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乃伦理之母
布罗斯基演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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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相当私人化的人而言，对于一个偏爱自己的私事超过任何社会重要角色的人而言，对于一个在这种偏爱方面走得相当远——至少远离祖国的人而言，对于一个宁做民主国家中彻底失败者也不当暴政下烈士的人而言，突然发现自己站在这个讲台上，这是多少有些令人尴尬不安的场面。
……
如果艺术传授什么（首先对艺术家而言），那就是人格的私人性。艺术，作为私人事业最古老、最具字面意义的形式，在一个人心中，有意无意地培育一种独特性、个人性、分离性的意识，使他从一个社会动物，转变为独立自主的“我”。很多事物可以分享，一张床、一片面包、一些信任、一个情妇，但决非一首诗，例如莱勒·玛莉亚·理尔克的诗。一件艺术品，尤其文学作品，特别一首诗，是向一人私语，将其带入直接交谈，没有任何中介。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艺术就一般而言，尤其是文学，特别是诗歌，并非完全得宠于争取大善的斗士、教化群众的导师、揭示历史必然的预言家。在艺术涉足之处，在朗诵诗歌的地方，他们发现：漠不关心和多重声调，代替了事先应许和全无异议；疏忽大意和吹毛求疵，代替了行动决心。换句话说，在那些小零的位置上，在那些大善斗士和群众统领们倾向运作的地方，艺术引出了一串“句号、句号、逗号，以及一个负号”，使每个零都变成一张小小的有人性的尽管并非总是漂亮的脸。
伟大的巴拉亭斯基谈到他的缪斯，将她的特征归结为拥有一张“超凡脱俗的面孔”。
正是在取得这“超凡脱俗的面孔”上，显示了人的存在意义，因为我们正如这张面孔一样，在遗传上愿意并且能够超凡脱俗。一个人，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其首要任务就在于把握自己的人生，不受外来的强制或规范，不管其外表可能有多么高贵。
因为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生，我们完全明白它将如何终结。把这个机会浪费在他人外表、他人经验上，浪费在同义反复上，那将是令人遗憾的；而更令人遗憾的还在于，历史必然的预言家说服一个人，使他可能愿意赞同这种同义反复，但既不会随他去坟墓，也不会向他致谢意。
语言，大概也可以说文学，比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都更古老、更必然、更持久。通常由文学对国家表达的厌恶、嘲讽或冷淡，本质上是永久抗拒暂时，更确切地说，是无穷抗拒有限的一种反应。至少可以这么说，只要国家允许自己干预文学事务，文学就有权干预国家事务。一个政治制度，一种社会组织形式，正如一般的任何制度，在定义上就是一种具有过去意味的形式，但指望将自己强加于现在（往往还有将来）。
一个以语言为职业的人，对此最无法忘却。作家的真实险境，主要并不在于国家进行迫害的可能性（往往是确定性），而更在于发现自己被国家特色所催眠的可能性，这些特色无论是野蛮或正在改善的，总是暂时的。
国家的哲学，它的伦理，更不必说它的美学，总是“昨天”。语言和文学，总是“今天”，而且往往构成“明天”，尤其是在以政治制度为正统的情况下。文学的价值之一，正在于它帮助个人，使其存在的时代更特殊，使其区别于前人和同辈，避免同义反复——那被尊称为“历史牺牲”的命运。艺术尤其文学不同寻常之处、文艺区别于生活之处，正在于厌恶重复。在日常生活中，你可以将同样的笑话讲三次，而且三次都引人发笑可成为聚会的活力，然而，在艺术上，这种作法称之为 陈词滥调。
[ 本帖最后由 张祈 于 2008-1-14 19:59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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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有一种相当广泛接受的观点主张：作家尤其诗人，在其作品中应该采用街谈巷语，应该采用群众的语言。这种主张虽然有民主外表且明显有利于作家，但非常荒谬，代表了一种使艺术——在此为文学——从属于历史的企图。除非我们已经决定，现代人类到了停止发展的时候，因此文学应该使用人民的语言，否则，正是人民应该使用文学的语言。
总之，每一新的美学真实，使人的伦理真实更精确。因为美学乃伦理之母。
“好坏”的范畴，首先是美学范畴，至少在词源上先于“善恶”的范畴。如果在伦理上并非“容许一切”，那正是因为在美学上尚未“容许一切”，也正是因为光谱的色素是有限的。敏感的婴儿哭啼拒绝陌生人，或相反伸手接近陌生人，都是出于本能，作出审美选择，而非道德选择。
审美选择是高度个人化的事务，审美经验总是私人经验。每一新的美学真实，使人的经验更为私人化，而这种私人性时常以文学（或其它）品位的面貌出现，能够自身成为一种抵抗奴役的形式，即使不能作为保证。一个有品位的人，尤其有文学品位的人，较少受惑于那些用作政治煽动的伴唱和有韵律的咒语。善，并不构成产生杰作的保证；这个观点倒不如说，恶，尤其政治之恶，总是一个糟糕的文体家。个人的审美经验越丰富，其品位就越健全，其道德视点就越清晰，也就越自由， 尽管不一定更幸福。
