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雪中的“小”快乐与大人生
白居易在我国可谓妇幼皆知，而真懂他的人极少，他真正的大名是在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室鸠巢在《骏台杂话》中说：
我朝自古以来疏于唐土文辞，能读李杜诸名家诗者甚少。即使读之，难通其旨。适有白居易的诗，平和通俗，且合于倭歌之风，平易通顺，为唐诗上等，故只学《长庆集》之风盛行。（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
白居易的诗歌看起来平易，但中间却煞是风雅，所以吉川幸次郎说：“发现不仅仅是平易的内涵，这恐怕就是读者的任务吧。”既然如此，不妨我们就以此诗为例，来一探白氏诗歌之下的风雅情调。
这是一首欲雪之夜的邀饮诗，也是一幅围炉漫叙的饮酒图。这里有中国古代文人享受生活的实情，也有他们诗酒人生的理想。这一寂寞人生中的小快乐(如果说大快乐是不恰当的，也缺乏美感)，即诗中的“红泥小火炉”是我们为之神往的美之大人生。围绕着这个大人生(或这个传统)，我们的祖国诞生过许多流连人生、品赏生活的大诗人。如明人张岱，清人沈复、李渔，近人林语堂、丰子恺、周作人等等，不一而足。而他们的诗文之美，或所感受的生活之美可以说尽在白居易这二十个字之中了。这种对美的理想与李白那一路诗风是完全不同的。李白是仙人或天人，当有大气魄、大美丽、大英勇、大感叹！而以白居易开创的“红泥小火炉”这一派文人则是更细心、更“小气”、更婉约地慢慢体味人生这杯纯酒。的确，从某个角度说中国不需要“体”而需要“点”和“线”(“点、线、体”之说，笔者已在前面谈岑参的《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一诗中有所谈论。有关此说，读者可参考前面对此诗的解释)，不需要大局观或大乘佛教，而需要“斤斤计较”或小乘佛教。当然“大”是美的，反过来“小”则更美。而此首诗的美正在于它的“小”，而不在于它的“大”(即李白的“会须一饮三百杯”那种大)。这小快乐里更有一番大人生的道理。众所周知，一粒沙也可见世界嘛，何必多说。
雪夜饮酒(还有雪夜闭门读禁书等)是中国文人的赏心乐事，再邀二三知己围炉对饮更有延年益寿、快慰平生的舒心了。
白居易正是以上面这种心情在一个欲将下雪的冬夜想到了他的一位朋友刘十九。他要邀他来共饮一场，以消得这良夜。此时新酒已酿好(“绿蚁”即酒未滤清时酒面浮起的酒渣，细小如蚁)，小火炉也燃得通红。外面大雪将来，阴森寒冷；而室内却温暖如春、酒香扑鼻。白居易正以“能饮一杯无”的好心情静静地等待刘十九前来小饮一场。
看来刘十九与白居易的关系应是无话不说的挚友了。白居易曾在另一首诗《刘十九同宿》中说过：“唯共嵩阳刘处士，围棋赌酒到天明。”二人不仅是酒友、诗友，还是棋友。这里使我突然想到《枕草子》中的一个意境：冬天下围棋，下到深夜时分将棋子放进盒子里，那棋子清朗的声音伴着温暖冬夜的炉火实在令人怀念。岁月就在这棋声中流逝了，也在酒中流逝了。白居易却在诗中挽留了这个流逝，至少要让这流逝慢下来。
刘十九当然会命驾前往，他们在“红泥小火炉”旁也一定会再一次“围棋赌酒到天明”的。
白居易这首诗还使我想到张岱的《湖心亭看雪》这另一幅雪中饮酒图。此文至妙，不妨录下，让读者与此诗对照欣赏：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往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己。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惊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接着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清少纳言所说的雪夜中女人的快乐：
雪也并不是积得很高，只是薄薄地积着，那时候真是最有意思。还有，或者是雪下大了，积得很深的傍晚，在室内可以看到外面的靠窗处同了两三个意气相投的人，围绕着火盆说话。其时天已暗了、室内却也不点灯，只靠了外面的雪光，隔着帘子看去全是雪白，用火筷搅着灰消遣，互相讲讲那些可感动的和有风趣的事情，觉得很有意思。女人都不能够那样地整夜坐谈到天明，可是像这样有男人参加，便同平常的时候不同，很有兴趣地过这风雅的一夜，大家聚到一块互相谈论着男子的风度等话。（《枕草子》）
雪夜中的小快乐不仅中国人欢喜，日本人也欢喜，连清少纳言这位日本最富天才的女诗人（当然她也是白居易的崇拜者，需知，整个日本平安朝的文人都崇拜白居易呀）也体会至深。日本平安时期的一位歌人平兼盛也作过一首雪夜中的小诗：
