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言的坚冰中
杨立华
对语词的经验，是流亡后的北岛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以《二月》为例：
夜正趋于完美/我在语言中漂流/死亡的乐器/充满了冰
谁在日子的裂缝上/歌唱，水变苦/火焰失血/山猫般奔向星星/必有一种形式/才能做梦
在早晨的寒冷中/一只觉醒的鸟/更接近真理/而我和我的诗/一起下沉
书中的二月/某些动作与阴影
从标题看，这是一首以传达诗人的季节感知为主题的诗。在北岛的写作中，同类题材的还有《四月》。同时，这一标题也让我们联想起帕斯捷尔纳克的早期诗作《二月》中的句子：“在悲声中为二月/寻找语词”（北岛译）。
初看起来，首节的意趣似乎相当显白。凭藉想象力来悬想语词之间的关联以及由之构成的意象，当然是诗歌释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但总是与想象力相伴的主观性或随意性，则需要某些起码的诠释技艺来约制。我们常常要借助诗人的写作整体来把握某一诗篇的真正指向，并通过文本间的互释关系来解析具体的语词关联。“死亡的乐器”显然是指“夜”。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颇具灵性的隐喻。然而，如果进一步追问这一隐喻的根据，我们将会看到那种想当然的意向关联的限界所在。事实上，这一节与《午夜歌手》的最后一节有着显见的互释关系：“一首歌/是一个歌者的死亡/他的死亡之夜/被压成黑色唱片/反复歌唱”。并非所有的夜都是“死亡的乐器”，只有与诗歌书写有关的歌者的死亡之夜才有可能“趋于完美”，成为纯然的绝对之夜。这一绝对之夜奏响语言，是语言构成的乐音的内在根基和本质。纯然之夜之所以不是虚无，是因为“我”的存在。“我”是夜的经历者，而正因为这一独特的经历者，夜才有了趋于完美的可能。离开了作为经验者的主体，夜就只是无意义的混沌——与“完美”这样的品质无关的东西。“漂流”是作为歌者的“我”的某种无助的状态，突显了诗人在语言面前的无力感。在这里，作为主体的诗人失去了能动的地位，成为纯然之夜奏响的语词乐音的工具：诗人的心灵如绝对之夜的远钟，等待着被扣响的一刻。“死亡”是诗人的灵魂获得适合被扣响的结构的必要环节。在无力地等待中，语词如冰，泠洌彻骨。在《边境》一诗中，也有类似的语词经验的显相：“还有在语言的坚冰中/赎罪的兄弟”。其中，“赎罪”这一充满张力的姿态与此处的“漂流”形成对比。赎罪是某种自觉的选择，是对自己的生存的意义赋予。而正是这一自觉的坚持，成就了有着彻骨寒冷的“语言中的漂流”。
进入第二节，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主语从确定的“我”变为了不确定的“谁”。至此，作为语词的经历者的写作主体在形式上分解了。理解此节的关键，首先是确定“日子的裂缝”这一隐喻的意义。“日子”在北岛的写作中绝少时间的意味，比如，“当所有的日子/倾巢而出在路上飞行/失败之书博大精深”（《新年》），再如，“我买了份报纸/从日子找回零钱/在夜的入口处摇身一变”（《无题》）。日子是由各种琐碎的事件及记忆填充起来的日常生活。于是“日子的裂缝”就喻指某种日常性之外的生活状态。生活出现了裂缝，非但不因此而残缺，反倒有了达至饱满的可能。裂缝如伤口，使某种不同寻常的生长成为可能。这一生长当然与诗歌有关，有时是对伤口中某个有生命力的“非我”的生长的期待，“一颗被种进伤口的/种子拒绝作证”（《为了》）；有时则是伤口自身的弥合，“我们的沉默/变成草浆变成/纸，那愈合/书写伤口的冬天”（《战后》）。裂缝以及与之相关的生长，使诗意的真理成形。诗以及与之相关的书写，对峙于生活。在诗歌的真理面前，生活本身降格为某种从属性的东西——“而诗在纠正生活/纠正诗的回声”（《安魂曲》）。然而，在裂缝和伤口之上的自我理解使得不确定性被极度地放大了，与所有的语词经历相伴的、恒常不变的“我”有碎裂为种种无法统合的语词关联的危险。此节接下来的几行近乎呓语：“水变苦/火焰失血/山猫般奔向星星”。陷入疯狂的语词不仅会颠覆自我理解的边界，而且会颠覆诗歌书写本身。语词本身的不确定性更增加了这一危险：“我小心翼翼/每个字下都是深渊”（《据我所知》）。“形式”的必要性，在于它是制衡这一颠覆倾向的力量的根源。“梦”无论如何离奇，终究是有边界的。与此相似，无论如何自由和开放的语词安排，都要经由“形式”的统一性才能成为真正的诗歌。
