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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桦:闯荡江湖——莽汉主义的“漫游性”

江左遗民 发表于: 2008-1-19 08:47 来源: 今天

闯荡江湖
——莽汉主义的“漫游性”

[内容摘要] “莽汉主义”诗歌,在惯常的文学史、诗歌史中总是以“反传统”、“反文化”,的面目出现,而本文则试图通过对莽汉主义和垮掉派、今天派的平行、纵向比较,揭示出莽汉诗歌中存在的另一种现代性面貌——漫游意识,一种将“写作风格”和“生活风格”紧密相连的诗歌表达策略。借用“漫游”的方式,莽汉不仅获取了营造自我表达的空间,确认了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而且激活了潜藏其中的健康天性和民间农耕气质。另外,本文还指明了这种漫游性的两大源头所在,一者是代表口语写作风格的寒山,另一者则是代表侠游生活风格的明清文人。

[关键词] 莽汉主义,漫游性,身体

       有关莽汉,有关它的传奇和废话,总是那样令人着迷,为人津津乐道却也不胜寥寥。逃学、瞌睡、狂饮、吃茶、吉它与歌唱、猎艳、打架、变卖衣服、借债远游、考试作弊、写诗……“反传统”、“反文化”,惯常的文学史、诗歌史总会使用这样有惊无险的语言来描述他们,妄下这些最没质感、最不负责任的断语。说它们不负责任,是因为“反抗”是“现代性”最宽敞而阔绰的面孔之一,只要愿意,它可以是“现代性”发明以来任何一个集团或个人的作派,而非一种带有区别性的精神界标。而我们今天所要讲述的这个莽汉,不应是那个千人一面的莽汉,他的姿态应该更切中江湖的要害,吐露男子的匪气,甚至还有越洋行吟的民间气魄。这种气魄,我愿意把它看作是一种将“写作风格”和“生活风格”紧密相连的“漫游性”(flânerie)。
       借助美国加州大学张英进教授对上海现代派“漫游性”的考察,我们可以将“漫游性”理解成“一种社会人物(figure)、一种修辞比喻(metaphor)、一种研究现代性的概念(concept),而这一切不只限于19世纪的法国”。在张英进看来,作家可以在漫游中,“寻找新的感觉(惊讶、过度刺激)、新的空间(经验方面与文本方面的)、新的风格(写作上与生活上的)”,乃至一种“急需的道德宽容的策略”——“日常生活的美学化”[1]。
       借用漫游性,我们确实可以有效“反思昔日的英雄姿态或探索今日的日常生活”,但是注意,张英进的考察是在“都市文化”这个语境下进行的,这里我们把它借用到莽汉身上时,需要对该观点稍作延伸或限定,即漫游不仅仅是一种都市经验,它可以是由漫游行为本身,而非漫游对象,所引发的一切感知(perception)和“耸人听闻”(sensation)。行走作为莽汉日常生活实践中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可以是确定、是怀疑、是试验、是越轨、是尊敬’,也可以是妥协、是协商、是挪用、是偷猎,或是通向意外发现和全新知识的途径。”[2]因此,本文写作的实质是借“漫游”——这一莽汉的生命活动来探究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以及他们如何在此社会文化中,寻求、营造自我表达的空间,确认个体的生命价值和意义。这是一篇生命史、生活史的文章,所以,任何有关莽汉的逸事传奇、流言蜚语都可以是本文的重要的素材和组成部分。

