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继续说舒婷。因为吕德安的缘故，我和舒婷一见面就很亲近，再加上我们是正宗的老乡，亲近更添一分。舒婷家的祖宅和我出生的“故居”位于泉州西街开元寺对面两条挨着的巷子里。2016 年我回泉州时又去看了一下，两者的直线距离不到百米，有点过于近了。舒婷的龚家是泉州有名的书香门第，出过一堆翰林、进士，龚宅所在的旧馆驿巷现在已成热闹的旅游去处。舒婷和吕德安情同姐弟，而吕德安又比我大七、八岁，所以舒婷想让我叫她阿姨。我当然不同意。其实我只是不喜欢“《致橡树》是我阿姨写的”这样的说法。舒婷真是伶牙俐齿，周围的人谁也别想占她上风。吕德安后来嘴能笨到那个程度，她负有一定的责任。作为老《今天》唯一的女诗人，舒婷的视角是不可取代的。听她臧否《今天》的男人们，实在是一件快乐的事。挖苦讽刺，加揭底爆料，舒婷已预先为我塑造了老《今天》的人物群像，以至于我后来见到本尊时，都忍不住赞叹她的写实功底。顾城是见不到了。舒婷说顾城说得最多，我想我看见了他的幽灵。
1993 年初夏吕德安和我陪舒婷下江南。这是舒婷的江南情结，吕德安和我兴趣并不在此。舒婷突发雅兴，杭州到苏州这一段，她想坐船沿大运河北上。当时的运河旅游非常不成熟，只有两天一班的机动小客轮，噪音震耳，舱内空气混浊。而且航程很长，下午上船，第二天早晨才能到。最可怕是运河污染严重，异味刺鼻，很长一段河水都是黑色的。但是就算这样也不足以攻破舒婷的古典意境。当落日的余晖映照着河面漂浮的垃圾，甲板上的舒婷忽然指着河边对我们兴奋地喊到：鸭子！鸭子！确实有两只白色的鸭子在镀金的黑水里来回游弋，谁又能说这不是一幅动人的风景呢？我对吕德安说，它们下的蛋应该是皮蛋吧。什么叫“上船容易下船难”，那一次我算是有了体会。晚上吕德安和我住在下铺，一人一瓶啤酒，聊着弗罗斯特，住在上铺的舒婷几次想加入谈话，都被我们顽强地抵抗住了。你把我们囚禁在你的“江南旧梦”里，我们就不让你接触我们的“弗罗斯特”，扯平了。
1998 年年底舒婷通过一个活动邀请我去厦门玩。当时“断裂”风声正紧，韩东在“断裂问答”中更直接点到了舒婷的名。我觉得我应该去见她，不然显得理亏。我已做好准备，让舒婷的伶牙俐齿收拾一通。但是她没有这么做。我们确实提到了这件事，她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解释。第二天舒婷请我和另外两位女作家去鼓浪屿的陈宅作客，气氛似乎回到了从前，说说笑笑，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自己心里还是有所挂碍吧。在离开鼓浪屿的渡轮上，我在舱外站着，吹着有些凉的海风，自言自语到，我怎么能跟我的舒婷“阿姨”断裂呢？
最后，我来说北岛先生。和北岛的故事是我《今天》故事中最老的一个，也是最新的一个。可以用一首诗的名字来做这部分的标题：“结局或开始”。2017 年 12 月 26 日，在毛泽东诞辰纪念日这一天，我在北京国奥村星巴克门口奇迹般地碰到北岛。这是这篇文章的真正缘起。当代汉语文学史上最严肃、最执着的约稿人身穿黑色风衣从天而降，将我这个已流窜在外二十年的作者一举抓获。
那天我去那家咖啡馆完全是意外，一个朋友坚持要坐坐，我们两辆车开着一路找地，结果找到了那里。而北岛那天刚从印度回来，他的一个亲戚去机场接他，回家前北岛说想吃一口北京味，而这个亲戚居然把他拉到了国奥村星巴克旁的一家山东菜馆，我们就这样碰上了。事后很多天想起这次见面我还是觉得是在做梦。到地下了车，我没走两步迎面看见一位戴眼镜的高个男子正站在星巴克的门口，单肩挎着背包，外套敞开着，浑身上下连同那只背包都是黑色的，两道粗粗的黑眉下两只黑色的瞳孔，透过镜片直直地盯着我这个方向。当时左右一个人都没有，感觉他就是在等我。看着眼前的这个人，我愣住了。我太太金子这时跟了上来，小声地说，那不是北岛吗？好像被她的话唤醒，我连忙走过去打招呼。北岛似乎不是太惊诧。我们握手、说话，像老朋友偶遇那样开心。他当时站在那里其实是在等他亲戚泊车。这次偶遇的奇异之处在于，这是我和北岛的第一次见面。