诗的第三节在各种对比关系中展开。首先是与前两节之间的对比，“早晨”与“夜”，“觉醒”与“梦”，“鸟”与“我”。在对比中，贯穿性的主题——“寒冷”再次出现。如果着眼于这首诗的整体，那么“寒冷”可算是体贴诗意的关键。诗人对“二月”的感知，围绕着这一关键词凝聚成形。然而，“寒冷”的每一次现身，都有其不同的品质。在第一节中，它是有明确自我意识的主体的感受，是一种可以触摸的刻骨的语词经验。它之所以如此清晰，根源于经验者的醒觉。“在语言的坚冰中”固守，是意志自由的结果。强力意志支撑起的特定的姿态，比如“赎罪”，在其努力的方向上遇到了同样强力的阻碍，这阻碍清晰强烈，铭心刻骨。到了第二节，随着主体确定性的消解，对寒冷的感知变身为意义模糊的意象和语词：“水变苦/火焰失血/山猫般奔向星星”。有趣的是，这颇为奇诡的诗行，竟从整体上有效地传达出了寒冷的感受，可以看作诗人驾御语词的能力的体现。构成这种有效性的因素可以具体解析如下：“水”、“火焰”和“星星”这样的意向组合，首先构织起一个寒夜的氛围，这一氛围又因水火等要素的失去常态而极端化，而“山猫”这一阴郁冷酷的象征与“奔向”这样的动作联系起来，更突出了这寒夜的深邃寂静。获得了具体的语词形式的寒冷，在整体上弱化为可忍受的生存情境。而在第三节中，感知寒冷的主体变了。诗人开始置身于直接的感知之外，成了旁观者。由此也引入了另一个对比：“在早晨的寒冷中/一只觉醒的鸟/更接近真理”。比谁“更”接近真理？接近什么样的真理？“更接近真理”的“觉醒的鸟”，并不处在与真理的同一性中。事实上，作为语词之外的存在，“觉醒的鸟”无论如何接近真理，也无法抵达真理本身。而曾处身于真理之中的语词经历者，由于诗歌的完成而“下沉”。在北岛的诗中，真理性的存在总与歌者之夜并存：“夜半饮酒时/真理的火焰发疯”（《明镜》）。而“早晨”作为黑夜的克服者，构成了对与歌者之夜并存的真理的否定。一首歌既经完成，就“被压成黑色唱片/反复歌唱”。诗性的真理生存的不可重复性，将不得不栖身于成形的诗歌的“反复”吟唱。在这一吊诡的境遇中，书写本身总是比作为书写结果的诗歌更接近真理。
最后一节作为此前诗行的结果，与经验语词的具体过程对峙。“书中的二月”，是在间接性中存在的二月，它由各种抽象的动作和阴影构成。“某些”强调了指涉的不确定性，从而进一步突显了简化和抽象的后果。这一看起来人人都可以触及的“书中的二月”，不属于任何人。而作为诗人的个体语词经历的诗歌一经成形，也就踏上了朝向此类“书中的二月”下坠的途程。至此，诗人揭示出了诗歌写作的本体论悖论。套用帕斯捷尔纳克的句子，北岛的《二月》是“在无望的书写中/为二月寻找语词”。
与那种仅仅关注语词的诗歌写作不同，北岛始终试图藉书写安置心灵。在北岛的诗歌中，我们几乎总能触摸到某个拒绝分析的点。这个点在所有的纯然之夜里闪现，使纯然之夜成为可能。我们常常能感受到北岛写作中的焦灼：一方面，诗人的写作源自这一歌者之夜的绝对根基的驱迫；另一方面，它在本质上又拒绝完整地现身。在某种意义上，《二月》可以算作距离道出其本质最为接近的作品。在这首诗里，它具像为“死亡”、“真理”以及由站在“死亡”和“真理”近处的存在引生的主体经验——“寒冷”。“寒冷”并不根源于语词，而是根源于语词经历者的心灵。语词本身是无所谓寒冷的。只是相对于醒觉的心灵，相对于饱满的、有持守的存在，寒冷才扑面而来，彻骨难耐。而且心灵逾是醒觉，生存逾是饱满，寒冷也逾发明晰和不可回避。醒觉的心灵和饱满的生存，正是真理性存在的基本性格。在这里，我愿意将北岛诗歌中的“寒冷”理解为海德格尔的“畏”（Angst）。作为在死的可能性之上的在世，此在在“畏”中本真而完整地现身。“畏”将此在逼向其本真的自由，逼向其饱满的真理性在世。
在另一首诗中，此处的“寒冷”被表达为“绝望”，“临近遗忘临近/田野的旁白/临近祖国这个词/所拥有的绝望”（《不》）。这是唯有持守在母语边界上的心灵才能体味的份量：
在母语的防线上
奇异的乡愁
垂死的玫瑰（《无题》）
在诗人那里，持守在母语防线上，就意味着持守在真理和死亡的近处。而这正是乡愁的本质，是北岛诗歌中的终极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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