我的命运。我从未谋面的爷爷奶奶，1949年在土改中被打死（父亲当时9岁），外公（1942年被国民党拉壮丁，1948年失联至今），她们不曾在我的生活出现，但却对我个人产生了影响。1949年发生的事对父亲的命运产生巨大的影响，而父亲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外公离家时母亲4岁，她对父亲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我长大后知道母亲激烈尖锐强壮的性格特质是因为她的生命里缺少一个父亲的角色。她不曾拥有过父爱的庇护因而她没有意识到缺失什么，而我长大后才懂得，她的生命中存在一种巨大的父爱空缺。
我的家人，姐妹们，4个才女，她们都参与了我的生命建设，从我小时侯被人欺负，到长大后恋爱，婚姻，工作，顺境逆境，她们都在。我在创作的时候，使用真名，只有用真名写，我才有感觉，到后来2016年急急忙忙在《今天》网站贴出来发表的时候，很多的真名都来不及改过来。当然正式出版的时候名字还是费了很多的麻烦，重新对人物的名字做了修改了。
更不必说我的童年暗恋，好友，中学大学的师长同学，都在命运这部“大戏”中一一登场，我退后两步，一步三回头，总忘不了这些人，这样一种巨大的场景，要有多少个深度场景才可以把她们描绘出来？我刚开始在稿纸上写，2004年在荷兰我开始会使用电脑写作（会打字不代表可以用电脑写作），开始把思路素材再整理扩展，2005年基本成形，但差一个结尾。这一等，就等了两年，2007年回国之行，因为回家看大妈，我的结尾很自然就出来了……原路返回，你在哪里？一个没有答案的答案，一个开放的问题成了《最后的山歌》的结尾。为这几页A4，我足足等了两年，也值得了。后来2016年写的一些组诗也涉及了那次回乡的生命体验《困顿马语》，《一条失散多年的鱼》等。
        因为2009年在荷兰进行原著著作权注册时用的是我的名字注册，2016年9月在纸质书出版发行之时考虑再三决定用真名黄锦婷发表，而没有用我自己取的笔名：纆徽或六兰。毕竟父母亲给的名字，是最有生命意义的。没有父母亲，也不会有这本书，没有我的族人，村庄，没有壮族山歌，也不会有《最后的山歌》这本书；如果我不是在荷兰，我也写不出这本书。写作的契机是需要灵魂的碰撞，刚刚出国时那种突然的文化对撞，是千载难逢的生命惊醒，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记录下所有生命细节的欲望。写小说好，写诗也好，如果没有写作的冲动，就很难进入一种精神上创造的状态。
      《最后的山歌》，我对社会和命运的思考是诚恳的。创作的动因充满个人对东方理想式甜美爱的智慧的回归。比如对于女性的观察，乐于服务他人的东方女子，又比如对于男性的描写，基本上也往一个比较理想化的样子去塑造。我个人其实无力去塑造什么理想中“中国男性人格”，这些男性人物他们都出现在我们每个女性的生命里，而中国男人我觉得他们是世界上背负最重的文化包袱的，也因而在人格上被扭曲或变形，值得同情，感慨和批判，这和他们背后复杂的文化后花园（道，释，儒）等巨大的影响分不开，也有人在灵魂上进行艰苦的坚守，一些美好不至于在文化上断绝。在极端的“暴力为真理”的岁月里，象书中父亲这样的一个处于极度弱势的普通人，活下去得赖于灵魂深处的南山后花园，精神上无形的财富，使得逼仄的苦难反而产生一种难于泯灭的缺憾之美。
       文革动乱期间的灾难和阴影，不仅是父辈们在承受，文革第一代受害者在慢慢离去，第二代迈向苍老，第三代你要她反思文革她宁可低头看手机，第四代，她可能会说：关她什么事……而事实上我们的文明和民族心性已经完美到只剩下赞歌而不需要反思了吗？以我个人在2016年在网络上写作的体验和观察，答案是我们不仅要反思，而且还要更加将这种反思传承下去，不负那些精神肉体受到迫害甚至失去生命的前辈。文革的伤痕文学其实更应该进入深度的“后伤痕”时代，以防止民族灾难的再度发生。
       文学是什么？以前中文系的老师总是说，文学是人学，但作为现代的文学人，我觉得文学不仅是人学，宇宙万物也都可在文学的体系中得到细致的观照。人类的文学尝试在这庞大的长河中营造一个适合人居动物居植物居的精神家园。而我们，能象一条失散多年的鱼一样回归精神的家园吗？
或许《最后的山歌》不能给出答案，但是我想在这里说，我的书写是用生命体验和灵魂作为写作的动因，我的追问是真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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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族旅荷作家黄锦婷自传体长篇小说《最后的山歌》于2016年九月在荷兰出版发行（ISBN:978-90-825920-0-9)，此书荣幸得到荷兰皇家图书馆收藏，正式公开于荷兰全国图书查询目录，适逢姐娟离家30载后回家，特写此小记。                                                             写于2016年10月18日

[ 本帖最后由 纆徽 于 2016-10-19 04:19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