山村里积着雪，路也没有，今天来访的人煞是风流啊。
而白居易所邀的刘十九将踏雪前来饮酒下棋，这也正应了平兼盛此句诗“今天来访的人煞是风流啊。”
[ 本帖最后由 江左遗民 于 2008-2-19 08:47 编辑 ]
最新回复
帆影日渐高，闲眠犹未起。
起问鼓枻人，已行三十里。
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
饱食起婆娑，盥漱秋江水。
平生沧浪意，一旦来游此。
何况不失家，舟中载妻子。
逸乐生活的开创者——白居易
在通常的唐诗选本中，也许不会出现上述的这首《舟行》。因为从内容上来看，它描写的只是一次琐碎的日常饮食活动，与那种代表崇高的或者至少正经的忧国思想、感遇心态截然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类诗歌有着某种浓烈的个人气味，甚至颓废气息，即它过于专注享受、品味，而不是讲求对国家、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就将这类诗文仅仅看作是一种单纯的贪图享乐、放纵生活。“逸乐”作为一种生命形态，它不仅可以是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积极的价值。这一点可以借李孝悌的一段话来说明，她在《恋恋红尘》一书的序言中如下写道：
在习惯了从思想史、学术史或政治史的角度，来探讨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后，我们似乎忽略了这些人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在形塑士大夫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其结果是我们看到的常常是一个严肃森然或冰冷乏味的上层文化。缺少了城市、园林、山水，缺少了狂乱的宗教想象和诗酒流连，我们对明清士大夫文化的建构，势必丧失了原有的血脉精髓和声音色彩。
事实上，不论是明清的士大夫，还是唐宋诗词的作者，他们都应当拥有完整和鲜活的生命，不必局限在感伤、悲愤以及苦难之中，快乐也应该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而了解这些快乐，我想最好的通道就莫过于《舟行》这类描述日常生活的诗篇。其实，从《诗经》时代开始，对日常生活的联想就已经出现在中国的抒情诗中了，其表现之一便是对饮食生活的描写。拿本诗的作者白居易来说，他诗歌的一大特色就是专注于去描写饮与食。在《中国古代的诗人与他们的饮食生活》一文中，日本汉学家兴膳宏这样写道：
白乐天对竹笋似乎情有独钟，竹笋在他的诗中经常出现。此外还有以食葵（《烹葵》）、自己酿酒（《咏家酝十韵》）等为题材的诗。白居易的饮、食生活相当平淡，使人感到“蔬食”一词似乎成为他生活中的信条。但是，白居易的饮、食生活也并非完全平淡，对于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他也是要强烈地反映出来的。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还有一个特征是关于饮茶的诗也非常多。饮茶在杜甫的诗歌中几乎没有，但恰在白乐天之前，陆羽写出关于饮茶的经典著作《茶经》。从这本书可以推断出，饮茶大概已是极为普及的事了。白乐天的诗，正是对这种状况的反映，饮茶成为易于博得好评的生活方式。从整体而言，白居易的诗歌对饮、食生活的描写，与杜甫完全不同，他是以一个美食家的眼光来看待这类问题的。（《中国古典文化景致》）
除了对美食的偏好外，白居易的饮酒生活也显得颇为风雅，这一点在《问刘十九》一首中已小露端倪，此处再说一点关于其“晨起饮酒”的故事：
白居易59岁时作于洛阳的《桥亭卯饮》，诗意表现为于桥亭之下卯时（上午５时至７时）的饮酒之情趣。所谓卯时酒，是指从卯时开始饮的酒，其关键是指早晨喝酒。
卯时偶饮斋时卧, 林下高桥桥上亭。
松影过窗眠始觉, 竹风吹面醉初醒。
就荷叶上包鱼鮓, 当石渠中浸酒瓶。
白居易早晨喝酒已渐成习惯，在桥亭之下的饮酒是非常快乐的。饮酒时，就着荷叶包着的鱼鮓更是别有一番风味。鱼鮓，是用琵琶湖周围有名的鲋鱼做成的，它虽然不能当作主食，但却是下饭的好菜，因而白居易对其情有独钟。把酒瓶浸泡在河中使其冷却，这种饮酒的方式也是颇为优雅的。与杜甫描写饮、食生活的诗歌相比，白居易的诗歌更显得富于情趣并且内容丰富。（《中国古典文化景致》）
在兴膳宏另一篇专门谈论白居易饮食生活的《诗人与“食”》中，还说到了《舟行》这一首诗，其分析现录于下，以免去笔者的一堆闲话：