一、出发上路

      1984年春节。无聊。万夏和胡冬在一次喝酒中拍案而起:“居然有人骂我们的诗是他妈的诗,干脆我们就弄他几首‘他妈的诗’给世界看看。”几天之内,两人就写出近十首“不合时宜”的诗,并随便命名为“莽汉诗”。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行为,没有一个传统的承担诗学风险的屏障,他们以诗歌偏激的朦胧触角冒死一赌。一锤定音,一赌成功!胡冬写出《女人》、《我想乘一艘慢船去巴黎》,万夏写出《打击乐》、《莽汉》等,“莽汉诗”最早一批杰作出世。一气呵成,痛快淋漓,就在这个春节,在这个写出“莽汉”诗的同时,万夏立即写信通知李亚伟,叫他火速提前返校,诗歌革命的第一枪已经打响,进军就要开始。
       几天后的南充。酒店。万夏向李亚伟和马松朗诵在“无聊”的春节中他与胡冬写下的“莽汉”诗,仅仅一刹那,李亚伟沉睡太久的“莽汉”洪流冲开闸门、甚至掀翻河道、姿肆汪洋,席卷八方而又顺理成章。
       一夜之间,南充师范学院所有诗人在万夏、李亚伟的指挥下,以超速的进军号角卷入这一“莽汉”革命行动,“抢渡金沙江”,“拿下腊子口”攻下“今天”的桥头堡,天使不须望故乡,朝着革命“圣地”飞行,再飞行。一捆一捆的“莽汉”诗被制造出来了,一捆一捆投向麻木不仁的人群的炸弹被投掷出去了。“莽汉”诗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而“莽汉”的肇事者万夏、胡冬却只当了3个月的莽汉就改弦易帜。而李亚伟和马松的莽汉热血却越燃越炽、越烧越痛、越吐越快、越走越远。
       整整9年之后,或者更早一点我们已看清了“莽汉”激情。它是一种不同于“今天”的激情。“今天”是“道”与“道”的对抗、“理想”与“理想”的交战,“莽汉”是生活、肉体对“道”的重创,对“道”的焚烧。尽管“莽汉”主将李亚伟看上去有些羞涩,这与他的诗和人的行为判若两人,但作为一个诗人更秘密来源的一面却又是最合情合理的。他从来没有丝毫表现过对“道”的挑战和迎战的妥协性。他质朴无华、挥舞铜锤迎面打来,奔向更为广大的生活,从南到北彻底拒绝了经济学和精神玄学。
       “莽汉诗”就这样成了青春的重金属摇滚乐,成了少年喷薄欲出的新麦麦浆般的精液,成了拼命浪子硬要一头撞过去的惊人之举,成了肉体本身的剧痛,成了时代的迷惘、焦虑的毁灭的大冲动、大无畏、大牺牲。他们要挣脱束缚、痛打压迫、高歌自由,他们年轻的呼吸真的不够他们出气了。正如李亚伟本人所说:“莽汉主义幸福地走在流浪的路上,大步走在人生旅程的中途,感到路不够走,女人不够用来爱,世界不够我们拿来生活,病不够我们生,伤口不够我们用来痛,伤口当然也不够我们用来哭。我反复打量过80年代,眺望当初莽汉主义的形成与操作,多少次都面临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刺激场面,我反复告诉那个年代,我要来,我们要来,我们要回来,我们要来,要来!”[3]新时代的“老知青”——万夏、李亚伟、马松开始了新时代的自我精神放逐和“上山下乡”。他们就这样走着,大步流星地到处“插队落户”,兰波式的贩运、醉卧舞厅、刺客般投宿、书稿买卖、雪亮的匕首、暗夜里的火药枪、马松的美女照。
       新的意识形态把异己力量的诗歌冒险家局限在一个被遗忘的南充小城,与此同时,国家正在忙于把经济界的冒险家局限在深圳这样一个大城。损耗和消解在南充和深圳同时发生,火拼、毁容、枪杀以及“不理睬他”同时发生。终于“莽汉”们从南充出发了,走在路上了,“红军长征”开始了,新的吟游时代到来了,仗剑远行,“我本楚狂人,狂歌笑孔丘”的新诗人形象当然也就出现了。     
       请听李亚伟20岁的声音:

    听着吧,世界,女人,21岁或者
    老大哥、老大姐等其它什么老玩意
    我扛着旗帜,发一声呐喊
    飞舞着铜锤带着百多斤情诗冲来了
    我的后面是调皮的读者,打铁匠和大脚农妇。
                             ——《二十岁》

二、平行呼应

       莽汉主义的敌人是社会,革命的手段是自我绚烂的毁灭激情。85年当李亚伟第一次读到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时,他用他调皮的川东乡音嚎叫了一声:“他妈的,原来美国还有一个老莽汉。”
       “老莽汉”或者说“洋莽汉”比我们早干了20多年,“不过‘莽汉’均认为这是正常的,古代的‘莽汉’更多,‘莽汉主义’绝非新的创造,它要的就是古人那种无法无天、好酒好色的刺鼻味儿和骨子里的幽默态度。‘莽汉主义’可以来自任何时代和任何人类生存的地域,因为它可以走到任何时代和地方。”[4]
       “老莽汉”于1956年出版了他的《嚎叫及其它诗》。本书至1978年6月反复印刷了29次,共出版了375,000册。而由城市之光出版社(一家美国、旧金山专印爆炸性地下诗册的出版社)出版的1978年6月平装版更是一本危险的书,毒中之毒也是花中之花的书。此书故意装订草率,纸张质量低劣,就是明目张胆地要向中产阶段表明:里面藏有诱人的躲也躲不脱的炸弹,这炸弹要毁灭他们平庸、乏味、秃顶的生活。
       这本自惠特曼《草叶集》以来唯一震动过全美国的诗集,开篇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专为此书作的序,序中文字在最后一行这样写道:“女士们,提紧你们的裙子,我们就要穿行地狱了。”[5]此一时,我们完全看见了一个忘我投入的威廉斯,那欣喜,那神情,与他从前写“《荒原》的出现就是一场灾难”时的黯然心伤,完全判若两人,态度之决绝鲜明,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反差。“垮掉一代”(BG)冲破了以T•S•艾略特为代表的学院派禁锢、英国传统,真正让美国诗歌回归到了惠特曼已降的美国诗歌路线,把美国还给了美国。如果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学主张可是表述为“No ideas but in things”,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大胆地说,“垮掉”、“莽汉”的诗学观念就是“No ideas but in actions.”。反对一切的“观念”,正是他们命中的契合!
       万夏、李亚伟、胡冬、马松正在带领我们穿行慑人心魄的、迷狂而刺痛的、幽默而反讽的、刮毒而致命的中国式地狱。而28年前(1956年)美国人也曾穿越金斯伯格地狱。请随便听一听金斯伯格极乐、狂欢、至福、深刻以及个人隐私的激情。他在1970年的一首《田园对白诗》(Eclogu)中这样唱道:

