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比：放风筝及新诗的命运兼论柔刚诗歌奖什么的

放风筝及新诗的命运兼论柔刚诗歌奖什么的
不比 发表于：2008.02.19 14:01
  

昨天带女儿到中华南一片荒地里放风筝。
二月仍不见春风，荒地土丘纵横，枯草连绵，但风筝还是能够飞起来，并且我放得很高，很远。这时我的风筝线和他人的绕在一起了，几下摩擦后，线断了，风筝飞走了。所幸的是，放风筝的地方很大，我的断线的风筝，飘飘悠悠落下，竟然仍在我视力所及之处，并且没有缠在高压线上，没有挂到树枝上，没有落入不远的河中。本着既然购买了它，就算有缘，掉了不要，也怪心疼那点money的原因，我走过去又把风筝捡了回来。而慢慢踱向风筝的一对老年人，看到我又喊又叫地过来，随即改变了路线，向河边走去了。
我，把我的风筝捡回来了。
我是一边绕着手里的线，一边走向那个落到远处的风筝的。旁边放风筝的大爷给我说：你不应该收线，线放着没有人要，应该先去捡风筝。于是我干脆拖着长长的线走去，捡回来又拖着风筝上面长长的线回来。线在荒地中曲折行走，被蒺藜枯草挂着，像我长长的尾巴，像拖着地的长长的尾巴。白天，没有扫帚星。
我必须理清这些风筝线不是？
然而问题是怎样理呢？风筝上带有一条长长的线，轮盘上还有一团乱乱的线。我先抓着断线的风筝，把它放起来，带着那不足百米的线。然后试着把它同轮盘上的线接续起来。这主意相当高明，绝不能低估自己的智商，骄傲一下则个。然而轮盘上的线由于我仓促间缠绕得太乱，已经难以理清头绪，所以我只好把风筝收了，不放了。
我由此想到了新诗的发展问题。
新诗在中国是一个舶来品。但是并不是舶来品在中国文学发展中就没有好的结果。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那时的经济、政治、礼教一样，是一个封闭而又超稳定的体系。历史上词曲的产生是和胡曲等西域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撞击和交融分不开的。新诗放弃了古诗的韵律，在中国近代的白话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毋庸置疑的，新诗在中国的成长注定是不平凡的。一方面它受到来自于古诗的迫压；另一方面它又受到西方诗歌的夹击。所以有人就说，新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错误。它对古诗词的革命，是一场彻底的失败。而另一方面，西方诗歌和西方哲学宗教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并在这种联系中得到滋养，延续着诗歌的探索和发展。作为舶来品的中国新诗，从一开始就是以革命的姿态出现的，它首先要革命古体诗词，从而也割断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思想的脐带，却又难以寻到西方母乳的滋养，毕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的多是茶叶，而少有郁金香。孱弱的新诗，就是在这样缺乳少奶的境遇中，度过了百岁生日，仍然稚嫩。
这场断裂或断乳就像我断线的风筝。它不是我断线飞走的风筝，是我捡回来重新放飞的风筝，它飞得不高，四处摇晃，甚至受到鹰隼的嘲笑。它必须飞得像个风筝，甚至必须飞得像只鹰隼。