任江州司马一职，可以说是白居易一生中最不得志的一段经历，但关于饮食生活的研究，一直到晚年他几乎都没有怎么改变过。即使看到粗糙的食物，他也能品到其中的香味，这确实十分难得。从长安赴江州任的行船途中所作的五言古诗《舟行》，吟咏的是他当时“闲适”的心境。太阳已渐渐升高，白居易仍旧卧床未起，当他问船上的艄公时间时，回答是“已行三十里”了。于是他便开始吃起这顿迟到的早餐。
……
白居易在舟中设置了灶具，因此能烹红鲤而食。当他喝完酒之后，便下船散步，在澄清的秋江水中洗漱。白居易平生具有任意处事之意，却没有想到会飘流到这个地方。好在自己的家庭尚在，妻子也与之随行，这又不算什么遗憾了。对左迁江州司马一职而深受挫折的白居易，在此时的意识中，与他作为官僚精英的境况相比，确实可以说是到达人生逆境的底层了。对如今环境状况的安心，也是他对现实的一种肯定。因为即便是一些微小愿望的满足，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安慰了。（《中国古典文化景致》）
在这篇长文的最后，兴膳宏说：“如果说唐代也有美食家，那么白居易便可以说是其中最当之无愧的了。”而我亦还要补上一句：“白居易不仅是位美食家，而且还是中国逸乐生活之开创者！”
[ 本帖最后由 江左遗民 于 2008-2-16 10:42 编辑 ]
凉冷三秋夜，安闲一老翁。
卧迟灯灭后，睡美雨声中。
灰宿温瓶火，香添暖被笼。
晓睛寒未起，霜叶满阶红。
欲懂生活，先懂睡觉
读者朋友切莫以为这个标题仅是一句玩笑，天下大有各种紧急的事情需要懂得，何必这睡觉要“首当其冲”呢？其实，睡觉不只休息这样简单，这眠睡中还大有文章在里头呢，不然孔子怎么会说：“寝不尸，居不容”呢。不信，你听林语堂是怎么讲的，他曾说：“安睡眠床艺术的重要性，能感觉的人至今甚少。这是很令人惊异的。”今人不懂安眠之艺术，然而白居易早在唐代就已深享了夜眠的快乐了。
深秋的夜晚，天气“凉冷”，其中“凉’字湿润柔和，符合秋气。如用“寒”字就不准确，也不好听、不好看了。正因为“凉冷”，才有老翁的“安闲”。寂寂的秋夜，安闲的老翁，他在恬淡中闲坐养神，迟迟未睡(俗话说30年前睡不醒，30年后睡不着)，老人磕睡很少。直到深夜白居易才睡去。他静躺在床上，屋外秋雨潇潇，诗人将灯盏熄灭了，在细雨声中享受着安睡眠床的日常快乐。而“睡美”二字中的一个“美”字，便将安睡的愉悦与美丽写足了，实在让人感觉温暖。
不觉已是天明时分，白居易仍继续高卧不起，充分享受着他的“睡美”。虽然那用于烤火用的温瓶已经冷却了，但诗人还要“香添暖被笼”，还要在温暖的床榻上流连一番。这正是闲散人生伴闲散光阴，老文人最能体会的一点快乐。
清晨醒来的老翁虽躺在床上玩耍，却也有一些思想了。他凭经验知道一夜秋雨后，外面天气更添了几多寒意，红叶在秋霜中飘零，落满台阶。而这一切秋日的晨景，再无需用青年人惊讶的目光出去观赏。老人只需躺在床上想象，如同李签翁在清晨醒来后，卧听百鸟的鸣声一样。老人有老人的境界，老诗人更有老诗人的淡泊颓唐(这里的颓唐指万事不关心只专注于个人身心的享乐之法)。而只有淡泊颓唐的老诗人才深深懂得睡觉的大快乐。
白居易不仅是他那个时代文人，也是从古至今整个中国文人最出名的闲人与“头号快活人”。他在唐代所创造的睡眠及逸乐生活艺术到宋代（尤其是颓废的南宋）可谓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从皇帝到整个士大夫阶层无不叹服他的生活情调。连宋徽宗也曾手书白居易的诗《偶眠》中如下四句：“放杯书案上，枕臂火炉前。老爱寻思事，慵多取次眠。”而宋孝宗有一次在亲自抄录了白居易的诗《饱食闲坐》后，发出感慨：“白生虽不逢其时，孰知三百余年后，一遇圣明发挥其语，光荣多矣。”的确，白居易的光荣从此以闲散“睡美”的方式朗照人间，引来无数追随者。仅有宋一代就有邵雍的《小圃睡起》，司马光的《闲居》，苏东坡的“午醉醒来无一事，只将春睡赏春晴”（《春晴》），吴文英也有“半窗掩，日长困生翠睫”，周密更是“习懒成癖”，就连辛弃疾这等英雄人物也如此唱来：“自古高人最可嗟，只因疏懒取名多。”
然而上世纪30年代的林语堂也大谈睡觉的快乐，还有—位早逝的文人叫梁遇春，他当时年纪轻轻就十分懂得睡觉的快乐了，为此还专门写了—篇谈睡觉的长文《春朝一刻值千金》。他在文中开宗明义道：
10年来，求师访友，足迹走遍天涯，回想起来给我最大益处的却是“迟起”，因为我现在脑子里所有聪明的想法，灵活的意思多半是早上獭洋洋地赖在床上想出来的。
连现代派诗人芒克也在20世纪70年代高唱过：“生活真是这样美好，睡觉！”
[ 本帖最后由 江左遗民 于 2008-2-16 10:46 编辑 ]
古人说：“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可见阅读对一个人的成长是何等的重要。读书的好处太多了，不能一一举例，现仅举培根《论学问》中一段来说明阅读的益处：