       千年之后,
    如仍有历史,
    它将这么记录:
    美国是个讨厌的小国,
    它充满了狗鸡巴。

       他在《嚎叫及其它诗》中一首《美国》这样写道:

    America when we will end the human war?
    Go fuck yourself with your atom bomb.

       “fuck”(这个未被收入正当的英文词典的所谓“肮词”,在日常生活中是美国人的口头禅,在诗歌中无疑是禁忌中的禁忌)一词出人意料带给诗一个20世纪式的“新的颤栗”,这“颤栗”甚至超过了《恶之花》带给老雨果的颤栗。
       “垮掉”(BG)和“莽汉”,在“反叛、破坏和奇思异想等方面”不谋而和,悻悻莫逆,但他们的“人生态度、文化背景及遗传上”又各具千秋,命中注定。BG文人“是在以实际行动对一个有组织的体制进行批判”,他们的生活方式惊世骇俗:吸毒,性放纵,公路亡命……,但归途却又“愈灿烂而愈平淡”,皈佛、禅定、深山修行。无怪乎“垮掉”(beat)一词还另有精神的至福、极乐(beatitude)之意。BG毕生的事业可能和以下的一系列行为或事件相关:反战、黑人民权、生态保护、妇女解放……他们坦荡而正直的心,跟超验主义密切相连,跟麦卡锡主义、冷战时代的美国紧密相关。1955年金斯堡的一声“嚎叫”,各路青年聚众受难,四处流浪,嬉普士(hipster)、嬉皮士(hipper)追踪而至[6]。尽管前面惠特曼的“自由奔放”已开生机,但总是“启后”的意义大于“承前”意味。而莽汉却恰好与之相反,他们更多的受惠于传统(这一点我将在后面的部分说明)。李亚伟说:“‘莽汉主义’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精彩的封建主义糟粕、文盲的豪气和无产阶级不问青红皂白的热情以及中国百姓人情味十足的幽默和亲热。”[7]可是,这样说并不会妨碍到他们中的部分人直接成为“源头性”的诗人。
       “莽汉”们,中国的莽汉们无师自通,从学校到工地到江湖遍地都是莽汉诗句,拾起来就用,舞起来就圆,唱起来就好听。“莽汉”们——脚踩大地的祖国境况的歌手们,他们向中国、向压抑的全亚洲急促高吼、活蹦乱跳。他们是不可打败的,是成人的父亲、是绝不会颓废的。他们以他们敏感的触觉触到了新现实(1984年的现实对于当时的他们,现在的他们、未来的他们都将是新的),所有跟踪追击强加给他们的太早的痛苦和欢乐。这些被排斥在诗歌法律之外的莽汉们已明确给了新时代的暖昧精神(邓小平时代的过渡阶段)最强、最猛、最集中的一针,大气而至福的一针。我们在他们震痛的一针中恍然初醒,寻找到了新的疼痛点——生活,那从1984年起即将铺天盖地而来的物质生活。