怎样飞呢？扔掉手中的线，显然不行，或许会飞得稍高些，迟早会落到地上。最迫切的就是续上那断了的线，放风筝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怎样才能把诗写得有中国味呢”？
那就得接线。问题是接线很不容易，需要把那轮盘上的一团乱麻理清。理清后抓着手里的风筝线接上，风筝飞高了，很好。有的没心思理这些东西，就抓着手里的线放吧；有的干脆试着把线松开任它向西飞去吧；还有的被那团乱麻缠住了，把手里的风筝放了，自己困在了乱麻之中，那只是一团线，而风筝没了。
所以新诗的命运就是放风筝的命运，就是接线的命运，就是你右手的线接上你左手的线的命运。这种接续，不是简单的寻根，而是要寻找一个跳跃的平台，必须立足当代，借鉴和开拓一切可能性，把风筝放到更高更广阔的蓝天。而有的人却不是这样接的，他把风筝扔了，被乱麻缠住了。
中国古诗就有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习作之别。但就诗经来说，民间的更为鲜活。乐府中有许多真情的表漏，和典雅含蓄比起来，别有一番情趣。词和曲中也有民间的习作。譬如这首小令：青铜镜，不能磨；磨着后，照人多；一尺水，一丈波，那一个心思似我（这句记不清了）。这首小令就写得非常传神，把怀春少女（或少男）的心事含蓄地表达出来。但民间会失之庸俗，士大夫知识分子们又容易华丽糜烂。
当代新诗同样也面临两个极端的写作。口语写作剥去语言的文饰，进而剥去心灵的矫饰，以打碎伪饰的崇高、霸权的话语和廉价的抒情，在超乎寻常的直白和直视中，给读者以事件性的撞击，而不是语言性的愉悦。所以口语诗歌的抵达是事件性的，不是修辞性的。从这个意义上，口语写作弥补了诗歌写作的一种不足，它对于诗歌的发展是有意义的。但是物极必反，在所有可能写作的事件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在长期崇下的写作中，在把一切都作为伪饰的崇高打碎的垃圾堆中，口语的迷失是在所难免的。口语真的口语了。口语诗歌极尽作怪之能事，甚至写的越来越像相声词了。所以有的口语诗人，完全可以把自己的诗歌提供给相声演员来表演，这不失为口语诗的一个出路。
而另一个极端就是当前所面临的诗歌写作中的复古潮流。诗歌写作的复古主义，不是重新回到古诗词，而是诗人以历史人物和事件为写作题材，无视时代性而遁入历史的博物馆，过分追求语言的典雅甚至文言，试图借古讽今，借古喻今，或者干脆借古颂古的写作方式。诗歌的复古潮流是当代古文化虚热的一种症状，是和当前的大环境分不开。五四前后的白话运动，是中国文化发展上的一次抽刀断水的重大活动。虽然水未必断，但白话代替文言导致了语言的陌生感。建国后受官方哲学的排挤改造，古代文化更是拘于文化的一个角落，瑟缩地作着帝王和士大夫的梦。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势力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引起重视。另一方面现代化所导致的文化上越来越远离传统的现象也引起执政者和国民的不安，匡复传统文化的呼声很高。从“国祭”开始，有传统节日热，传统服饰热，“百家讲坛”热等，都是虚热的表现，诗歌写作的复古无非也是这场虚热的一种症候。对于文化和以及诗歌的复古倾向，我抱一种谨慎的乐观。希望这也是接续风筝线的一种方式。但是如果不是为了把风筝放高放远，而是蛰进故纸堆中做遗老遗少的梦，就要坚决地反对。

