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  

《今天》诗歌细读专辑之四

北岛 发表于: 2008-1-15 09:25 来源: 今天


公社、大集体和隐秘的快乐


——读西渡的《公共时代的菜园》



敬文东



短诗《公共时代的菜园》收入诗集《草之家》[1]时,诗人西渡专门为这个在今天看来稍显几分古怪的题目增加了一条说明性的注释:“在公社时代,我们那儿农村中每个家庭被允许保留几分地作为菜园,这是那个大集体时代里惟一的私有园地。”对于诗歌来说,这条注释也许有些煞风景,因为在通常情况下,诗歌不需要它的创制者站出来说三道四,它拥有自己的一切,从胎记、体温到心跳和思想;但对于今天那些不足三十岁的男男女女来说,这条注释很可能又不算多余,因为这伙幸福的“弟弟妹妹们”(西渡语,见西渡诗作《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日子》),或许已经不太清楚公社、大集体、私人菜园为何物了,也不大明白它们在当时的语境中究竟表征着什么。《公共时代的菜园》的腰部有一句被我这个引用者掐头去尾的诗行:“……我们就用它 / 在公社的稻田里钓起顶呱呱的青蛙”。在这句诗后,西渡又添加了一条注释:“将缝衣针弯转,用南瓜花在稻田里钓青蛙,是我小时候最热衷的活动。”对于诗歌来说,这条注释或许同样是煞风景的,因为作者又站出来对自己的产品指手画脚了;但这条注释肯定同样不算多余,因为它为读者提供了走进这首诗的有效入口和通道。这些举动中暗藏着的悖论恰恰是中国当代诗歌时常遇到的悖论:诗人与读者往往背道而驰甚或擦肩而过。背道而驰也许没什么关系,因为那是毫无缘分的显明标志;擦肩而过则表明有缘无分,的确令人遗憾。不过,我在此感兴趣的倒是:这一悖论是否可以被有效地根除?依靠注释当真可以解决当代中国诗歌遭遇到的尴尬?难道注释本身不就是个悖论么?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疑问,我还是想腆着脸借用这两条注释,以便对《公共时代的菜园》进行剖析:既然悖论不那么容易逃避,干脆厚着脸皮直接利用它得了。
全诗的第一行是一个结论性的句子:“被公共生活开除的部分。”这句悄然现身、紧随题目而来的诗行是为“公共时代的菜园”下的断语,在平和中有着毋庸置疑般的坚定性。但这显然不能算作诗人西渡的独断,而是回忆性的诗句对事实的原样呈现:它清晰而干脆地给“公共时代的菜园”定了性,用于定性的口吻和方式还非常符合公社时代、大集体时代的通常做派:坚定、疾速、毫不游弋。在那个时代,任何一个人、物、事都必须拥有自己的阶级属性,也都浸透了阶级意识;所有的人、物、事要么属于人民,要么属于敌人。二分法,绝对意义上上的二分法,是那个时代通行的分类标准。这就宛若罗伯斯庇尔所说:“给我鼓掌的是人民,是革命者;如果有人指责我的话,那一定是富人,是罪犯。”在这种情况下,“开除”一词的出现似乎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它从相反的角度,正好接受了公社时代特有的意识形态的严厉指令:“开除”既是写实性的,又寄寓着某种程度上的反讽。很显然,西渡在此动用了某种古老的招魂术,这种招魂术既给“开除”一词增添了因时代变迁而自动获得的反讽性,又贴切地表达了一个专属于公社时代、大集体时代的主题:菜园不属于公共空间;它仅仅是公共空间无法消化、无法克服的私人领地。公共空间解决这道难题的惟一办法就是将私有园地一脚踢开。这或许就是“开除”的本来涵义。除此之外,显而易见的是,“开除”还表征着权力,即公对私的绝对权力。“开除”体现了空间政治学的一般教义,以及这种教义本有的威风。“开除”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彻底、干净地划分开了,两者之间几乎不存在可以通约的桥梁。正如私不可能开除公一样,公却有权力开除私。私是一个受监视、受压制的对象,但又是权力和空间政治学的某种软化形式。