三、声色江湖

       面对这种生活,莽汉的发难者万夏,已经转向,从“宿疾”到“农事”,他从反方向朝我们走来。但闯将李亚伟却日复一日喝酒论诗、云游江湖,做着文人的功课,实践着莽汉的事业。他已经被生活带上路,恣意旷达,从酉阳出发,把酉阳挂在嘴上,把腰间挂着诗篇。这只豪猪,这种姿态,多刺、反叛。但正是他,以一己之力,苦撑了风流云散的“莽汉”,代表了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精神。“就像金斯堡之于‘垮掉的一代’一样,真正能体现第三代人诗歌运动的流浪、冒险、叛逆精神与实践的,无疑是‘莽汉’诗派,尤其是李亚伟本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李亚伟都可以称为源头性的诗人,直接启迪了‘后口语’的伊沙和‘下半身’的沈浩波等人。”[8]因此,讨论李亚伟,就等于命中了莽汉的精髓和实质。
       李亚伟,此人来自川东,行止激荡,愤世嫉俗,怒发冲冠。他的传奇故事和“劣迹斑斑”,被李少君看作是真的“身体性”[9],也就是本文所提出的“漫游性”:一种写作与生活相连,边流浪边写诗的实践。李亚伟夫子自道,“‘莽汉’这一概念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诗歌,它更大的范围应该是行为和生活方式。”[10]莽汉的重要姿态,正如凯鲁亚克所示,“在路上”。这是漫游的起点,也是写作的关键。通过漫游性行为,组建起了诗歌的基本内容和意涵。且看《进行曲》一首,通篇以“走过”、“要去”为线索,把“看看”、“告诉”当作行为的要求。

走过大街小巷
走过左邻右舍穷亲戚坏朋友们中间
告诉这些嘻嘻哈哈的阴影
我要去北边
走过车站走过广场走过国境线
告诉这些东摇西晃的玩意儿
我要去北边
走过人民北路师范学院
走过领导的面前
把脚丫举过头顶高傲地
走过女朋友身边
告诉这些尖声怪气的画面
我要去北边
我要去看看长城现在怎么啦
我要去看看蒙古人现在怎么啦
去看看鲜卑人契丹人现在怎么啦
我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看看我本人
今儿个到底怎么啦
——《进行曲》

       与“新感觉”[11]流浪在都市街头,享乐式地心观物游不同,莽汉有很强的个人介入性。新感觉试图借“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来缓解现代性带来的创伤,以及救亡图存带来的政治压力,“漫游”是他们希望获得道德宽容的必要途径。而且他们必须以团体的方式来实践它,他们必须混迹到人群中去,成为其中的一个人,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保证漫游的合法性。但莽汉“诗人们惟一关心的是以诗人自身——‘我’为契子,对世界进行最全面、最直接的介入。”[12]他必须把自己独立出来,他的生活必须要带有传奇性,而不是新感觉的普适性,它本身更像一次冒死的赴宴,厮杀反骨,被人当作异端。
       新感觉的展开方式是为了获取安全,它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次小型展示,漫游是在美学的层面上对生活进行凝视,它是晚清以降“被压抑的现代性”最美丽的面向之一[13]。另一种被压抑的面向则由莽汉提供,他很接近五四“感时忧国”的精神[14]、“今天”代言的激情,就是把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跟个体的情感和写作关联起来,是杰姆逊意义上“公私不分”的“民族寓言”[15]。但是,区别于“五四”、“今天”把话语权力和民族命运相连,莽汉是要把身体跟民族连接起来,这就是李少君所说的“身体性”的真实含义所在。
       把身体投入社会,而非观念和思想,就意味着一种更热烈的燃烧和极乐[16]。这种极乐首先就是语言和声音上的冒险,那是与诗有关的行为,决不需要理论和观念的裁决。且让我们来一听李亚伟充满男性荷尔蒙的川东之音:

一九八六年,朋友在烟圈边等我,然后携烟圈一起离开大路
一九八六年,火车把夏天拉得老长,爱人们在千万根枕木上等待这个瘦高的男人
爱人们!爱人们在浓汁般的阳光中裸戏,终因孤独而同性相恋

一九八六!一九八六!
你埋葬在土地下的内脏正在朝北运行
你的肩膀,在正午在湖北境内朝北转站
这样的年月,无尽的铁轨从春天突围而来恶狠狠朝江边酒楼一头扎去
一九八六年!
每天所有枕木毫无道理地雷同,一九八六!
你这粘糊糊的夏天,我额头因地球的旋转而在此摇向高空等待你迎头痛击