“你不应该先收线，而应该先去捡风筝。”旁边放风筝的大爷说的话很在理。因为他也是放风筝的，他或许也遇到过类似的经历。

换成诗歌来说，放风筝的在写诗，观风筝的在评论，而其他放风筝者的评论才是应该注重的。具体到中国的诗歌评论，本来就落后于诗歌创作，它对于诗歌发展的趋向性指导很少，而更多地陷于门派之争和友朋之间的吹嘘与自我吹嘘。学院中学者的评论更是局限在成为经典之后，他们的思维约等于现代派思维。

所以就有了一帮子人搞的所谓的柔刚诗歌奖什么的，评出了好诗榜和庸诗榜。柏桦的《水绘仙侣》位居好诗榜榜首，伊沙的一首诗获庸诗榜状元。

柏桦在一篇题为《逸乐也是一种文学观》中说：“年轻时喜欢呐喊（即痛苦），如今爱上了逸乐。文学真是奇妙，犹如蛇要褪去它的旧皮，我也要从呐喊中脱出，来到《水绘仙侣》中完成自我的新生。明眼读者一看便知,《水绘仙侣》的用意是反“五四”以降的热血与呐喊之新文学，它公开提出：逸乐作为一种价值观或文学观理应得到人的尊重。”他接着说：“通过《水绘仙侣》，我们懂得了，“在明清士大夫，民众及妇女生活中，逸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甚至衍生出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体系。研究者如果囿于传统学术的成见或自身的信念，不愿意在内圣外王，经世济民或感时忧国的大论述之外，正视逸乐作为一种文化，社会现象及切入史料的分析概念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对整个明清历史或传统中国文化的理解势必是残缺不全的。’‘缺少了城市，园林，山水，缺少了狂乱的宗教想象和诗酒流连，我们对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构，势必丧失了原有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

柏桦提出“逸乐也是一种文学观”，好像真的接续了明清乃至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脉络，他发现新大陆似的迫不及待地表明了自己的主张。殊不知这无非是嚼了嚼历史的剩馒头。古代梁陈诗歌“逸乐”，不过是奢靡的“逸乐”，唐宋诗词人也不泛“逸乐”，逸乐的诗词著名的有多少？“逸乐”本身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词，按照柏桦《水绘仙侣》的写作态度，他的逸乐无非是歌舞酒茶男女之情，和作为逸乐最高状态的陶渊明的闲适，王维曾经沧海后的恬淡有很到差距，无非复古梁陈文风。再等而下之地说，逸乐就成了当前的“娱乐”。以逸乐为写作坐标的柏桦，在柔刚诗歌奖中，被彻底地“娱乐”了。更为娱乐的是，好诗榜状元诗歌被批驳为“八股诗”，柏桦成了柔刚诗歌评委的替罪羊。庸诗榜的有些诗人在表达愤怒的同时，也不忘自我炒作，把柔刚诗歌给“娱乐”了一把。显然，在逸乐性上，庸诗榜上的诗人们比那些学者和柏桦走得更早，更远。



接下来干脆把自己发在若缺论坛上的一个评论附在下面，题目是《不过是对新诗的又一次恶搞》：

去年“梨花体”以口语和直白的形式恶搞了新诗的百年诞辰。101岁的新诗难道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水绘仙侣》无非以另一种极端的形式恶搞了新诗一通：之乎者也，古诗不是古诗，新诗没有新味。除了词句的考究和古籍的大量引用外，从思想到艺术上，无甚可取之处，气韵上更是无处可说。注释倒是不少。“梨花体”把所有的回车和隔行去掉后，是句白话。试着把《仙侣》的分行去掉，也快接近一篇汉赋了：

夜半天寒，我们独处香阁，帷帘四垂、毛毯覆叠○烧二尺许绛蜡二三枝，设参差台几，错列大小数宣炉，宿火常热，色如液金粟玉。细拨活灰一寸，灰上隔纱，选香蒸之，历半夜，一香凝然，不焦不竭。甜热的香呀绕梁不已，夹着梅花和蜜梨的气味，也混合着我们身体的气味○。横隔沉、蓬莱香、真西洋香、生黄香、女儿香……○无涯的香迷离广大，若挂角之羚羊，无迹可求○，又消磨着我们华贵的年华。啊，正直、微妙，全能的香○还原的香、天生的香。我两人就在蕊珠众香深处○，听“晓钟恒打，尚未着枕”；或“久蒸衾枕间，和以肌香，甜艳非常……”于浓浓清安中，呼吸着喜悦、呼吸着梦想。

新诗应该警惕只破坏和打碎，而不建设。在破坏的垃圾堆上翻来捣去，最终不会有什么出路。但同时也应该警惕诗学上的复古逆流。做着士大夫的梦，搞点歌舞，喝点小茶，附庸点风雅，什么逸乐呀。且不说时移世易，新时代所提供给我们的语素，新时代所提出的责任，都需要新诗的承担。新诗只会在逸乐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