我一直期待见到北岛，但是阴差阳错总是碰不着。九十年代我开始在欧洲逛的时候，他那时在美国；当我开始在美国逛的时候，他又去了香港。而当北岛在“黑色地图”的指引下找到回家的路时，我已经在文坛敛迹多年。对于我想见的人我的方式是碰，从来不主动去找，就想看看什么时候能碰到，这是我的游戏。和北岛最接近的两次发生在 2008 年前后。2007 年林肯艺术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和《今天》杂志联合举办的“中国独立电影展”邀请我去纽约。当收到层层转发的来自北岛的题为“寻找朱文”的邮件时，我还大喜，终于可以见到了，但是后来有情况发生，最终未能成行。另一次是 2009 年，我和我的英文译者 Julia Lovell 应邀作为主讲嘉宾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举办的“翻译的艺术”研讨会，我托主办方去请北岛，得到的答复是，电话打通了，北岛正在机场，准备飞往摩洛哥。当时我有些沮丧，已经堵在你家门口，你竟然还是坐飞机跑了。
2010 年以后我在北京五环外“藏”得更深了，什么活动都不参加，决心让朋友们骂我十年。我想和北岛的缘分就是这样，见不着了。谁又会想到呢，我们会以这样一个方式碰到。我跟北岛说，你知道这个机率有多小吗？大概相当于我天天站在我家厨房的窗口，终于有一天看到了飞碟。作为一名北岛的读者，我从大学时购买那本《北岛诗选》（新世纪出版社，1986 版），到最终见到我的英雄，整整跨越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北岛那天不是从印度飞回来的，也不是从摩洛哥飞回来的，更不是从美国飞回来的，反正飞回来了。他就像是一只珍稀的大鸟，虽然看起来略显苍老、疲惫，脑后的羽毛有些凌乱，但是鸟喙的坚硬和锋利不容置疑。也许是磁感应机制出了一点偏差，所以他没能准确地落在不远处的鸟巢，而落在了国奥村星巴克的门口。
北京，让我
跟你所有灯光干杯
让我的白发领路
穿过黑色地图
如风暴领你起飞
偶遇的第二天我们约了晚上一起吃饭。北岛晚到了一会儿，因为他是打车来的，跟司机说不清地方。诗人北岛又一次在他的故乡迷路了。他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双肩背包走了进来，因为负重身体略往后倾。还是一身黑，但是大衣里面是灰色的西装和蓝色的衬衫，和昨天相比，这多出来的一点颜色几乎带来了节日的气氛。没等落座他就拉开背包，取出高高一摞新出的《今天》给我。我忽然意识到，好像我才是那个迷路的人。如果可以，我真想绕着那一摞书走开。我已经将近二十年没看过《今天》，记得最后一次和《今天》的稿件往来是在 1998 年，之后有两次在不同场合碰到过某一期的《今天》，但是我没有拿起来。我低头看到最上面的一册，是《今天》 2017 年的第三期，总第 115 期。距离发表我处女作的那一期已经过去了一百期。一百期就是二十五年。在这二十五年里《今天》一期也没缺过，其中的艰辛我从眼前的北岛身上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伸手接过那一摞《今天》，装作没事但是感觉当头挨了一棒。我转身找地方把书放好，也借机躲避一下北岛的目光。我听到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冲我大喊：老《今天》还在！老北岛还在！但是你他妈在哪呢？
怎么会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默默地思念着《今天》呢？是因为已经麻木到不能面对自己内心的需求，还是因为已经世故到对一切都懒得再说呢？在这样一个时代，《今天》的存在是多么必要啊。
我偷“天”换“日”，把梁启超的“无负今日”改成“无负今天”送给《今天》四十周年庆典。无负今天，是我对《今天》未来的祝福，也是给自己的一个鞭策。
2018.3.5，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