       这首《闯荡江湖:一九八六》正是漫游的直接产物,它完成于莽汉诗歌活动和传播的高峰期,那时候他们侠游结客,以炮制出一种名词密集、节奏起伏的长句式诗歌为志业,混合一种在热中拼出性命,腾空而起的青春气息。它产生了令人回肠荡气的影响,以及那让人目眩的效果。
       这种效果从根本上讲是川东,是重庆赋予的。因为重庆的本质就是赤裸!诗歌也赤裸着它那密密麻麻的神经和无比尖锐的触觉。学田湾、大田湾、陈家湾、猪市坝、沙坪坝、李子坝、烈士墓、渣滓洞、杨家坪被逼进细窄滚烫的梯坎,在黑铁般陡峭的梯坎边上吐露恐怖壮丽的诗之长舌。这城市以夏天的快节奏和高速度飞着圈圈。这城市与颓废无缘,正剖开胸膛,打开一个璀灿眩目的军火库,谁要就给谁!
       兀立于市中心的解放碑是夏天武器的尖端,是霸王硬上弓的精神保垒,是敏感而乐于尖叫的本地诗人颈部充血的肿块,是一个大庭广众的川东象征!一个1950年的诗人在此歌唱,他的生活打倒了;一个1970年的诗人代替他歌唱,他的生活又打倒了;谁在此歌唱,谁的生活就打倒!(“打倒[dào]”,是重庆话,指生活一踏糊涂)
       崇山峻岭腰斩了这座城市的鸿篇巨制,将它分割为互不关怀的八块。传统中国应有的串连品质及人情轻抚与这个城市彻底绝缘,形成了另一种面目全非的中国生活:寂寞的自我囚徒、孤僻的怪人、狂热的抒情志士、胆大妄为的梦想家、甚至希特勒崇拜者。缺乏沟通和交流,“创造性”成了年轻人抗拒孤独的“核武器”。口语黑话近似于地下诗歌的接头暗语,被激烈地创造出来,又激烈地改朝换代,比如:扁挂(指拳师)60年代用于各行各业的高手;操哥(指花花公子)普遍用于60年代和70年代;肮班子(指出丑)用于60年代;锤子(男性性器)四川的经典口语,长用不衰,干燥(指性格急躁);牙刷(指一个人一无事处),洗白或下课(指某人完蛋了,毫无前途了)均用于80年代和90年代。这些“黑话”在公开反抗这个城市的同时也潜在地创造了诗歌,那是李亚伟式的川东诗歌!
       川东, 沈从文生活的湘西就紧紧挨靠在它的身旁。黔北、川东、湘西勾连成势,自成一派,“浪漫情绪和宗教情绪两者混而为一”[17],于此间袅袅升腾。在女子方面,它是性的压抑与死亡,沈从文从此处受惠,写《边城》,写翠翠,轻轻地挽唱着田园牧歌的女性之声。而莽汉李亚伟的声音从另一个意义上补足了这种绵密的细腻,提供了另一个地理之声,那是男性的,游侠的声音。沈从文的《凤凰》一文对此做了详细描述,此处引来,不嫌其长,正好一探莽汉男性之声的特点。
       游侠者行径在当地也另成一种风格,与国内近代化的青红帮稍稍不同。重在为友报仇,扶弱锄强,挥金如土,有诺必践。尊重读书人,敬事同乡长老。换言之,就是还能保存一点古风。有些人虽能在川黔湘鄂边境数省号召数千人集会,在本乡却谦虚纯良,犹如一乡巴老。有兵役的且依然按时入衙署当值,听候差遣作小事情,凡事照常。赌博时用小铜钱三枚跌地,名为“板三”,看反覆、数目,决定胜负,一反手间即输黄牛一头,银元一百两百,输后不以为意,扬长而去,从无翻悔放赖情事。决斗时两人用分量相等武器,一人对付一人,虽亲兄弟只能袖手旁观,不许帮忙。仇敌受伤倒下后,即不继续填刀,否则就被人笑话,失去英雄本色,虽胜不武。犯条款时自己处罚自己,割手截脚,脸不变色,口不出声。总之,游侠观念纯是古典的,行为是与太史公所述相去不远的。[18]
       沈从文的记述与李亚伟本人的自道互为照应,点出了莽汉的农耕气质和民间气息。这是一种更多的受惠于传统的事实,是传统的跟进。“垮掉”以自由、民主、平权为尚,做着边缘式的反叛,而这里更多的是一种质朴民风的英姿焕发。李亚伟的长句,正是这种生命力的勃发和喷涌,他的川东口音自然是为了回应这种必然的生命无意识的冲动和民间集体记忆的脉动。

再不揍这小子
我就可能朝自己下手
我本不嗜血
可我身上的血想出去
想瞧瞧其他血是怎么会事

       这一曲《打架歌》以充分的口语表达和热血上涌,昭示了川东口语的活力和一个生命对于寻找新的起点的迫切决心。这种决心有一种稚气,或者说古风。它纯正的古典气息,使他不像“垮掉”那样带有撕裂性,而是一种谐趣和真挚,坦然面对,剖开胸膛,是健康快乐的人类天性。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莽汉不是在反文化,而是在沿用一种传统生气来筹建加固原有的文化路径。莽汉的口语意义不在于对抗语法、消解常规语义,因为它是以其天然的方式在生长,它本身带着混沌和敏锐,愉悦和自由。这样的自由,正是文本空间上的漫游性,它通过语词的随意性,抵达了极乐的边境。意义破散,诗意的联想漫游激荡。被压抑的风格本来就有其潜流暗涌的通道,自己的路径,它根本无需侵蚀他人的田亩,宣告为经典或正统。