读书为学底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在娱乐上学问底主要的用处是幽居静养；在装饰上学问底用处是辞令；在长才上学问底用处是对于事务的判断和处理。（《培根论说文集》水天同译）
而书籍之浩瀚如夜空中的星辰不可枚数，我们应从那一颗星开始呢？据我几十年读书之经验，《唐诗三百首》无疑是我们中国人一生读书的第一步。从小孩发蒙，文辞训练，精神气质之养成，对自然、人生的认识等等，无不从这第一步开始。这方面林语堂说得极好，他认为：
中国文人，人人都是诗人，或为假充诗人，而文人文集的十分之五都包含诗。中国的科举制度自唐代以来，即常以诗为主要考试科目之一。甚至做父母的欲将其多才爱女许配与人，或女儿本人的意志，常想拣选一位能写一手好诗的乘龙快婿，阶下囚常能重获自由，或蒙破格礼遇，倘他有能力写二三首诗呈给当权者（按：如汪兆铭年轻时曾做过刺客，被捕后，就做过一首诗“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从而引来当权者的同情与感佩，对其礼遇有加）。因为诗被视为最高文学成就，亦为试验一人文才的最有把握的简捷方法。中国的绘画亦与诗有密切的关系，绘画的精神与技巧，倘非根本与诗相同，至少是很接近的。
吾觉得中国的诗在中国替代了宗教的任务，盖宗教的意义为人类性灵的发抒，为宇宙的微妙与美的感觉，为对于人类与生物的仁爱与悲悯。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或活跃的情愫。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头未曾寻获此灵感或活跃的情愫，宗教对于他们不过为装饰点缀物，用以遮盖人生之里面者，大体上与疾病死亡发生密切关系而已。可是中国人却在诗里头寻获了这灵感与活跃的情愫。
诗又教导中国人以一种人生观，这人生观经由俗谚和诗卷的影响力，已深深渗透一般社会而给予他们一种慈悲的意识，一种丰富的爱好自然和艺术家风度的忍受人生。经由它的对自然之感觉，常能医疗一些心灵上的创痕，复经由它的享乐简单生活的教训，它替中国文化保持了圣洁的理想。有时它引动了浪漫主义的情绪而给予人们终日劳苦无味的世界以一种宽慰，有时它迎合着悲愁、消极、抑制的情感，用反映忧郁的艺术手腕以澄清心境。它教训人们愉悦地静听雨打芭蕉，轻快地欣赏茅舍炊烟与晚云相接而笼罩山腰，留恋村径闲览那茑萝百合，静听杜鹃啼，令游子思母。它给予人们以一种易动怜惜的情感，对于采茶摘桑的姑娘们，对于被遗弃的爱人，对于亲子随军远征的母亲，和对于战祸蹂躏的劫后宰黎。总之，它教导中国人一种泛神论与自然相融合：春则清醒而怡悦；夏则小睡而听蝉声喈喈，似觉光阴之飞驰而过若可见者然；秋则赌秋叶而兴悲；冬则踏雪寻诗。在这样的意境中，诗很可称为中国的宗教。吾几将不信，中国人倘没有他们的诗——生活习惯的诗和文字的诗一样——还能生存迄于今日否？（《吾国吾民》）
诚哉斯言，不学诗，何以立。而孔子早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可见学诗对每一个中国人的成长尤其重要。孔子还说：“小子何莫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这段话又可见学诗之益处多多，当然学诗者也就多多了。吾国乃是诗的国度，生活是诗，文字是诗，阅读和成长自然更是诗。我们一代一代吟咏着春秋之意，冬夏之情，在不同的环境中感悟不同的诗篇带给我们的人生畅悟、精神愉悦，乃至生命安顿。唐诗，历经千年的发展、流变、传承，几经沉浮，几经阐释，到达我们这里，但我们仍然可以读到新的内涵和意义，依然可以在这些不变的诗篇中感受到变化的世界。而这正是文字的魅力，诗歌的价值，它回应着商汤那个古老的命题：日日新。下面是我写于1985年的一段文字，如今重新读来，我终于明白，它不仅关乎新诗之“日日新”，也关乎唐诗之“日日新”。现录如下：
记得1985年3月在重庆歌乐山下，四川外语学院一间昏暗的学生宿舍，我和张枣、彭逸林与北岛、马高明见面，几天后，在北温泉一间竹楼里谈论文学。夜里外面下着春雨，嘉陵江在黑夜中流淌，周遭真是静得可怕。
同年5月我所创办的《日日新》民间诗刊印行。周忠陵写下短序。欧阳江河写出初显理论才气的文章，《关于现代诗的随想》。张枣译出荣格的文章《论诗人》。我写下编者的话，全文如下：1934年，艾兹拉·庞德把孔子箴言“日日新”三个字印在领巾上，佩带胸前，以提高自己的诗艺。而且庞德在他的《诗章》中国断章部分还引用了中国古代这段史实：
“Chen prayed on the mountain and
Wrote MAKE IT NEW
On his bath tub
Day by day make it new”
——canto LIII