它看上去像我们在室外
开辟出的一片领地,其实属于
真正的内室。黄瓜、豆角、西红柿
它们的种子仿佛是从我们的皮肤中
分泌出来的,带着心灵的汗味儿
一个自由主义者坚信它们是
人性中还没有被时代意志彻底
征服的部分

上引诗行紧随着“被公共生活开除的部分”,它们是被“开除”之后的结果,也是对“开除”的具体展开,因此构成了《公共时代的菜园》的序曲。序曲对全诗的作用类似于导语对新闻报导的作用。但这里的关键词是“内室”。这是一个指称空间的词汇,它明确地标明了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之间的分野,也是对“开除”的公开回应,同时也是权力和空间政治学的集体反光。从诗歌写作的角度看,“内室”像一个司令员一样,统率了众多的词汇;正是这些词汇构成了序曲的主干:黄瓜、豆角、西红柿、皮肤、汗味儿、自由主义者、人性、时代意志……这些词汇相互亲和、撕咬、挤压,充满了张力,但由于有了“内室”,它们最终能够得以和谐相处,团结得像一家数口,甚至连冰冷的“时代意志”(表征着绝对权力的“时代意志”)也不再是外人,而是亲戚。它臣服于这种血缘关系。这意味着空间才是序曲的主题:它突出了私人空间在公共时代的重要性。在《公共时代的菜园》那里,私人空间的重要性始终和人性联系在一起:人性不仅需要公共空间,而且需要绝对的私人空间以安置自身,为自身找到一个居所,不论这个居所何其卑微和渺小。在“内室”的统领下,黄瓜、豆角、西红柿都是私人性的,都充满了人性。黄瓜、豆角、西红柿作为词汇,正分有了私人空间的本有特征。它们长在私人空间当中,越过了公共空间的领地,最大程度地生活在公共空间的视线之外。具体地说,这里的空间就是土地。把土地当作空间当然不是我的发明,也不可能是我的发明。我只不过是在一篇长篇札记中鹦鹉学舌地说到过作为空间的土地:

按照土地的本义,在土地的空间形象的完成过程中,即使没有天空的帮助,土地自身也拥有完成这一任务的能力。土地从来就不是一个二维的平面,而是一个三维的立体。只要我们开动自己有限的经验库存,就会发现,土地才是我们肉眼所能触及的事物当中,最富于变化的事物:它时而挺立,时而低沉,时而仰天长啸,时而轻歌漫吟……正是依靠这些狂放不羁的艺术家举动,土地最终为自己带来了沟壑、丘陵、山川、峡谷、暗道、复杂的曲线,直到性感的三围。也就是说,土地即使没有天空的帮助——在人的意识中,这当然不可能——也能把自己处理成空间形象。而土地一旦进入人的意识之内,和所有人造物一样,对于人来说,土地也立即成为人化的空间形象[2]