四、达摩浪人

      莽汉的诗歌意义在于重建,在于呼应每个时代每个地域都有的精神现象。这种传统曾在一个人身上得到过广泛而深入的展出。此人非但满足了本土莽汉的口味,更是切合了洋莽汉的脾胃。他正是名扬天下的寒山,一个搅动亚美三大文化圈的诗歌英雄、佛教狂士。凯鲁亚克的自传小说《达摩流浪人》正是题赠给他的。他的诗以及他的生活态度引起许多著名诗人的好奇、仰慕与效仿。今天,众多的诗人都来“向寒山”。斯奈德,在垮掉运动激战美国的关键时刻彻夜翻译寒山,以此作为第一推动力。他身体力行,饮泉攀岩,遥望明月,活脱脱的一个当代美国寒山。
       疯癫与狂禅的寒山,作为莽汉主义最英勇、最先锋、也最古老的先行者,却也屡遭历史的洗刷。他真正的时来运转是在20世纪,其间经历了两次复活,一次是因为他的写作风格;一次是因为他的生活风格。第一次复活得力于20—30年代的白话文运动,寒山诗多用口语白话的特质被胡适、郑振铎等发掘出来,并将其重新诠释为初唐三大白话诗人之一。第二次复活来自“垮掉”的推动,他们夜读寒山,效法施行,自命为寒山传人。之所以把这次行动主要看作是寒山生活风格的延伸,而非口语写作风格的借鉴,是因为垮掉的口语是美国式的,寒山的口语甚至不对他们构成口语的意义,它更多的只是一种异国声音,跟书面化的李白、杜甫无异。而且他们读到的寒山也都是自己的翻译,美国式的发声。要之,对跨掉而言,寒山的生活意义大于写作意义。这也是目前为止,寒山的主要面貌。作为一个口语诗人,他还有待发现。
       这种发现,在于莽汉,在于用口语的思维意义,同时也是俚俗意义来强化人类质朴的天性和活泼的生命力量。上面有关李亚伟的诗歌声音的讨论,可以说明这一点,此处不必赘述。仅需再补充一句,那是李震的一个观点:“语言之于李亚伟,不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进行学习和思考的结果,而是一种天赋的才能,是他健康天性的存在方式。”[19]当然,这一点更适用于寒山。
       寒山之于莽汉,是一种写作风格的繁殖,他的生活风格未被广泛采纳。修禅、行吟、浪迹深林并不为莽汉所喜欢,因为他们有着更心仪的生活方式。而且这种方式也更靠近八十年代的生活形态,那是发生在明清士人间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
       王鸿泰关于明清“尚侠”文化风气的考察说明,“明清城市中的侠游活动所开展出来的各种社交场合,是一个可以让士人重新伸展生命活动力,追求自我表现的社会场域,在此,士人被科举规范所制约的写作能力,重新获得了解放。他们可以踰越制举文字的限制,另外从事诗词、古文的写作、呼应,在许多诗酒酬答的场合中,他们的文才可以适时得到响应,他们因而可以借此来展现自我,肯定个人的文字能力,乃至生命价值。相应于此,他们也在科举之外,积极营造非制举文字的价值:他们别于‘时文’—— 制举文字之外,另外从事‘古文’的写作,而从事此种古文诗词写作者,往往被称为‘文人’。如此区别正表示他们在写作意识与身份认同上已经有别于从事举业的士人。这是一种新的人生观,本此新人生观,他们建构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开启了新的社会活动,进而营造了新的文化表现形态。这正是明清时期别具特色之社会文化——‘文人文化’的发展的契机。”[20]
       对应着这种“文人”化的社会转型,莽汉的出现,无疑是对“今天”的反拨(仅诗歌内部而言)。正如我们看到的,“今天”的激情是以时代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的,他无疑是一种传统知识分子受难、担当的现代书写,是历史宏大的叙述和表达。莽汉,代表第三代诗歌的总体转向,是一种个性化的书写,农耕气质的表达,他们用口语、用漫游建立起“受难”之外另一种活泼的天性存在,吃酒、结社、交游、追逐女性……通过一系列漫游性的社交,他们建立了“安身立命”的方式,并为之注入了相关的价值与意义,同时也呼应了前面王鸿泰的观点。
       李亚伟说:“80年代中期在中国出现的数也数不清的社歌社团和流派不仅体现了中国人对孤独的不厌其烦的拒绝和喜欢扎堆,更多的是体现了中国新诗对汉语的一次闹哄哄的冒险和探索,其热闹和历史意义决不亚于世界各地已知的几次大规模的淘金热。”[21]在这样的团体性行为过程中,莽汉诗歌建立了自己重要的发表方式:酒桌朗诵[二十二]。借着醉酒与诗意,莽汉确立了其文化姿态和诗歌写作的本体关联,打开了诗歌的生活风格。
       这种生活风格可以看作是日常活动的价值表白,他来自集体无意识的个人“志向”,一种以“义”为中心的游侠习气。同“今天”英雄式的崇高美学相对,莽汉的“侠游”行为,不必是兢兢业业的生活态度,高远的美学意念,或是特殊的人格类型。他充满着个别性和偶然性,“身体”在此过程中被发现,“道”和“主体”被刻意回避,莽汉的形象意义、特殊心态同社会生活紧紧相合,另外开辟出来一条生命实践的路径,使一种美学价值上的对抗精神繁殖出日常的现实性与实践性。
       饮酒、豪歌、爱情、逸乐,恰是这种日常生活美学化、美学意念日常化的产物,它促成了一种相当普遍的生活态度、生命姿态,乃至人生志业。在现代性的追求方面,它开启了新的文学实践方式,即它不是受难的、悲剧式的,而是个体的、日常化的。侠少之游,开辟了个人寄挂生命的通道;漫游之举,建构了天赋价值的民间气息。