汤在位二十四年，是时大旱，祷于桑林，以六事自责，天亦触动，随即雨作。继而作诸器用之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以为警诫。
1985年孟春的一个下午，我们偶然谈及此事，蓦然感到，人类几千年来对诗艺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顿时肃然起敬。“日日新”三个字简洁明了地表达了我们对新诗的共同看法。我们也正是奉行着这样一种认真、坚韧、求新进取的精神，一丝不苟地要求自己。
我们牢记一句话：“技巧是对一个人真诚的考验”！
我们牢记三个字：“日日新”！
是的，正是在这“日日新”的感召之下，当我们感叹生之有涯而朗诵陈子昂《登幽州台歌》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安慰我们对光阴流逝的哀痛与死亡的恐惧，并在朗诵中精神为之一振，刹那间获得了永生的感觉。接下来，“日日新”般的感觉纷至沓来：
当我们对孟浩然“散发乘夕凉，开轩卧闲敞”的形象心领神会时，我们似乎已彻底抛弃了终日劳碌的紧张而让身心完全松弛了。
当我们要破译死亡的密码时，我们自然会想到寒山的“冰水不相伤，生死还双美”。
当我们要表达友谊时，我们会在洁白的纸上写下王勃那家喻户晓的二行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当一名青年书生决心投身军旅时，他定会朗诵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或岑参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一夜风流之后，思妇们会吟唱：“少妇今春意，良人昨夜情。”(沈佺期)
倘在春夜里把酒歌唱，我们会低吟：“银烛吐青烟，金樽对绮筵。”(陈子昂)
老游子们归来，会集体背诵“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知章)。
面对像春节这样的良辰美景，我们又会对海峡对岸的同胞高唱：”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如今每一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毛泽东）的小学生都知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王之涣)
如今中国人对早春的一般感受仍然是“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
毛泽东曾在王昌龄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二句诗中发现了“意志”，我们也在他的“一片冰心在玉壶”中发现了冰清玉洁的人格之美丽。
王维不仅为我们传达出“渔歌入浦深”的人生妙悟以及他那“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山居生活的况味，也为我们指出人之一生有明也有暗，但最终人生是有希望的，那正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去过新疆的汉人，会再次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的画面所感动。
处于相思的情人最爱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王维)
在年复一年的新春佳节之时，我们永远只说一句话：“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
在年复一年的别宴上，我们又永远只说两句话：”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王维)
在一代又一代人途经三峡的船上，谁人不凭栏背诵太白的“朝辞白帝彩云间”呢?
有人说：“捉酒须结韵友”，那不正是太白式的“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吗?
观妓时，我们会说；“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张祜)；对月时，我们会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赏花时，我们会说：“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杜秋娘)；登山时，我们会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杜甫)；待雪时，我们会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泛舟时，我们会说：“水面细风生，菱歌慢慢声。”(王建)
