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国太
迄今为止，人们对不少事物的来龙去脉仍有许多弄不明白的地方。譬如诗歌：一个陌生的场景，一幅熟悉的画面，一件往事的忆起，一次莫名的感触……为何就能让诗人产生冲动和萌发诗意？又譬如，知觉经验、哲学理想、宗教神话、社会潮流及个人格调等，经过一番运思和演绎,为何就能成为诗人创作的原动力和重要元素？诗歌，难道是一门含蓄地掏空诗人灵魂的艺术？
倘若不是偏见，诗人是否就是一种精神趋向异端却又囿于世俗生活的“混合物”：众人昏睡时，他苏醒；世相混浊时，他清澈；万众狂欢时，他安宁；人云亦云时，他独见。但可惜，这类诗人现今已属凤毛麟角。更多的诗人并不在乎：世界原本多维，生活也从不缺少诗意，常常是诗人自己对它们缺乏独特的发现和领悟。这也是诗人“世俗”的那一面带给自身的缺陷。诗人这种独特的两面性说明，其存活于世与创作价值不在于记录感觉、图解生活和随波逐流，而在于能否捕捉到人与世界的奥秘与玄机，并进行神谕般的揭示和昭告。
可是，当今诗人没有哪个不在纳闷：写一首诗为何就怎么难？这个“难”，表现在读者对诗歌的空前的漠视；这个“难”，更表现在诗人创作时要遭受“围追”和“堵截”。“围追”来自于诗评家和同仁的定性：此诗人该被划归这个主义，彼诗人应属于那个流派；“堵截”则来自于文学机构和诗歌权威的训诫：诗创作必须遵循某某原则，甚或要体现领导意图。如此这般，诗歌几乎成了一种制造加工的艺术，成了争夺话语权的武器，更成了粉饰生活的道具。但事实上，所有的经典诗作无不是从诗人心灵里自然而然地喷涌而出的，而一切唯技法和教导出来的分行文字，不是“软件创作”的翻版，就是在阉割诗人的别样才气。
一首诗，是词语的有机组合，是心灵的自言自语，是打破庸常的创造。一首好诗，既能审视和升华诗人自身，又能慰藉和启迪读者心智。这个说法，并非有意要抬高诗歌的作用，而是缘于诗歌渐趋式微不得不再重申一下它的功能。可遗憾的是，不说如今某些诗人打着实验和探索的旗号在作贱诗歌，就连诗评家也只在政治学和关系学层面上判断诗歌价值的大小，而对诗人的诗性表达却忽略不计。更有甚者，一些诗人只着力于“功夫在诗外”，一些编者陷入人情窠臼不能挣脱，一些诗评家设置虚假的论证前提，一些门外汉利用金钱开道挤入诗坛摆出附庸风雅状……诗风已被搅得天昏地暗，俗不可耐。原本具有良好口碑的诗歌，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种种情况表明，诗人已不能为诗歌赢回声誉，更难以为创作打通一条自由王国之路——即便有诗人抒发了人们共有的普遍情感，披露了人生机锋与现实龃龉，亦或预知了未来征兆而成时代先声。
这也注定了诗人必须像去布达拉宫拜佛的藏民和往麦加朝觐的伊斯兰教徒，在漫长又艰辛的旅程中，心怀宗教至上的虔诚信念。这信念甚至高过了生命，它是顽强、坚执、不可剥夺的精神追求，是不容任何人侵犯和玷污的内心准则。它迫使诗人在春天时要放弃置身于花丛中的微笑体验，在冬夜里要放弃围在火炉旁说些笑话来抵御寒冷侵袭的机会。如此朝圣者的形象，应是诗人固有的一个姿势，这姿势就像青藏高原上那些冷静的雪峰——当雪水离去时，她们并不感到孤独和忧伤；当雪水去了该去的地方，雪峰也不会因此而“贫雪”。
在一切都“求快”、“速成”的今天，在物欲膨胀甚于精神追求的当下，诗人显然已中气不足。但诗人们毕竟还在努力，诗歌仍在呼吸。因此，无论这个世界有多嘈杂、迷乱、媚俗和浅薄，也无论诗界存有多少诗歌观念、创作倾向、门派纷争和利益纠葛，诗人天然地肩负了以下使命：对母语的尊重，对传统的扬弃，对现实的剥离，对人性的判审、对意义的追寻以及对生命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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