五、结语

       莽汉诗歌作为一种风格,莽汉主义作为一种自称的流派,已在1986年夏天到来前,从其作者的创作中逐步消逝[23]。而作为精神的莽汉,则不同程度的出现在这一代人的梦想、生活或诗歌中[24]。这种精神的繁殖力,沿生在整整一代人的生活之中,成为一种空间的、时间的无止境“漫游”!


[注释]

[1]张英进:《批评的漫游性:上海现代派的空间实践与视觉追寻》,陈子善、罗岗主编:《丽娃河畔论文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9—220页。
[2]同[1],第225、228页。
[3]李亚伟:《流浪途中的“莽汉主义”》,《豪猪的诗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4]李亚伟:《英雄与泼皮》,《豪猪的诗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
[5]Allen Ginsberg. Howl and Other Poems. San Francisco:City Lights Books, 1978, P.8。
[6]文楚安:《“垮掉一代”及其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27页。
[7]同[4],第229页。
[8]李少君:《从莽汉到撒娇》,《读书》,2005年第6期,第117页。
[9]同[8],第116页。
[10]同[4],第225页。
[11]“新感觉”,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代表作家有刘呐鸥、施蜇存、穆时英、叶灵风等。其内容多展示半殖民地大都市上海的生活百态,着重病态生活的描写、畸形的两性关系及心理等;极力捕捉新奇的感觉、印象,把人物的主观感觉投射到对象中去;对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进行精神分析,着力表现二重人格,并追求小说形式技巧的花样翻新。
[12]万夏、杨黎等编印:《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民刊,1985年,第41页。
[13]“被压抑的现代性”,Repressed Modernity,语出王德威(Wang, David Der-wei) 《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一书,用于描述五四传统之外那些潜藏的丰富的文学、文本现象。参见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4]“感时忧国”,Obsession with China,语出夏志清(Hsia, C.T.)《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一文。该词特指以“五四”文学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中那些表现民族忧患意识的现实主义精神。参见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57—371页。
[15]“民族寓言”,杰姆逊语,特指第三世界文学写作将政治与个人紧密结合的书写模式。参见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516—546页。
[16]“极乐”,beatitude,语出T.S.艾略特《波德莱尔》一文。文中艾略特这样描述作为极乐代言人的波德莱尔:“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之一,他们有伟大的力量,但那仅仅是受苦的力量。他不能逃脱苦难,也不能超越它,因此他就把痛苦吸引到自己身上。他所能做的,就是运用痛苦所无法削弱的那种巨大、被动的力量和感受性,来研习他的苦难。在这一局限内,他根本不像但丁,甚至也不像但丁地狱中的任何人物。但另一方面,波德莱尔所受的这种苦暗示了一种积极的极乐状态的可能性。”参见T.S.Eliot, Selected Essays,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London, 24 Russell Square, P.385。
[17]沈从文:《凤凰》,《凤凰集》,刘一友,向成国,沈虎雏编选,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59页。
[18]同[17],第161页。
[19]李震:《重读李亚伟》,李亚伟:《豪猪的诗篇》,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
[20]王鸿泰:《侠少之游——明清士人的城市交游与尚侠风气》,李孝悌主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131页。
[21]同[4],第222页。
[二十二]同[4],第227页。
[23]同[4],第229页。
[24]同[3],第219页。

(作者:柏桦,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教授;余夏云,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中文系研究生)

[ 本帖最后由 江左遗民 于 2008-1-19 08:55 编辑 ]