在一个空间绝对主义的公社时代、大集体时代,作为空间形象的土地只有通过人为大集体劳作、通过人为公社苦干才可能与个人发生关系。那是一种强迫性的关系。但空间绝对主义的时代又以菜园为补偿形式,弥补了个人对土地的亲和。千万不要小看这种补偿形式,正是它,使数千年来束缚于土地、寄情于土地、托福于土地的中国人,在公社时代依然保存着土地带给他们的希望。这是公共空间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必须付出的代价,因为它得给人性、给土地的自由主义一个修养生息的场所。如果我们能够联想到数千年来中国农民对于土地近乎痴迷的感情,这种补偿形式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它能够将公对私的绝对权力予以软化,从而最终将公的权力性摆放在安全的位置上,不让公的绝对权力性有丝毫的闪失,当然也保证了空间政治学的安全运行。
稍加分辨就不难看出,《公共时代的菜园》的序曲还几乎是附带性地隐藏着另一个主题,这个主题时隐时现,时而潜藏时而又溢出了诗行,像一条调皮的鲫鱼不时地跃出水面。这个主题就是软与硬的对举:“一个自由主义者坚信它们是 / 人性中还没有被时代意志彻底 / 征服的部分,”正总结性地道明了这一切。这句诗行同样怀有暗暗的嘲讽,不过,它是对公共空间所拥有的绝对权力的嘲讽:再硬的东西,在人性面前也有可能得到部分的软化,正如滴水可以穿石一般,因为公共空间的绝对权力也有它的软勒,它也得做出让步以成就和完善自身。很明显,空间绝对主义(它来源于时代意志,它提倡公共空间)属于硬的范畴,空间自由主义(它来源于人性,它提倡私人空间)则属于软的范畴。在一个提倡硬(比如坚强、力争上游、斗争、刺刀)的时代,土地必须是战斗性的土地、硬得浑身笔直的土地;而战斗性的土地、硬得笔直的土地上结出的果实也应该是战斗性的果实、坚硬的果实。它表征着人民的快乐,也是砸向敌人的卵石。它不允许丝毫的柔软。软是被开除的对象,是大集体时代、公社时代不合法的事物。软只具有私密性,只能在内室展开。在内室,在私人空间,无论黄瓜、豆角还是西红柿都是软的,因为它们生长在软的土地上,生长在被空间绝对主义开除的土地上。
对于《公共时代的菜园》来说,生活始终是真正的主题;不过,在《公共时代的菜园》中,生活必须要同空间主题联系到一块才能成立。这就是说,空间主题与生活主题是二而一的,因为无论是软的土地、硬的土地还是私人空间、公共空间,都是供人生活的,尽管它们分别提倡不同性质的生活,允许不同方式的生活。如果一个空间不包纳某种特质的生活,它就注定和人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空间政治学也将自动散架。软的土地上、私人空间中生长起来的是软的生活、私人生活;而在硬的土地上、公共空间中茁壮成长的生活只能是硬的生活、公共生活。在公社时代、大集体时代,硬的生活与软的生活之间、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始终处于对峙的状态。但这只是一种秘密的对峙,因为硬的生活、公共空间拥有无庸置疑的绝对权力;前者固然是人性的胜利,但后者并没有因为人性的存在而归于失败。在西渡平稳的书写中,生活与空间就这样按照它们的本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但权力始终充当着弥合生活与空间之间的超级胶水,毕竟没有权力在明面上的作用(比如“开除”一词所表征的),《公共时代的菜园》中凸现出来的拥有如此这般特性的生活主题与空间主题就不存在——尽管在任何时代,空间与生活总是存在的。
菜园是有限的空间自由主义的表征,它处于空间绝对主义的硬性逼视之外,因此,生活在菜园中的人在菜园中拥有自己特殊形式的快乐就是可以想见的了。对此,《公共时代的菜园》接下来有合乎逻辑的书写:


春天,我从山上
剪下含苞未放的桃枝,移入菜畦
等待春风给它们的小手送上一个
难以置信的礼物。为了救治
祖父的病,我和堂弟在围墙的
石逢里栽上草药,直到它们
的浓荫在我们的愿望中覆盖了
菜园的四季。噢,公共生活的针尖
在私人菜园里弯软了,我们就用它
在公社的稻田里钓起顶呱呱的青蛙。