只是在这种实用的而非柏拉图哲学的意义上，我们应该理解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名言：美将拯救世界；或者马修斯·阿诺德的信念：我们将由诗获救。这对于世界很可能太晚了，但对于个人总还有机会。人的审美本能发展很快，因为即使没有完全认识到自己是什么、实际上要什么，一个人本能地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不适合自己的是什么。就人类学的观点而言，让我重申，一个人首先是美学人，然后才是伦理人。
因此，艺术尤其文学并非我们人类发展的副产品，而恰恰相反。如果言论使我们区别于动物王国的其它成员，那么文学尤其诗作为言论的最高形式，明白地说，就是我们人类的目的。
我远非提倡必修韵律作文的设想；尽管如此，将社会划分为知识分子和“所有其他人”，在我看来是不可接受的。就道德而言，这种情形可以比作将社会划分为穷人和富人；不过，如果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存在，仍然可能找到一些纯粹体力或物质的基础，那么对于智力不平等而言，这些基础是不可思议的。并不像在其它方面，这方面的平等，已经由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保证。我不是在讲教育，而是讲言论修养。言论上最轻微的不精确，都可能引发错误选择，而侵入人的生活。文学的存在，预示著文学舞台之上的相关存在，不仅是在道德的意义上，而且是在词汇的意义上。 如果一段音乐仍然允许一个人有选择角色可能性，即选择担当被动的倾听者或主动的演奏者，文学作品——用孟泰尔的话说，无可救药地成为语义学的艺术品——注定使人只选择演奏者的角色。
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在现代人类的历史上，书籍是人类学的发展，本质上类似于车轮的发明。一本书产生出来，是为了向我们提供某种观念，较少涉及我们的本原，而更多涉及人类力所能及的一切，它构成一种运输方式，以翻动书页的速度通过经验的空间。这个运动，像每个运动一样，成为从公分母中逃亡，从企图提升以前从未高于腰部的分母线的尝试中逃亡，逃向我们的心，逃向我们的意识，逃向我们的想象。这种逃亡，是向超凡脱俗的面孔逃亡，向分子逃亡，向自主性逃亡，向私人性逃亡。无论我们是按谁的相貌塑造的，我们已有五十亿人，而对于一个人而言，除了艺术所勾画的未来，我们没有别的未来。否则，前途即过去——政治的过去，那首先是所有大众警察的乐趣。
在任何情况下，就一般而言的艺术，尤其文学，作为少数人的财产或特权的社会状态，在我看来是不健康并且危险的。我并非在呼吁以图书馆代替国家，尽管这种想法不时走访我；不过，我毫无疑问的想法是，如果我们选择领导人，是根据他们的阅读经历，而非政治计划，地球上的悲哀就会少得多。在我看来，我们命运的潜在主人应该被问到的问题，首先不是关于他如何设想其外交政策的过程，而是关于他对司汤达、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态度。如果只因文学的缺欠确实使人异样反常，那么文学就变成一种可靠的解毒剂，以对付无论是熟悉的还是有待发明的任何企图——一揽子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至少作为一种道德保险形式，文学比信仰体系或哲学教义要可靠得多。
既然没有法律能够保护我们不受自己的伤害，因此也没有刑法能防止对文学的真正犯罪；尽管我们能谴责对文学的物质压迫——迫害作家、审查行动、焚书，但是当它达到最糟的破坏——不读书时，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对于这个罪过，一个人得付出一生的代价，一个民族得付出其历史的代价。在我生活的国度里，我本来最愿意相信，在一个人的物质优越及其文学无知之间，存在一系列依赖关系。但是，我出生和成长的国家的历史，使我没有这么轻信。这是因为，根据一个最小的因果关系或粗糙的公式，俄罗斯的悲剧恰恰是社会悲剧，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文学变成了少数人的特权，即著名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权。
我不希望详谈这个话题，我不希望使今天晚上那么暗淡，去回想千百万人的生命被其他数百万人毁灭。二十世纪前半叶在俄国所发生的一切，在引进自动武器之前，是在一种政治学说胜利的名义下，实现那个学说需要人牺牲的事实，早已证明了它的不正常。我只是要说，不是从经验上，只是从理论上说，一个读过许多狄更斯作品的人，以某种理念的名义枪毙他的同类，比起没有读过狄更斯的人，问题要大得多。
我正在谈的是关于阅读狄更斯、斯特恩、司汤达、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巴尔扎克、麦尔维尔、普鲁斯特、穆齐尔等，即关于文学，而非文化教育。一个受过教育的文人，在读了这种那种政治论文或小册子以后，当然有足够的能力去杀害他的同类，而且会充满坚信的狂喜去做。…… 然而，这些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打击名单比书单长。
（1987年12月8日在瑞典文学院的演讲） 张裕译
注：本文非完整版本，网上有一完整版，但错字太多。
[ 本帖最后由 张祈 于 2008-1-17 01:27 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