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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刚

发布: 2018-3-07 11:26 | 作者: 北岛



        一年多前,国内的朋友来信求证一个消息:彭刚自杀了。可无人知其行踪。只知道,他八二年来美,就读于匹茨堡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再无下文。他自杀,我是信其有的,为此难过了好儿天。
        七三年年初,彭刚和芒克在北京街头,花一毛钱分享了个冻柿子后,宣布成立“先锋”团体。彭刚家和北京火车站仅一墙之隔。他俩心血来潮,翻墙,跳上辆南行的列车。头天晚上,彭刚去图书馆偷书,摔坏了胳膊,第二天芒克和父亲吵翻来找他,他扯掉绷带,上路。他们在信阳和武汉两度被赶下火车。钱花光了。只好变卖随身衣物。彭刚让芒克用仅剩的五分钱洗把脸,去找个漂亮姑娘乞讨。最后还是个好心的女干部帮他们安排回家。
        我是那年秋天认识彭刚的。从彭刚家的后窗能看见那堵灰色砖墙。火车驶过,震得玻璃哗哗响。我得承认,那是一种诱惑。后来我的免费旅行也是从那儿开始的。
        彭刚的画让我震惊。我当时以我有限的人生经验判断:此人不是天才,就是疯子。他的画中,能看到那次旅行的印记:表情冷漠的乘客、阳光下燃烧的田野和东倒西歪的房屋。他很大方,让我随便挑选。我卷了几幅,回家悄悄藏在床下。
        彭刚长相怪,有点像毕加索蓝色时期中的人物。他最常见的表情是嘲讽。眼睛细长,好像随时向这世界瞄准。说话正是瞄准后的射击——快且准。他精瘦,而冬天只穿一件单衣,影子般瑟瑟穿过大街小巷。那年冬天,我们很快熟络起来——截然不同的性格刚好互补:我正寻找烈酒般的疯狂;他呢,他是疯狂需要个容器。
        他把日记给我看。他父亲是个工程师,死于迫害。在得知父亲死讯的当天他写道:我要有颗原子弹,一定和这个世界同归于尽。另一篇是他两年前自杀时写的。他吞下半瓶安眠药,再用刀子把大腿划开。字体变得歪斜,描述却极其冷静:血渗出来,从白花花的伤口,并不太疼……看来死亡就那么回事……日记中断,他突然想活,挣扎着冲进附近的医院求救。那年他才十六岁。
        时隔二十五年,他仍有自杀冲动,不得不让人佩服。
        一天回家,女儿告诉我有个叫彭刚的来过电话,吓我一跳。赶紧打回去。他嘿嘿笑着,听起来绝非在阴间。因为他多半用英文,谈的又都是美国现实:钱、电脑和工作压力。你知道,这儿,钱就是权力。他是从图书馆的电话簿上找到我的。自杀?谁?我没工夫自杀。他住的离我不远,开车只要两个小时。见面?当然,哎,最近太忙……
        想当年我们三天两头见面。他是个恶作剧的天才。在饭馆吃饭,他顺手把盘子和茶壶塞进书包;或旁若无人,从副食店牵走个西瓜。我们去白洋淀的小镇赶集,只见他拎着篮子,沿一个个摊子晃过去,边跟老乡攀谈问价,边把蔬菜瓜果装进篮子,让对面的老乡看得目瞪口呆。
        那是哪年?对,一九七四,夏天。一行六七人,从北京搭火车混到保定,出站时被抓住。我们声言在白洋淀插队,没钱。警察不信,挨个搜身。彭刚耍贫嘴,被搜得最彻底,连鞋都脱了。我显得最本分。警察草草了事,放人。而钱都藏在我身上。
        回首往事,大可不必美化青春。我们那时一个个像孤狼,痛苦、茫然、自私、好勇斗狠。当然总有些美好的时刻。记得我和彭刚、芒克划船去县城打酒,是那种最便宜的白薯酒。回来起风,愈刮愈大,高高的芦苇起伏呼啸。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轮流奋力划船。第二天,在邸庄插队的朋友那儿过夜。赶早集,彭刚窃得瓜菜一篮,做成丰盛晚宴。酒酣耳热,从短波收音机中调出摇滚乐,彭刚和陈加明欣然起舞。两个精瘦的小伙子像蛇一样盘缠摆动,令人叫绝。人夜,余兴未尽,荡舟于淀上。水波不兴,皓月当空。天地父母,可容得逆子远行?