如今一些都市中人欢喜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此种生活不正是唐朝“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生活吗?那正是晚唐富贵温柔的扬州生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杜牧)，“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如此“葡萄美酒夜光杯”(王翰)的生活，今人虽在夜夜经历，但又有谁人能像唐人那样表达得透彻入骨、刺人心肠呢?
今天的中国已是一个全民经商的时代，那些商人之妻当然最能体会太白《江夏行》中二句：“悔作商人妇，青春长别离。”
然而重压下的商人有时也去乡间别墅度假，消得长夏的光景，享受简单宁静的生活，这时他们也会尽情体会”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杜甫)的乐趣。
一种“农家乐”式的生活正在都市风行，那其实又是在重返唐人的感受，即孟浩然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或杜甫的“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之感受。
张爱玲年轻时最爱说一句话：“出名要赶早呀!”看来她是相当深入地体会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杜甫)的至深道理。
下面我还想说两个真实的故事。我的一位朋友曾因事下狱，入囚室的当天本应遭同室犯人一顿毒打，然而由于他朗诵了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结果反而让一室犯人痛哭起来。我的另一位朋友长期被他所在单位的宣传科长打压，一天他终于忍受不下去了，突然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接着便破门而出，从此走上了江湖之路。
人生如此之短暂，大快活又如此之少，我们理应倍加珍惜光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李白此首《将进酒》，正是我们苦难人生中最大的欢乐颂，国人至今无不能倒背如流。
唐诗的大道还在继续向前，它日新月异的美还在令我们应接不暇……
当怀乡时，我们说：“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杜甫)。
当颓废时，我们说：“谁能更拘束，烂醉是生涯。”（杜甫）
当忧愁时，我们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李白)
当追忆逝水年华时，我们说：“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李商隐)
当恋爱时，我们说“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刘禹锡)，或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元稹)，或说“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李商隐)。
当失恋时，我们说：“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商隐)
当赞美一位贤德的妻子时，我们说：“未谙翁食性，先遣小姑尝”(王建)；而面对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时，我们又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孟郊)
当遭遇一桩未竟的艳遇时，我们却说：“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崔护)
当功成名就、激流勇退之时，我们就说：“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杜甫》
