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他、与徐晓交往的过程中，我还熟知了一位叫赵一凡的人物。若不是在小学五年级参加学校劳动时脊柱骨被重木压塌、导致下半身瘫痪，他肯定是个非凡的天才。在石膏床上大小便失禁达十年之久的他，以惊人的毅力掌握了俄语，阅读了大量的中外小说，并在十二岁时出版了小说《新少年的故事》！在“文革”中，赵一凡，这位对来自民间的思想动态有着特殊的敏感的家伙，专注于民间资料的搜集、整理、编撰，无论是当年流传的地下诗文、小说还是全国各地的大字报、小字报或是油印小报传单等，无一不按图书馆的分类学将它们编排在册。毫无疑同，这个靠着两支拐移动的人，活动范围扩大到全国很多省市。在北京这个如火如荼的“革命”气氛中，他成功地竖起一杆标新立异、离经叛道的旗帜。这个在地下文学和读书圈子中异常活跃的人物，还有着极其和蔼可亲的面容。他还是当年禁书的搜集者和传播者。当年的地下小说，诗歌以及“黄皮书”和“蓝皮书”、俄国及西方名著，都是他广为传播的对象。徐晓就是这位思想者和行动者家的常客。她是他的好友兼“联络员”，常常为他与外界的沟通而奔忙。在他家，一个个编排了序号的牛皮纸口袋堆满了房间。据徐晓讲，他曾在遗书中说，这些资料的继承人就是徐晓。可惜他家的保姆竟然将如今极具价值的收藏当垃圾卖给了收废品的。据说拉了满满一卡车! 终手，他被“关怀”了，并因莫须有的所谓“第四国际”的案子惨陷囹圄。我那时在另一个后来被人戏称为“二流社”的中学生圈子里活动，也曾听说过赵一凡，但却未能拜见。然而，我始终对赵一凡这个在禁锢思想的时代的先知先觉者怀有崇敬之情。在我心目中，他，周郿英等，他们怀着对祖国和人民深沉的爱，这种爱当然不会为那些“在其位谋其政”以及如我们这样的平庸之辈所理解。他们像斜雨一样，从祖国坎坷多舛的土地上流过。可歌可泣得让人心碎。我后来才知道，徐晓与史铁生相识，也有赖于赵一凡。据徐晓讲，20世纪70年代是她精神上异常苦闷的时期。那时她二十岁。一颗不安定的心常常给她无着无落的感觉，便常常在腋下夹着用旧报纸包着的禁书去地坛读。一位坐在轮椅上捧着厚厚的英文字典的残疾人引起她的注意。她说，正是因为腋下夹着从赵一凡那里借来的书籍，使她无形中觉得有精神上的优越感，才斗胆上去和那个抱着英文字典的人“盘道”。那是1974年，史铁生还在攻读英文排遣时光。但很显然，通过交往，史铁生也就知道了赵一凡。他所读过的一些书籍，肯定是来自赵一凡的私藏，因为每次相见，徐晓都会谈一些耸人听闻的各类“小道消息”，以至俩人有这样的开玩笑记载：“他听，也谈。然后吓唬我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不怕我告发你？’我也吓唬他:‘这里没证人，如果你告发，我就全推到你头上。’”（摘自徐晓著《半生为人》。）
是1982年吧，我们共同参加了北京作家协会举办的一次活动——去北戴河度假。记得那一次，是我将自行车托运，下了北戴河火车站后，登着自行车推着他的轮椅到驻地。我俩住一个房间。这次给我们深聊提供了机会。我们谈文学、谈共同交往的人和事儿。晚上，他常常因为恐怖的梦境而大叫。每次我被他的梦吼惊醒，问他有何不适，他都笑笑说，没事，又把你吵醒了吧？ 我说我神经很健全沾枕头就睡着，你没事儿就好。
宽厚善良的史铁生跟谁聊天时总是带着微笑，只有聊一些严肃的话题时，他才会满验一丝不苟的表情。记得我们有一次谈改稿，我说，编辑们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特别尊重。有些他们不理解却又提出修改，我一般就将这段给删去，或者重写就完了。他说，他要仔细斟酌所提意见，可以接受的，便改，不能接受的，他宁可不发表也不会去改动。史铁生《务處笔记》发表之后，被他称作自己的“文学领路人”的柳青要将此书在香港一家出版社再版，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针对新提意见，史铁生沉寂了一段时间，终于给柳青写了信，信中说：这部作品是有缺陷，但“但这缺陷，我以为又不是简单的删减可以弥补的，删减只能损害它的特别。而其‘特别’，又恰是我不能放弃的。所以，这篇东西还是让它保留着缺陷同时也保留下特别吧。你不必再操心在海外出版它的事了……”说实话，光这一点就让我心悦诚服。