这些诗行非常严密地组成了《公共时代的菜园》的腰部,正好是对序曲呈现出的所有主题的具体展开:空间、生活、软与硬以及权力。但这些繁复的主题却由公社时代的人——主要是孩童——的动作 / 行为来体现。这里说“我”与“堂弟”都是孩童,作者的注释已经为此做了担保。在这一节诗里,所有的成人都隐退了(祖父不过是一闪而逝的影子或诗歌的一个借口),因为成人属于饱经沧桑的一代,只有像“我”和“堂弟”这样的孩童才感到了私人空间带来的快乐。这是一种软性的快乐,和公共空间中允许存在的快乐截然不同。软性的欢乐同样是被公共生活开除的部分,因为软性的欢乐对于公共生活如果不是有害的,起码也是无益的。公共空间中的快乐是一种硬性的快乐。但两种快乐都生长在土地上,它们都是大地上的事物。和战斗的、硬的土地的要求相呼应,公共空间中的快乐也是战斗的快乐、硬的快乐,这种快乐具有强烈的仪式性和表演性,它是意识形态在被无意识化后人为生产出来的快乐,十分需要战斗的砥砺,比如集体性挥舞的拳头、掌声、口号,集体性的改天换地的劳动、在田间地头举行的批斗会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快乐。而菜园中的快乐是偷偷摸摸的快乐,是隐蔽的快乐,是软的快乐,是个人的快乐,具有强烈的即兴色彩。它不需要观众。桃枝、菜畦、春风、草药、青蛙是这种软性快乐的公开体现。“……公共生活的针尖 / 在私人菜园里弯软了……”但软并不是对硬的反抗。事实上,在公社时代、大集体时代,软与硬并不对仗,也不押韵,因为软的快乐并不具备对抗硬的快乐的力量。两种快乐在力道上相差太远。软的快乐必须把自己隐藏起来:私人空间天然具有退让的特性,但它又不是缩头主义的信奉者,它只不过是通过退让而求得生存。这种生存具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因此,软的快乐顶多只能算是硬的快乐的变通形式,同时也是硬的快乐有意识地向人性进行退让的结果。
在硬的快乐和权力的暗中监视下,软的快乐构成了私人生活的一部分:软的快乐是软的生活的主要形式,尽管它处于公共生活之外。但这种性质的快乐由孩童的动作 / 行为来体现,正如硬的快乐、富有表演性和仪式性的快乐在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成人的动作 / 行为来表达一样。上引诗行可以知会我们,西渡在《公共时代的菜园》的腰部用语言框架了多少让人回味的动作 / 行为呀。随着“我”与“堂弟”(更多时候是“我”)双腿的迈动、小手的劳作,那种软性的快乐被平稳地呈现出来了,《公共时代的菜园》的腰部的腰部那一声“噢”,分明显示了在硬性的快乐之外无法被压制的私密性的快乐。

一九七六年春天
我们在园中栽上五株泡桐,多么快
它们的枝叶越过屋顶,伸向天空
表情团结得像一家五口。这一年
公共生活即将走到它的尽头,而
菜园中绿汪汪的油菜像一群莽撞的孩子
提前进入了一个疑虑重重的新时代:
一个时代结束的消息在菜园中
散播开来,像一场春雨淋湿园中
韭菜,那想象的花园中的诗行
充满了生长的巨大渴望