        今年春天,一位当年的老友来访。我们给彭刚打电话,他用英文惊呼见鬼,开着红色的尼桑新车,带来法国香槟和爱尔兰啤酒。他从毕加索的蓝色阴影中走出来,比以前宽了一倍。脸上多肉,很难再召唤早年的嘲讽。眼睛也已倦于瞄准。说话照旧很快,夹杂英文,像散弹,射向噩梦般的工作压力。要说他在美国算很成功了。在匹茨堡拿到博士,在哈佛工作,又转到柏克利著名的量子物理实验室做研究。三年前,他改行搞电脑,在硅谷找了份不错的差使,正步步高升。也怪,他竟没回过国,十五年了。
        彭刚当年在北京的圈子里是有名的疯子。除了生活放纵,恐怕更主要是指他那诡谲多变的画风,和官方控制的艺术潮流完全背道而驰。有一回,他也试着参加官方的画展。那是幅典型的表现主义作品。画的是个菜市场的女售货员,丑陋凶恶,一手提刀,一手攥着只淌血的秃鸡。池子里堆满了宰好的鸡鸭鱼肉。负责选画的人把他叫去。先上下打量一番,问:“这是你画的?”他点点头。“念你年幼无知,这回就饶了你。还不快滚!”
        他擅长讲故事,不少是美国电影。我还记得《第六棵白杨树》。他讲了一个半钟头,连比划带口技,加上即兴配乐,听得我热泪盈眶。其实他并没看过,也是听来的。据说前边那位更绝,讲了两个半钟头,比电影还长二十分钟。我来美国到处找这片子,竟没人知道。它说不定只是汉语口头文学的一部分。
        我们常去我家附近小饭馆喝酒。有一天,酒酣耳热,我们说到未来,说到艺术的前景及专制的结束。彭刚兴奋地盯着我,悄悄说:“中国一有自由化运动,咱们都得好好干一场。”我们为自由干杯。
        一九七五年初,我的朋友赵一凡被捕入狱。他是地下文学作品的收藏家。风声紧,我开始转移信件、手稿,和朋友告别,做好随时入狱的准备。找到彭刚,他跟他姐姐借了五块钱,拉我到新侨饭店的西餐厅,帮我分析案情,传授他两次入狱的经验。出来,北风肆虐。他拍拍我的肩膀,没多说,黯然走开。拖了几个月,竟没警察上门,我又开始活动。
        我和彭刚之间出现裂痕,像酒和瓶子互相厌倦。我们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那是从朋友家出来,搭二十二路末班车。坐在车中间的连接器上,我们随之颠颠簸簸转动。窗外的光影变幻不定。
        此后我们很少来往。
        一九七八年底《今天》创办时,彭刚已考上北大化学系。他偶尔到编辑部坐坐。我提醒他,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自由化运动,别忘了那次喝酒时的承诺。他咧嘴一笑,说:“有个人跟每个朋友许愿:我要有条船,一定把你带走。后来他有了条船,但太小,只能坐俩,不可能带走所有他曾许过愿的人。他只好上船,向众人挥挥手,再见啦。”不久,彭刚只身来了美国。
        十八年后,我给他打电话,再次提醒他别忘了给《今天》写稿。他这回不再提那条船了。“太太刚生了孩子。我除了上班,又开了个公司。没辄,有项专利嘛。老实说,睡觉的工夫都没有。嗨,过日子,得还清房子贷款,得给儿子攒学费。以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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