最后当衰老时，我们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天涯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李商隐)
唐诗无穷的魅力，还可以无穷地这样写下去，但就此打住吧。问题已经清楚了。唐诗虽是发生在中国7世纪的故事，至今已有1000多年了，其中又经历了多少物换星移、朝代兴废，但依然离我们那么近，那么亲切。唐诗甚至成了我们每个人饮食起居的一项，就像我们的身体需要粮食、肉类、蔬菜、水一样。我们的心灵无时无刻不需要唐诗的安慰，没有唐诗，我们的心将会麻痹，“失去活跃的精愫”(当然也永失灵感)，又犹如我们没有空气会死一样。
唐诗的确与我们的人生息息相关，唐诗的日常性的确堪称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如果没有唐诗，我们又的确难以想象，中国人能够活到今天。而这一切概括起来，不过就是那简单而博大的三个字“日日新”。
最后，我要向读者诸君说明的是，你们如今读到的这本书，正是我在此精神振奋下完成的三写唐诗的结果。为何三写唐诗，这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可是前所未有的（这里指为一本书连续写作三次）。第一次是2000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另类说唐诗》；第二次是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原来唐诗可以这样读》。这两次出版之后，我总有许多遗憾，而且回头再去看那些诗篇，又总觉得有一些新的内容未写到，所以想再写一次唐诗的冲动一直萦怀我心。原因如下：一、前两次均仅写出二百首左右，不是约定俗成的三百首；二、对已写出的这二百首，事后读来仍有不太满意的地方，还想作些添加、修改。由于这两个原因，也就促使了我今天这本《日日新：我的唐诗生活与阅读》的出现。
作为一个非唐诗专家，多年来（应该说从我幼童以来），我阅读唐诗的时间也不算少，堪称构成我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日日沉浸其中，自然有许多话要说，又总觉得我与唐诗的缘分还未了结，三话唐诗或许能了结我心中难舍的唐诗情结。
古人说：事不过三，但愿我这第三本唐诗能使我接近我所能达到的完美。
本书已对前面两次的版本做了重大修改及大幅度添加，补写了一百首的分量，同时还增加了近20万字的字数，因此它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本崭新的书，当然也可看成是在前两本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达至我心中“日日新”准则的一本书。
最后要说一点：在本书的完成过程中，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研究生余夏云同学协助我做了大量的编辑修订工作，为此我要特别提出并深表谢意！
柏桦
于2007年岁末
[ 本帖最后由 江左遗民 于 2008-2-19 08:46 编辑 ]
唐诗，当我们说出这个词时，我们不禁要问，它出生何处?它是什么样子?它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犹如长江黄河是从最初的一滴水开始的那样，唐诗漫长的故事(或出生)也有一个开头，至少，我们可以来做一番文学想象。
第一声唐音是从隋末卫州黎阳的一株神秘之树奏响的。黎阳城东十五里处，有一户人家叫王德祖。相传这一年，他家一株林檎树生了一个巨大的瘤子。三年后，这瘤子朽烂了，德祖见状，将那裹在瘤外的树皮撕开，其中蹦出一个孩子来。德祖大惊大喜，当即收养。这孩儿长到七岁时，突然开口问道：“谁人育我?复何姓名?”德祖指点院中树木并告之为林木所生。遂得名王梵天，后改为王梵志。
从那株树开始，我们首次听到唐诗中王梵志预言家式冷酷的声音；接着是寒山忽东忽西的狂言，再接下来是王勃彗星般短暂的清歌、苏味道的小杰作、宋之问的小忧歌……接着是更多的声音，更多的样子，更多的道路，更多的光。而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是陈子昂那近乎天人的歌声。他在幽州台发出了真正意义上第一声具有开国气象的浑厚力大的唐音。初唐的光荣由此在他手中完成了，唐朝的大道也从此被最初的青铜之光照亮了。唐诗已经出发上路！
[ 本帖最后由 江左遗民 于 2008-2-19 08:47 编辑 ]
诗，”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