以后，我们每年大约能见上一两面。那大约是他每周三次透析之后。听说他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我们也不好多去打扰。只有作家张明从台湾或者广东来京，召集大家一起吃个饭，叙叙旧。每次，都是趁他做罢透析后从医院直接拉到饭店，直至他感到疲倦告辞，我们才各奔东西。
大约是2007年，北京老千（一家网络公司董事长）在那一年举办了网络微型小说大奖赛。作为评委，我们被邀去大连观光一番。同行的有李青，有岳建一、章德宁夫妇，再就是史铁生、陈希米夫妇，以及刘晓存和评论家解玺璋等。又是在大海边，我们一同在海边享受着和煦的阳光，瞭望着无边的大海。我们天南海北地聊着。记得我还跟他聊到《我与地坛》，我说，你那篇文章里，很应该写的一笔，其实是你跟徐晓相遇的事儿。你想想，你在轮椅里抱着英语字典，而她腋下夹着禁书，两个二十岁的绝望而彷徨的灵魂在荒芜的园子里相遇了……而且后来你又与她先生成为莫逆……可你竟没写！ 要是我，非用不少笔墨！他宽厚地笑着，“哦哦”地点着头。
记得还聊了个内容，便是谈我弟弟甘少诚。那会儿，我正想以弟亲的事儿写个长篇。少诚在1995年时因车祸去世。史铁生为他也写了悼念文章。说起少诚，史铁生一个劲儿地说着“可惜。可惜！”他说，甘少诚可是个人物。他说跟少诚相识了十多年，可见面聊的时间没超过四十八小时。他说，他知道少诚最早是参加《星星》美展的，后来开始搞大型木雕。“我书柜里现在还摆着他给我的一个木雕呢。来了的客人凡见到这木雕的都夸赞这作品有个性、有风格，问是谁的作品，我一说老牛（少诚在外的绰号称谓），认识的便都谈起他那奇特的经历和豪放不羁的风格，没完没了地谈……”史铁生将我弟弟说成是“少诚之风”:“……他像风一样地走了，你找也找不到他。但时常能听见他的消息，一会儿在南方做木雕，一会儿在北方烧泥塑，一会儿在高原拍电影，一会儿在沿海埋头画画。他像风一样把这世界当成自由的原野，刮来刮去寻觅不够……少诚之风才是悟者之途吧。”我觉得史铁生真是慧眼，连我这个当哥哥的都说不出弟弟特点，但他几句话就直击要害。史铁生还在《病隙碎笔》中谈到少诚：“我的一位已故艺术家朋友，生前正做着一件事：用青铜铸造一千个古代士兵的首级，陈于荒野，面向苍天。我因此常想象那样的场面。我因此能看见那些神情各异的容颜。我因此能够听见他们的诉说——一千种无人知晓的心流在天地间浪涌风驰。实际上，他们一代一代在那荒野上聚集，已历数千年。徘徊，等待，直到我这位朋友来了，他们才有可能说话了。真不知苍天何意，竟让我这位朋友猝然而逝……”在这里，我必须说，正是史铁生提供的这些，让我更深地理解了我弟弟，并且抓住这个脉络将长篇续写下去。如今，我总是怀着感恩之心感谢铁生那天的点拨。
在聊所读过的书时，我们聊起了卡森•麦卡勒斯这个孤独的心灵猎手（美国南方女作家，很年轻就半身瘫痪、缠绵病榻，五十岁便告辞人生）及她的《伤心咖啡馆之歌》。他说，他也非常喜欢这个作家。我们甚至还背诵了该篇的开头：“八月的下午，路上空荡荡的/ 尘士白得耀眼/头上的天空亮得像玻璃/枯坐在百叶窗后的女入/倾听着来自大地深处的/被束缚者的歌唱……”毫无疑问，我们在她身上找到了相当的默契和共识：一个身患残疾的博大而平和的灵魂，在冷静地审视人类文明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故事：众多的所谓的四肢健全者，其实灵魂残缺到病入膏肓的地步。他们的很多在他们]看来是所谓正常的生活，其实都是病态的，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但在危害自己的身心，而且为地球蒙羞并贻害子孙后代。相对来说，身患残疾的人，即使有所危害，那也不过是在很小范围之内。就是说，一个身患残疾的人，有权力审判所谓健全人残疾的灵魂。
无疑，史铁生后期的作品已进人这一境界。
还记得2011年1月4日，我在798时态空间“与铁生最后的聚会”的追思会上，在那个挂在大厅柱子上的缅怀牌上，我写这样的字句：
铁生挚友——
面对浮躁之世，沉静而清醒
面对有限之时空，追求无限的价值
面对世俗之浊浪，遗世而特立独行。
最后，我要用史铁生深沉的文字作为本文的结尾，“出生以前，太阳无数次起落。悠久的时光被悠久的虚无吞并，又以我生日的名义，卷土重来。”
老友史铁生，卷土重来吧！
2011年10月25日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