最新回复

江左遗民 at 2008-1-19 08:56:33
受柏桦兄托,代贴
小杨柳 at 2008-1-19 09:58:58
对莽汉主义进去这么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又让我学了不少,谢谢柏华老师,谢谢商略兄,辛苦了!
beautyofsadness at 2008-1-19 12:46:51
从这文章里(很多似乎已经在《左边》里有了)我看不出来为什么所谓“明清游侠风气”是这种“莽汉主义’的源头。作者似乎需要讲得更具体一点。比如,王鸿泰先生分析的历史现象,有非常复杂的历史原因,特别是明末多年用兵,内外失利。这一点,史学家已经有不少论述;他们还指出了这种文人游侠风尚一个大问题:就是其实没能起什么真正的作用。寻历史源头,还是越具体越有说服力。
张祈 at 2008-1-19 13:02:40
似乎没有比李白、高适和杜甫的漫游更具有模范作用的了。
但那样的漫游似乎还不是游侠样式的。
不象金庸笔下的英雄和当代的李连杰。
柏桦 at 2008-1-19 13:25:39
你看得认真,以王鸿泰的观点来谈莽汉的漫游性,我展开及深入还不够。但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后来者如有兴趣,可跟进研究。我就当抛砖引玉吧。
beautyofsadness at 2008-1-19 13:29:12

QUOTE:

原帖由 <i>柏桦</i> 于 2008-1-19 13:25 发表 <a href="http://
你看得认真,以王鸿泰的观点来谈莽汉的漫游性,我展开及深入还不够。但这个角度很有意思,后来者如有兴趣,可跟进研究。我就当抛砖引玉吧。
<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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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你一定能就这个题目写很有趣很深刻的东西,毕竟你是目睹了那一切的。
柏桦 at 2008-1-29 20:36:27
这篇文章我也引以为憾。我以王鸿泰,李孝悌的观点来谈莽汉本是一借鉴的亮点,只是我太过匆忙,这正是当代人的普遍作风:“活得匆忙,来不及感受”(普希金)。为何再回此信,是因为你也注意到王鸿泰,而一般人是不知道的,我为好奇心所迫,想了解你是学什么的?
beautyofsadness at 2008-1-29 22:14:42
非常惭愧,我学习晚明史(十七世纪),基本的兴趣在性别史,政治史,思想史。看到您引用王鸿泰先生的文章,其实也吓了一跳--亦有同感。特别期望能够看到您更深地挖掘类似的历史脉络,对我们也是一种重要的启发。
柏桦 at 2008-1-30 08:12:51
《水绘仙侣 1642——1651:冒辟疆与董小宛》,此书即将出版,如你有兴趣,现可在“中国学术论坛网”上看到全文。
beautyofsadness at 2008-1-30 09:17:50
谢谢您。我已开始拜读。
空手道 at 2008-1-30 10:32:32
这个主题和朱大可的流氓主义思想有些近
beautyofsadness at 2008-1-30 10:40:25
朱大可的那本书里好象把所有人都写进去了,读着有点奇怪。这个“莽汉”比较有自己的关注点。
李大兴 at 2008-1-30 14:12:04
与朱大可的流氓主义不相干。窃以为上个世纪后半才是知识分子急剧痞化时期。这是个大题目,但很值得说的。
beautyofsadness at 2008-1-31 01:34:42
朱大可似乎受了《中国流氓史》很大影响。这种对某些有点关联有点互相影响的历史现象马上做一个超历史的说法,很成问题。晚明政治文化的一些怪现象,不能用流氓主义来分析。
李大兴 at 2008-1-31 02:10:42

QUOTE:

原帖由 beautyofsadness 于 2008-1-31 01:34 发表
朱大可似乎受了《中国流氓史》很大影响。这种对某些有点关联有点互相影响的历史现象马上做一个超历史的说法,很成问题。晚明政治文化的一些怪现象,不能用流氓主义来分析。 ...
同意“这种对某些有点关联有点互相影响的历史现象马上做一个超历史的说法,很成问题”。阐述历史规律的总结式发言,依然在国内史学界颇为常见。由此可见,跳出主流史学观点已经未必容易,更难的是跳出主流史学背后的方法论。
朱大可似乎更受王学泰影响吧?不过王学泰、陈宝良的书我都没看过。朱大可的文章,一如既往地多造语,但他本人缺少史学基本训练,也就不必苛求。
空手道 at 2008-1-31 09:17:36
窃以为上个世纪后半才是知识分子急剧痞化时期。这是个大题目,但很值得说的。
这个题好,在被无限次的颠覆与自我怀疑中痞化了,狼性原则(一元化的社会结构下的警觉和攻击性)代替了生存秩序,(多元化的生存空间)和生命理念(知识的历史性建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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