这一节算得上《公共时代的菜园》的尾声。它宣告了一个硬性的时代即将过去的消息,也宣告了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但全诗的情绪和语调能告诉我们,过去的并不必然是旧的,即将来临的也并不必然是新的。因此,在这里,那种软性的快乐很快就被硬性的担忧所取代。或者说,软性的快乐本身不过是培养硬性的忧伤的土壤?即将来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它会怎样分割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作为定语的“疑虑重重”很好地点明了这层意思。不过,在1976年,一个孩童(比如“我”)完全可以将之憧憬为美好,所谓“那想象的花园中的诗行 / 充满了生长的巨大渴望”。
这是一首回忆性的诗篇,尽管按照华兹华斯的定义所有的诗篇都是回忆性的,但《公共时代的菜园》还是有它的特殊性:在此,回忆不仅指向过去(比如公社时代),同时也指向将来。在《公共时代的菜园》那里,将来也是回忆的一部分。在这首诗的结尾,我们终于看到了两个西渡:一个是公社时代的西渡、大集体时代的西渡、孩童时代的西渡,一个是1999年12月29日的西渡(《公共时代的菜园》就写于这一天)、成人的西渡。因此,《公共时代的菜园》中指向的对于将来的回忆,实际上就是指向今天,即写作这首诗的那一天。正是这个原因,正是基于今天的现实处境,诗人西渡给处在硬的生活、硬的空间和土地之外的软的生活、软的空间和土地罩上了一层忧伤的薄纱。稍有诗歌阅读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整个诗篇的调子是忧伤的,尽管它写到了快乐,但公社时代隐藏的软性的快乐很快就被即将来临的今天的忧虑所取代,而对1976年还是孩童的那一代人来说(他们往往出生于60年代末),今天的忧虑虽然是另一种性质的忧虑,但软与硬的对立、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野仍然是其主题和核心。这种现实境况让诗人在回忆过去的快乐时也不敢稍有放肆,因为第二个西渡(也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的所有人)在回忆过去时更看到了眼前的现实。对此,西渡在另一个地方非常明确地说过:

如果你在人群中见过一个踽踽独行、神情抑郁,嘴角挂着一抹固执而骄傲的笑痕的身影,他多半生于60年代;如果你在狂欢的筵席中见过一个悄然独坐、不醉也不乐的独醒者的身影,他多半生于60年代;如果你在众口一词的合唱中听到过一个特别的、不和谐的声音,如果你在步调一致的行列中发现过一个孤单的落伍者的身影,他多半生于60年代……[3]

《公共时代的菜园》低沉、感伤、忧虑的语调大大半来源于两个西渡之间的紧张感,而回忆过去与回忆今天之间的紧张关系则上好地体现了两个西渡之间的冲突。《圣经》早有先见之明:太阳底下无新事。公社时代过去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时代中不存在软与硬、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软的快乐与硬的快乐之间的分野,也不意味着这种分野没有强制性或强制性有所减低,更不意味着空间政治学与公共空间的绝对权力性得到了更改。它们不过是改头换面罢了。更重要的还在于,有了在大集体时代获取软性快乐的基本功训练,60年代出生的人在尚未定型前迎头撞上了一个“疑虑重重”的新时代,基本上都有强烈的不适感,正是这种不适感让他们顺理成章地将获取软性快乐的基本功用于了新时代。这造成了西渡所说的那种神情抑郁、悄然独坐、不醉也不乐以及落伍者的身影。由此,一个有趣的循环出现了:今天的不快乐来自于昨天;而在回忆昨天的快乐时又将今天的忧虑塞了进去。我相信,这或许正是这首貌似平常的诗作最有意思的地方。




2005年3月14-15日,北京丰益桥


[size=7.5pt][size=7.5pt][1][size=7.5pt] 《草之家》,西渡著,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

[size=7.5pt][size=7.5pt][2][size=7.5pt] 敬文东《从铁屋子到天安门》,《上海文学》,2004年第8期;《阅读》2004年第1辑。

[size=7.5pt][size=7.5pt][3][size=7.5pt] 闻燕、西渡《连心锁·后记·我们这代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第110页。

[ 本帖最后由 北岛 于 2008-1-15 09:40 编辑 ]

最新回复

江左遗民 at 2008-1-15 09:43:24
敬文东此文甚合我心,好文
张祈 at 2008-1-15 09:54:51
可能是由于原诗比较明朗的原因。
小杨柳 at 2008-1-15 11:53:44
我觉得这篇还有别的解读方法,可以好好挖掘一下“菜园”这个词的哲学上的意义。等有机会也来写一篇看看。
李大兴 at 2008-1-15 22:15:07
这篇文章早就读过,理路清晰的好文。我们的论坛很需要象敬文东这样的文章扎实的评论家。


View My Sta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